鑽石打磨廠：印度
印度因為國內吃不飽的勞工難以計數，所以好整以暇掌握了產業運作可以轉換的另一端：廉價的技術支援、廉價的客戶服務中心以及廉價的電影動畫。廉價的鑽石早已上路。印度人正在為美國的品位譜作新曲，要給美國人一種價格合意的商品。
粗鑽沒有任何特別吸引人之處，表面幾乎總是霧濛濛，總是層層裹在巖土之中。剛出土的鑽石，可能很輕易就會被誤認為一小塊石英屑或一小滴樹汁。不會有人想到把這個東西扣在耳朵上或掛在脖子上。不管鑽石有多麼美麗，一如地方神祇的力量，全都來自大家的奉獻。
印度奉上的是汗水。
正午，位於印度北部蘇拉特市的山哈維鑽石公司（Sanghavi Diamond Co.），室溫至少32攝氏度，好幾百人在轉動的金屬輪上打磨鑽石。一台轉輪配四個人，每個人都面朝轉輪弓著腰，有如四個在玩撲克牌的人，圍著一隻茶壺。我看著一名年輕人馬內許·阿姆瓦林將一顆很小的鑽石磨出許多刻面。他的雙手全都是汗。那天他已經打磨了25顆鑽石，每顆鑽石可以得到相當0.1美元的工資。阿姆瓦林告訴我：「如果耐性夠，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工作。一天下來，有時眼睛很痛，不過那是我唯一的抱怨。」
這間工廠僱用4000多名工人，是蘇拉特最大的打磨工廠，也號稱世上最大的鑽石打磨廠。工廠有三層樓，靠一台門上有格子圖案的電梯匡啷匡啷上下連通。這個工廠的形狀和大小與機棚類似。兩名穿著橄欖色制服的保安，百無聊賴地手持手動栓式步槍站在大門口，不過他們只是形式上的維持安全。因為任何意欲竊取鑽石的人，一定從內部下手。
工廠老闆錢德拉坎特·山哈維，一頭咖啡色的濃髮像鳥窩般自耳尖開始朝上往各個方向伸展。一米八的身高配上一副破鑼嗓子的他，在辦公室內歡迎我的參訪。依照慣例請我喝水與百事可樂後，山哈維告訴我，他的工廠每年送出去的鑽石超過1000萬顆。
鑽石正是印度所需要的變革。鑽石為之前一無所有的人民帶來了工作與房舍。在短短十年失控的成長之後，這些鑽石在古吉拉特邦（the State of Gujarat）影響1000萬人的家庭經濟，換言之，每戶人家都有家人或親戚以打磨鑽石為生，一天工作12個小時，每顆鑽石0.1美元。
「我們這裡正在做大生意。會改變印度的大生意。」山哈維說。
離這間工廠不遠處，有條曼查普拉路，一袋袋打磨完的鑽石成品在這兒販售。店門前搭出一個個像洞穴的露天間，牆壁鋪上花竹柏般的白色瓷磚。販售商盤腿坐在席墊上，用小鉗子挑揀鑽石。我走向其中一位年紀稍長的老闆，他穿著高爾夫球衫，為我遞上了一杯茶後，就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如名片盒的小皮匣，盒裡擺著滿滿的紙袋。老闆打開一個紙袋，讓我看裡面的東西：一袋子都是鑽石，色澤很差，但卻有成千上萬顆，每顆都不及鹽粒大。
「這些鑽石從哪兒來的？」我問。老闆聳聳肩，遞過來一隻放大鏡。我更仔細地盯著這些小到不像話的鑽石。
這就是印度天生的優勢。一切都發生在鑽石世界的垃圾品上，印度人把這顆垃圾磨出58個刻面，鑲在黃金上，送至各地。這些小之又小的鑽石粒，現在已是一百多年沒有開採出任何鑽石的印度第五大最有價值的外銷商品。印度工廠目前處理的鑽石，高達全球總量92%，搶走了美國、以色列與比利時老工匠師絕大部分的生意。
這座曼查普拉路上的露天市場，是今日許多鑽石的交易所。在這裡交易的鑽石輾轉成為美國折扣店展示櫃商品。鑽石身上不會留下任何痕跡，說明自己是出於一個十多歲男孩子的雕磨之手，更不會解釋這孩子日薪不到1美元，從事的是既骯髒又危險，可能導致肺部永遠受損的工作。
這就是印度打磨廠為後人所打磨出來的資產——一個一夜之間就成形的工業，永遠改變了鑽石買賣，也同時為鑽石出產國帶來了希望與悲痛。
鑽石是神明的住所
馬克·吐溫曾寫道：「印度是人類的搖籃，人類語言的出生之地、歷史之母、傳奇之祖，更是傳統的曾祖。」印度同時也是世上第一個判定鑽石不但值錢，而且還值得大家拚死拚活的地方。
兩千四百年前，戈爾孔達地區克裡希納河（the Krishna River）附近的淺土坑裡挖出了鑽石。一開始，當地的君主與王公酋長把鑽石當成王權的象徵加以收集，後來印度人深信每顆鑽石都和天上的某顆星有關，會影響佩戴者的運勢。撰於公元9世紀的社會風俗史《嘎魯達－蒲拉南》（Garuda-Puranam），有段文字解釋當時非常嚴苛的社會風俗特質標準：「不論在何處找到一顆鑽石，裡面都應已有神明入住。鑽石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擁有清澈與閃耀的色調、每每受稱讚的特質、每一面都平滑而均勻的形態。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鑽石才不怕任何擦刮痕跡、點狀印記與細紋，內部也不怕出現晦暗雜質。」
這些神明的住所讓人類發展出一種很熱絡的生意。沒多久，富含鑽石的戈爾孔達礦區成了軍事行動的目標。山頂豎起一座雄偉的石頭碉堡，以保護鑽石交易市集。但歲月輕流的過程中，碉堡與市集依然數度易主。當歐洲正籠罩在一片黑暗時代中，奮力與黑死病纏鬥時，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羅王朝與巴哈曼利王朝則是為了鑽石礦區的控制權逞勇鬥狠。1292年，欲前往中國的馬可·波羅途經戈爾孔達後，發表了令人稱奇且極盡加油添醋之能事的報告。他敘述了許多故事，包括皇宮內侍派老鷹到山區村子裡取回這些珍貴的石頭。只不過事實要比這個說法陰暗多了——挖地道以及在土裡篩揀亮晶晶石頭的人不但全是孩子，而且有些孩子連12歲都不到。當時沒有人具備任何角礫雲橄巖管或古代火山的相關知識，邏輯性較強的思想家判定，鑽石一定是以前的石英經過自然「熟化」而變成的寶石。
印度鑽石最早由法國商人讓－巴蒂斯特·塔韋尼耶帶進歐洲。1631—1688年，塔韋尼耶六度航行至印度，贏得了當地王公的信賴。他把買來的鑽石帶回歐洲，立刻在貴族間引起風潮。剛開始萌芽的鑽石貿易恰巧碰上了歐洲建築史上的一個重要發展——光線的使用愈來愈重要。那時鯨魚油的價格開始下跌，愈來愈多的漁船深入北極。爐火不再是房裡唯一的光源，鯨魚油也拿來用作照明。除此之外，隨著石匠技藝更加成熟，皇宮設計得以納入較大的窗戶，允許更多的光線透進內部。最後，利用鏡子裝飾牆面，讓光線在屋內反射，成了上流社會寓所的一種流行設計。就這樣，歐洲離黑暗之地愈來愈遠。在鯨魚油燭那猶如倫勃朗畫作的光影下，鑽石看起來更顯精巧雅致。
點燃西方世界想像力的知名鑽石，幾乎全出土於克裡希納河岸，而且全都大如杏果。英國某位船長從一名奴隸手上偷走的攝政王鑽石，先後成為法王國國路易十五的肩飾與拿破侖儀式用劍的劍柄裝飾。塔韋尼耶親自購買的「希望鑽石」，在呈交法國皇廷後，又輾轉經過多位倒霉的主人，最後落入紐約知名珠寶商哈里·溫斯頓的手上。溫斯頓把鑽石捐給史密森學會之前，曾在媒體上大肆宣揚這顆鑽石受到詛咒的傳聞歷史（以及他自己的聲譽）。至於另一顆大鑽石「光之山」的價值，據說在16世紀時，是全球人民半日的薪資總和。1849年，英國人與旁遮普一位未成年的小王子就一紙盟約進行磋商時，將「光之山」騙到手，鑲在維多利亞女王的王冠上。
隨著有頭銜的貴族以及一些較富有的商賈紛紛開始倣傚皇族穿著，歐洲對這種極具異國風味的石頭也開始求之若渴。激增的需求量讓戈爾孔達礦區大規模擴展，卻也因此過度開採。19世紀30年代，戈爾孔達的鑽石已完全被開罄采竭。探礦者在巴西與南非找到新的礦源。戈爾孔達的石碉堡遭到劫掠與拆除。印度人選擇黃金作為護身符，把透明的神明住所拋之腦後，從此鑽石只不過是遭殖民國運走的國家財寶之一而已。
故事並未就此結束。鑽石以一種沒有人猜得到的方式，重回印度。
靠廉價勞工重回鑽石產業
一開始，像典型的經濟革命：人民從農村流入城市。在這個故事裡，巴倫布爾寒酸的村落裡，有幾戶信奉耆那教的人家在1909年遷居孟買港。在滿是古老宗教的印度國度，耆那教是其中歷史最悠久的宗教之一。耆那教教徒並不崇信特別的神祇，他們擁抱印度教的核心信仰，相信宇宙既無始也無終，而是由出生、男女結合、死亡與重生永不止息的輪迴所構成。耆那教尊崇生命勝過任何事物，所以信徒拒絕食肉，因為屠殺帶給動物很大的痛苦，他們對殺戮所表達出來的深惡痛絕程度，幾乎與猶太教教徒不相上下：虔誠的耆那教教徒甚至拒食馬鈴薯、小蘿蔔或其他根類蔬果，因為從土裡把這些蔬果拔出來時，存活在根部附近的昆蟲很可能因此滅絕。在耆那教教徒面前打死一隻小蟲的行為，是極嚴重的社交失態。耆那教教徒對印度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們只佔印度總人口0.5%的人數。他們堅持不傷害任何生命的立場，對甘地非暴力思想的發展有至為深遠的影響。甘地與其他無數印度人全都信奉耆那教茹素與禁酒的想法。然而，儘管耆那教教義強調脫離世俗與所有感官吸引，但印度之所以成為世界這種奢華表徵物的中間人，卻完全是因為耆那教教徒的關係。20世紀初從巴倫布爾遷居孟買的耆那教教徒家庭，正在尋找他們可以從事的新工作。結果，他們找到了鑽石。
戴比爾斯集團當時也正想為大量來自南非的鑽石發展新市場。世上再也找不到比印度更合適的市場了。這個國家除了擁有長久佩戴個人裝飾物的歷史、莫臥兒皇帝留下垂垂掛掛的珠飾文化記憶之外，還有以廉直著稱，天生就適合從事這行的耆那教教徒。耆那教教徒的祖先本就是巴倫布爾皇室顯貴的官方珠寶商，即使他們本身不佩戴任何珠飾，卻很清楚應該如何處理珍寶。沒多久，往來於南亞各地運送茶葉與黃麻的船舶，也開始運送一袋袋耆那教教徒的鑽石，只不過這些貨品是存放在高級船員的艙房內。接著，仰光、曼谷、上海與新加坡的富豪晚宴圈中，紛紛出現受到鑽石吸引的新客戶。
鑽石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混亂中，本來有可能就此銷聲匿跡，但一波令人詫異的文化碰撞卻幫助了耆那教教徒——一份來自海外的友誼，經過長時間後，協助印度重建鑽石發電廠。
20世紀10年代，世界的鑽石之都是阿姆斯特丹，中間商則多是東歐信奉正統猶太教的移民。耆那教教徒也經常進出阿姆斯特丹採購商品。隨著生意上合作機會愈來愈多，荷蘭的猶太人仔細端詳印度的耆那教教徒，結果發現了可以托付大買賣的人。誰能有效率地把鑽石出口到世界各個晦暗角落？誰穿著保守、珍惜家庭、相信九鼎之言勝於一紙合約？誰又始終對自己的圈子不離不棄、恪遵謹守上天所規定的飲食習慣？
一言以蔽之，猶太教教徒認定耆那教徒和自己極為相似。
「這是一種能夠維繫百年的關係。」馬亨德拉·梅赫塔在孟買一家飯店和我喝茶時這麼對我說。梅赫塔出身於一個顯赫的耆那教教徒家族，在鑽石界已工作55年，現在是某慈善基金會的負責人。「猶太人發現我們非常值得信賴。我們處在同一個文化波長上，彼此信賴的程度非常高。」
1947年印度脫離英聯邦獨立後，耆那教教徒突發奇想：為什麼不買下比利時拍賣的最廉價粗鑽（也就是鑽石界的垃圾），然後把這些鑽石帶回家，但不是送到工匠那兒，而是送去打磨？就這樣，一種小小的家庭工業開始成長。第一家全面性的印度打磨廠是在孟買的柯拉巴區（Colaba）開張。打磨廠雇了一位切磨師傅教授切磨鑽石刻面的技術，但當時的印度政府傾向於社會主義，因此藉著發放數量有限的許可執照打壓鑽石打磨業。最後，梅赫塔與他的同僚還是找到了規避法律的方式，靠走私將粗鑽運回國，再把打磨過的商品送出去。這個過程中，通常都由印度航空與其他航空公司的內鬼相助。「不如說，我們在航空業交了很多好朋友。航運是一種跟我們非常相似的工業——一扇讓許多人快速致富的窗子。」梅赫塔帶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微笑這麼告訴我。
印度很可能一直就維持原樣：比利時與以色列藝術工匠之外另一種稍稍不體面的低廉選擇。在這兒，大部分的打磨工作都在熱得令人發昏的陰暗破落屋中進行，打磨者全是讓寶寶穩穩坐在一雙膝蓋上的年輕媽媽。然而澳大利亞後來發現阿蓋爾礦區，永遠改變了鑽石世界——也永遠改變了部分的印度歷史。呈棕褐色的鑽石對印度市場而言簡直完美極了：在折扣珠寶製造商的眼中，這種鑽石價格低廉、數量龐大，而且品質不錯。阿蓋爾和戴比爾斯之間的齟齬，只讓事情發展得更順利。1996年，戴比爾斯在印度市場傾銷了大量品質較差的鑽石，試圖把價格砍得更低，但這個舉動只讓市場的胃口更大。印度人發現自己有能力大規模設廠並僱用10多歲的青少年，吃下所有猶如雪崩般從澳大利亞突然大量湧入的鑽石。
有位澳大利亞礦業公司的高級主管對一家業界的通訊文刊表示：「那次運氣實在太好。我們非常感謝印度人，他們買下我們大量的產品。如果沒有他們，挖鑽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世界還有另一波強大的趨勢正在成形。沃爾瑪和美國其他折扣商店市場在20世紀80年代的擴張，代表海外有穩定的買方，而且他們對這種晦暗小鑽石的胃口，似乎永無止境。鑽石愈來愈平民化——不再是電影明星或中產階級新娘的特權，每一個有活期賬戶或工作的人，都可以擁有鑽石。短短三十年間，印度外銷的鑽石產值從1300萬美元暴增到120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的商品都是直接進入美國市場。
鑽石界經歷的過程，其實是後來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科技業一種高科技外包作業的前身。印度因為國內吃不飽的勞工難以計數，所以好整以暇掌握了產業運作可以轉換的另一端：廉價的技術支援、廉價的客戶服務中心以及廉價的電影動畫。廉價的鑽石早已上路。印度人正在為美國的品位譜作新曲，要給美國人一種價格合意的商品。
「如果不是你們，我們根本就不會存在。」孟買的印度寶石與珠寶外銷促進會的發言人托馬斯·安東尼如是說。安東尼求學時代的主修科目本是為了將來在化學工業界發展之用，但他的眼睛一到精煉廠就流淚不止。現在他有間自己的辦公室，室內有窗，閒暇時讀讀美國歷史當作消遣。他在會議室裡告訴我，他對福特汽車「分工生產」的概念大為著迷。
「那正是我們印度鑽石的特色：裝配系統。這個房間切割，下一個房間刻面，再下一個房間打磨。大量生產讓奢侈品成為人人都負擔得起的東西。但這又與製造汽車不同，因為我們發展出來的市場，是為了一種人們根本就不需要的商品。」托馬斯·安東尼說。
對印度而言，最大的挑戰不在於需求下滑，而是其他擁有大量廉價勞工的國家，可能會搶走他們的合約，譬如中國。中國政府最近剛降低粗鑽的進口關稅，印度現在已有20多家公司去中國設廠，希望從那個市場上牟利。與中國比較起來，印度的鑽石工薪金無疑是高所得了。
促進會友善的執行董事拉姆斯瓦米說：「全球化會把人帶往可以提供成本競爭優勢的地方。如果札雷斯珠寶連鎖店或沃爾瑪想用更具競爭優勢的價格在其他地方採購，他們就會那樣做。」拉姆斯瓦米繼續告訴我來自坦桑尼亞和斯里蘭卡那些令人感到挫敗的報道：這兩個國家的暴發戶富商，已邀請專家訓練國內貧窮的同胞掌握如何在微小的鑽石上磨出刻面的技術。
蘇拉特鑽石打磨廠
西方奢侈享樂的大夢，原來竟立足於南亞最悲慘的地區之一。蘇拉特曾是廣為人知的印度髒城之首。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這個頭銜所代表的意義無須贅言。絲綢過去是這兒最大宗的生產商品，如今絲綢製造業依然重要。白天，電動織布機轟隆隆的聲響，時時刻刻穿梭迴盪在街道上，紡織廠的高煙囪也不斷嘎嘎嘎地排出一條條灰黃色的煙柱。1994年，蘇拉特爆發了一次嚴重致命的淋巴腺鼠疫，造成莫大的恐慌。如今，某些黑暗的貧民窟已裝設了自來水，垃圾也不再堆放在街頭。然而將近300萬人窮追猛求產業工作的沉重壓力蓋頂，蘇拉特依然不勝負荷、哀哀呻吟。
抵達蘇拉特後不久，我就爬上火車站附近一座12層樓的建築物樓頂，隔著一片白色的村落與煙霧向外眺望。蘇拉特滿是貧民窟與毫無生氣的公寓樓房。一百年前的芝加哥或匹茲堡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一個嗡嗡作響的巨大生產有機體。唯一的差別在於蘇拉特所生產的商品，既不是風車馬達或鐵犁，也不是五花肉，而是小小的碳塊。
我步行穿過印度火車鐵軌東邊一座名為安巴瓦迪·比蒂焦爾的貧民窟。正在將洗衣粉倒入塑料瓶中的男子告訴我，在淋巴腺鼠疫爆發後沒多久，有關單位就裝設了許多社區水龍頭。少數幾條經過迷宮般佝僂陋室的小道，也都鋪上了石板，不過大多數的窄徑仍泛著尿臊味，中間夾著一條水色恐怖的小溝。陋室的藍色防水布門後，我可以看到地上一排排擺放整齊的鍋子與毯子。寥寥幾戶人家的電視畫面正在晃動。大肚子的狗兒在斜坡廣場上晃蕩、覓食。附近光著屁股的孩子用石頭玩著令人摸不著頭腦的遊戲。一塊滿是碎玻璃的空地上，有些年紀稍大的孩子正在玩威浮球。
蘇拉特城裡的道路複雜有如意大利面，多是土道。在這樣的系統中，夾雜了300多座類似上述的貧民窟。鑽石熱只是讓情況變得更糟，工廠在20世紀90年代以奔馳的速度擴張，愈來愈多勞工來這兒找工作。大家全認定蘇拉特是鑽石生意的理想地點，因為儘管接近孟買金融中心，但卻沒有城裡的工會組織、高額稅賦或索取保護費的組織。這兒的薪資標準低多了，不過最好的條件莫過於此城位於古吉拉特邦。古吉拉特邦是全印度對企業最和善的一個邦，邦政府不但對大型企業相關議題非常敏感，對危險的工作環境也經常睜隻眼閉只眼。
只不過再怎麼寬善，蘇拉特都容納不下所有前來找工作的勞工。垃圾高高堆起，沒有任何遮掩的汗水在炙陽燒烤下變干。1994年爆發的淋巴腺鼠疫造成近100萬人取道高速公路匆忙逃離蘇拉特。那條高速公路因此有了「通往地獄之路」的稱號。那段時期，火車車廂裡擠滿了擔驚受怕的民眾，在驚惶的最高點，卡車一天的租金飆至近1000美元。自鼠疫之後，蘇拉特情況有了極為顯著的改進，這全要感謝擁有旺盛事業心的市府首長拉奧組織較有效率的垃圾車隊以及健康檢查。拉奧同時還授權提出一份報告，將蘇拉特的慘況部分歸因於鑽石打磨廠的骯髒環境，以及素來鼓勵單身男性勞工把工資全都「匯回」家鄉的文化。
抵達蘇拉特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一位辦事員蘇尼爾·德賽，他同意幫忙，擔任我的古吉拉特家鄉話翻譯。他讓我坐上他的本田英雄摩托車後座，兩人朝著鑽石廠出發。我們飛快穿過絲綢廠與混亂的車陣，融入一條名為「瓦拉賈」的四車道高架快速道路。這條路像根毛線棒針般切穿了五層樓工廠的長廊。透過窗子，我們可以看到數百名穿著藍色工作襯衫的男子彎腰圍聚在磨輪上。這時已是晚上8點。
我們站在路邊時，德賽這麼說道：「這裡的工作文化非常棒。這些人全來自寸草不生的乾旱村莊。」
鑽石把這些人留在這兒，因為鮮有其他地方可以讓他們賺到薪資。大多數的勞工都是十多歲就開始工作，中間從未停輟。這份工作唯一的要求就是年輕、靈活的雙手以及工廠內有個朋友可以為你的誠信背書。德賽和我停下來與其中幾位打磨工攀談。
故意在牙齒上留下煙草漬的吉丹卓·蓋田，在談到自己切鑽石的熟練度時，神情像個戰鬥機飛行員。他18歲開始在打磨廠工作，最後老闆讓他切割1克拉的鑽石。這份向前邁了一大步的薪資，讓他有能力娶第二個老婆。
「這兒有自己的一套系統——只要獲得信賴，他們就會讓你開始打磨大鑽石。」蓋田這麼告訴我。我們三個人站在納格爾鑽石廠（Diamond Nagar）外的香煙攤上，距蘇拉特約10英里。蓋田戴著一隻很厚重的手錶，表上指示小時的刻度全是亮閃閃的小石頭。他說這些是六面體的鋯石。
「你滿意自己的工作嗎？」我想要知道答案。他用力點點頭。
「不需要學歷、沒有進入門檻、無須投資、賺錢也很簡單。而且工作的時候，除了錢，什麼都不用想。」他回答。
另一種較普遍的想法則認為除非絕對必要，否則沒有人應該從事這個行業，特別是有孩子的勞工會這麼想。當然，「絕對必要」這四個字，在印度許多地方都是現實的最佳描述。對很多人而言，鑽石或行乞是僅有的選擇。
圓圓的臉上滿是愁容的拉金·拉德赫告訴我，他曾想當警察。他打磨鑽石已二十多年，現在沒有其他的退路。「我的板球打得很好，其他運動也很強。可是我找不到工作，所以只好去磨鑽石。我不會建議其他人進入這行。下一代不該走入鑽石圈。這是既辛苦又不穩定的工作。我們之所以領得到薪水，是因為老闆願意付錢。」
我們站在瓦拉賈路上的一個芒果攤後，旁邊小枯樹上拴著一頭牛。這時已是夜晚，大多數鑽石廠都關門的時候。街上的計程車排成了極長的隊伍，自動人力車、踏板車與本田摩托車從路旁躥出來，鑽入轍痕纍纍的高速公路。我詢問拉德赫的家庭狀況，身邊的引擎聲震耳欲聾，我必須貼近拉德赫才聽得到他的回答。他說他有四個兒子，其中兩個現在是全職的鑽石打磨工，而另外兩個也已是打磨學徒了。
「他們不夠用功，所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在蘇拉特，要進入鑽石業賺些還算體面的薪水實在太容易。這是他們唯一可以走的路。不過我並不樂見這種情況。」他這麼說，神情哀戚。
他又加上一句：「我也不樂見自己今日的現狀。」
學習打磨鑽石簡單得出乎意料，僅有的要求就是一雙視力上佳的眼睛與無窮無盡的耐性。每名工人都有支小金屬棒，大家稱之為「多普」。鑽石以精準的角度被卡在多普上，打磨工接著有如播放嘻哈音樂的主持人用唱針在黑膠唱片上刮拉般，把多普在金屬轉輪上拖拉。因為只有鑽石能切磨鑽石，所以轉輪上覆滿了能確實噬掉粗鑽表面隆起與多餘部分的尖銳鑽石削片。在轉輪上移動多普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技巧可言，那就像攪動一鍋湯或漆一面牆。真正的經驗值在於如何把鑽石以完全正確的角度夾入多普，而且確定鑽石的每個刻面都在正確的位置上。想做到這兩點，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與穩定的視力，因為絕大多數要打磨的鑽石比蚊子還要小。根據估計，印度約有100萬人靠打磨鑽石過日子。
童工始終是鑽石業的一大特質，直到約六年之前，蘇拉特城內最大的鑽石廠老闆錢德拉坎特·山哈維如此承認。但他強調業界已經通過努力成功擺脫了這種陋習。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僱用童工的事情已經慢慢減少了。在打磨鑽石還是家庭工業的小村子裡，這種事情還是可能發生。」山哈維說。
就像是要證明自己的清白一樣，山哈維請他那位安靜卻熱情的總經理蘇雷什·帕特爾帶我參觀整座工廠。我們參觀了好幾層樓，從利用電腦設計與塑形各種奇形怪狀鑽石的設計室，到蹲踞在水泥地上一盆盆水前的工人房，我全都看過了。確如山哈維所言，所有員工年齡都在20多歲與30歲出頭。
當天恰巧是每月一次的卓越打磨獎公佈日。「這讓我們的員工覺得受到重視。」帕特爾這麼告訴我。他拿起旁邊桌上一大堆電動攪拌器最前面的那個，遞了過來。
「這是做什麼用的？」我問。
「你是我們今日的國外貴賓。如果你可以頒獎給我們的員工，大家會感到非常榮幸。」
15個人從轉輪上被叫了起來在我面前排隊。這時，我身邊突然出現一位照相者。
「這會登上我們的期刊。在這座工廠裡，這是個很激烈的競爭。」帕特爾說。
我躊躇了一下。這件事或許存在著什麼道德問題，然而如果我拒絕，那就擺明了侮辱他們。看起來，當個高尚的客人比較安全。就這樣，印度某家公司某期的期刊上有一張我和5月份最佳鑽石打磨工握手的照片。我的臉上帶著有如大學校長般莊重的表情，將電動攪拌器以及中餐用的塑料提桶頒發給優勝者。
離開工廠前，帕特爾帶我進入分類室。這是整個作業流程的最後一個步驟，大小與刻工類似的成品被傾入紙封中，準備送去給珠寶製造商、街頭商販或任何想要採購這些成品的買主。印度鑽石一般來說都不會大於1克拉，所以這兒的鑽石都由較小的鑽石單位「分」來過稱。每克拉有100分。山哈維工廠每年生產的1000萬顆鑽石，絕大部分都小於10分。
帕特爾取出兩包和餐廳咖啡糖包差不多大小的紙封，然後把裡面的東西倒在一張絲絨吸墨布上給我看。這兒的鑽石，每顆都只有3分重，全堆在一起的感覺，像是好幾撮鹽積成的小丘。這裡有多少鑽石，我想要知道。帕特爾詢問了一下分類員，接著告訴我答案：6000多顆。
我用手指在這堆鑽石中推了推，其中有幾顆鑽石像海灘上的沙子一樣粘在我的手指上。這些鑽石全都擁有「完美的刻工」，換言之，也就是傳統的單鑽形態：一個寬而圓的底，由八個面逐漸變尖變細成一個頂。
帕特爾遞來一隻放大鏡要我仔細看。「這就是印度人的手藝。」他說。
我實在無法描述自己注視這堆6000多顆鑽石時驚訝的心情。就像是處於一堆巨大的雪花之中，又像是親眼看著水分子在一朵雲中翻滾。這堆鑽石形成了一大片明亮光線以及層疊陰影，也造就出完美而透明的巨石山嶽和峽谷。這些鑽石的細緻程度令人匪夷所思，每一顆都是一個光與色的小世界，每一顆都是安妮那只婚戒上的鑽石縮小版。工廠裡當頭罩下的酷熱與耐性，全都化成這些帶著強烈明暗對比的小點。我感受到一股想要擁有這些鑽石的混亂衝動——想把它們偷偷放進口袋帶回家——儘管這些東西一無是處。
相關人員帶我走出前門，途經兩名保安身旁，他們配備著毫無用武之地的步槍。我突然確實瞭解到剛才的感受是什麼了，那是一種快樂。
戴比爾斯故技重施
鑽石作為個人裝飾品的想法，源於兩千四百多年前的德干高原，但是今天10億的印度人民卻不熱衷於重新擁抱這些鑽石或據為己有。印度國內的鑽石銷售量確實正在成長，但離「熱潮」這兩個字還很遙遠。
我去拜會了戴比爾斯在孟買的廣告代表。那是一位出身於智威湯遜廣告公司的男士，聰明又條理分明，名字叫普拉薩德·卡普雷。枯等一個小時後，卡普雷親自到公司外部大廳迎接我，並用他那短促而清晰的牛津腔英文要我原諒他不守時，並解釋這是因為一場與倫敦的視頻會議讓他脫不了身。為了向印度販售戴比爾斯的鑽石，卡普雷目前仍忙於大規模的宣傳活動。這場銷售攻擊戰始於1995年某份結果並不是太激動人心的市場調查。截至目前，印度最重要的貴重物品仍是黃金。婦女把金子垂在脖子上、農民把金子埋在地底、家家戶戶把金子儲藏在鍋子後，大家都視黃金為艱苦時候的保命財。早在數百年前，鑽石就已從這幅畫面中出局。卡普雷告訴我：「我們發現消費者其實對鑽石一無所知。之前我們推測，銷售鑽石的困難點在於價格，結果事實並非如此。除此之外，在大家的認知中，有錢、有名的人才會買鑽石。」
戴比爾斯立刻聘請了同樣有錢、有名的人來兜售他們的鑽石。一如20世紀50年代的好萊塢，戴比爾斯故技重施將手伸進寶萊塢爭取支持——寶萊塢是以孟買為基地的印度電影工業的別稱，每年粗製濫造出數千部類型完全相同的電影。戴比爾斯鼓勵收入豐厚的女演員在媒體訪問與即興對談時提及鑽石。另外，有關單位也慷慨捐贈鑽石給各種不同的粗陋電影，作為演員在戲中佩戴、竊取與爭奪的道具。銀幕下，報道名人的媒體津津樂道著電影《我一定會去》中的美麗女星，同時也是前環球小姐的蘇絲米塔·森手上那只21克拉鑽戒。她對鑽石的看法與戴比爾斯鼓勵女人為自己購買鑽石的目標完全一致。「這位帶著謎樣笑容的女演員說，自己不需要任何男人送她鑽石。」一份寶萊塢的影迷出版物這麼說。有個把目標顧客鎖定職業女性的品牌，取了「阿斯米」（Asmi）這個品牌名稱。「阿斯米」是梵文，意思是「我就是我」。「她有時髦的外表，對自己的現況感到滿意。」卡普雷如此描述他的原型客戶種類。寶萊塢要讓這個想法成真。藉著奢華人群驅走大家覺得鑽石太過奢華的恐懼，實在是違反直覺行為的高明手法。採用這種手法的立基點，是戴比爾斯假設名人就像是奢華概念的代理人，也理應是大家嫉妒與倣傚的對象。所以如果人數正在增加的中產階級想擺脫心中某種模糊的不快，就必須立即行動。當然，也就是去買鑽石。
戴比爾斯在印度媒體上通過幾則鋪陳極為完備的故事，助長中產階級心中不快的感覺。印度最受尊崇的報紙《印度時報》在情人節前夕訪問了卡普雷。他的論點，即使歷史性令人質疑，卻時效性十足。
「所以你要知道，沒有任何禮物可以像鑽石那樣帶來極大的振奮與喜悅，」當《印度時報》問及理想的情人節禮物時，卡普雷這麼回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買顆鑽石送給她，就讓你躋身於顯赫人群……數千年來，鑽石始終都是男人為了融化一顆心而送禮的第一選擇。還在歷史初現之時，鑽石就已是君主王子爭鬥與搶奪的珍寶。」
有則雜誌廣告利用印度人始終拋不開的種姓制度和出身地位的系念大做文章。廣告的主角是廣受印度人民喜愛的嘉亞特裡·德維公主，她是英國人入主印度之前，一度治理印度但現已式微的皇族成員。在印度人的集體想像中，德維或許可以和西方的戴安娜王妃或傑奎琳·肯尼迪相提並論。生於1919年的德維是社交名媛與孟加拉王公的女兒。《時尚》（Vogue）雜誌曾稱她為「世上最美麗的女人之一」。戴比爾斯發現德維很有用。有人拍到一張她的照片，照片中德維公主輕盈地走進一間房內，全身只有一條簡單的紗麗和一副大鑽石耳環。一位屬於目標顧客群的女士在看到這則廣告的初版時，驚訝道：「這簡直是低語的叫喊。」
德維廣告是個聰明的操作，扯出了數百萬印度人都覺得敏感的議題。現在，種姓制度與物質生活的舒適度雖然不見得有絕對關聯，卻始終活在印度人的心中。近年來，收入造成種姓制度嚴重斷裂。舉例來說，住在骯髒環境中的婆羅門，已不是什麼罕見的情況，一如達裡特（dalit，是較有禮貌的新詞，用來稱呼那些祖先撿垃圾的「賤民」階層）以企業家身份賺了很多錢，也不再是天方夜譚。然而儘管如此，大家心中的種姓制度標籤從未消失，至少每個人這輩子的種姓標籤依然存在。脫離種姓桎梏的唯一方式，是過著謹守品德的生活，祈望來生能出生在階層較高的人家中。德維廣告展現出另一種脫逃，一種物質化的莫可塔（moktar），也就是輪迴的解脫。「鑽石是你晉級的門票」，廣告如此低語。或者就像卡普雷對我所說的話：「這是給那些除了血統之外，什麼都已不缺的精英分子。」
即使媒體輕推，許多印度人依然因迷信而遲遲不願購買鑽石。根據古代的印度傳說，每一顆寶石都和天上的某顆星星有無形的牽連。若佩戴了錯誤的寶石，當事人不是會患癌，就是可能遭卡車撞。據說有位全國敬重的心臟外科醫生，要他的病人在心臟搭橋手術後，於胸前佩戴紅寶石，因為他相信復原的力量是通過紅色的石頭連接。這也是為什麼印度大部分的珠寶店都實施獨一無二的退貨政策。顧客購買寶石後的試用期，可以長達30天。如果顧客突然遭逢厄運，或甚至因佩戴寶石而有噁心想吐的感覺，都可以把寶石拿回店裡全額退費。不過印度大眾對鑽石在宇宙論中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卻沒有共識。我在孟買的一個星期裡聽過各式各樣的理論，從慾望、權勢、無瑕的品德，到代表行星中的金星，應有盡有。一位工廠的領班堅持認為鑽石與太陽有關，他還說自己因為屬於僧侶階層的婆羅門，所以理應清楚這層關係。
另一位在珠寶櫃檯後的仁兄，採取的是比較穩健的角度。「鑽石和占星術沒有任何關係，」他這麼告訴我，臉上帶著一個燦爛的微笑，「它對你沒有任何影響。」
這是孟買市極少數販售真正鑽石的珠寶店之一。孟買城內大多數的珠寶店不是沒有進鑽石商品，就是只賣被他們狡猾地稱為「美國鑽石」的六面體鋯石。即使在印度的金融中心，似乎也只有打磨廠要買鑽石。這兒的鑽石注定要銷往外國市場。
現實的狀況似乎再次證實了1995年戴比爾斯的市場調查結果。鑽石也許是印度第五大外銷商品，但住在印度的人，對鑽石究竟能拿來幹什麼，卻沒有任何概念。
鑽石視覺煉金術
「這只是我可以展示給你看的其中一種虛幻手法。」拉金德拉·喬斯說。
他高高舉起一個中間有顆大鑽石的墜飾。鑽石投射出一根根的光柱，但近看時卻發現光線出現折射。直視這顆鑽石，只感到光芒刺眼，我瞇著眼看了好一會兒，才發現墜飾中心原來並不是一顆鑽石，而是許多小鑽石的組合——中心點的小鑽石通過輻射狀銀軸，與週遭環繞的六顆鑽石相連。
在一個月內，這家印度工廠製作的這款墜飾將出現在美國最大的兩家零售店之一：不是彭尼百貨，就是凱馬特。售價至少是批發價的四倍。
「在這兒，所有沒有噴上天然漆的東西都特別覆上了一層銠。」喬斯這麼說。這個頭髮漸禿但心情很好的傢伙，有對大大的耳垂，左手腕上纏著一束粉紅色的棉線。他是寶加公司（Gemplus）的高級主管。寶加位於孟買城邊緣，蘇拉特打磨廠出來的鑽石，每年約有5億多顆會在此經過高雅的設計，鑲在金、銀或白金上，成為珠寶成品。寶加工廠與邁阿密某些位於荒涼郊外破落工業區裡的工廠很相似。這兒是印度鑽石前往美洲、歐洲或日本之前的最後一站。
「那七顆鑽石必須準確無誤置放在同一個幾何平面上，否則就無法展現出正確的光芒。即使是1毫米的差距，也會出現不同的效果。現在不論任何人從任何距離看這只墜飾，都會以為是一顆單鑽。它真的就像一顆單鑽在閃爍，對不對？」
我完全同意。
「這就是藝術。讓這個墜飾看起來如此美麗的人是我。」喬斯如此總結。
視覺煉金術正是寶加從事的行業別名，他們把來自蘇拉特的小鑽石用成千上萬種不同的方式排列，目的就是要讓鑽石看起來比實際體積大。喬斯本著物理學所能提供的排列方式，在努力擠壓出小小鑽石最大光芒的時候，帶著一種非常開心的驕傲感。他拿出一條閃耀著驚人光芒的手鏈給我看，這條手鏈看起來像是比佛利山莊某位雍容華貴的老婦人所傳留下來的首飾。這件背面經過了銠處理的首飾鑲有500多顆鑽石，但每顆鑽石都沒有草莓籽大。他又拿出另一件首飾給我看，這次是一條非常醜怪的項鏈，看起來有如一個凱爾特十字架，但十字架上又有曲線與凸起的線條，活像海底怪獸的觸鬚。這條項鏈上也同樣佈滿了小鑽石。我問他什麼樣的顧客會購買這樣的首飾。
他笑著說：「這也是要送到美國去的。而且我可以告訴你，這款樣式賣得非常好。」
喬斯的手機響了，他向我道了聲「抱歉」，這通電話敲定了海地某人的幾張訂單。他特別設定的手機來電鈴聲，是一首20世紀70年代的迪斯科歌曲，相當耳熟。他接電話時，我一直試圖回想這首歌的歌名。最後終於想起來了。隨著他參觀工廠時，這首歌不斷敲擊著我的大腦：像是雷聲，又像閃電。你愛我的方式令人驚懼。你最好在木頭上敲敲敲。你最好在木頭上敲敲敲……
我們到了頂樓，這兒是整座工廠光線最好的地方，設計師擁有自己的辦公桌。窗外是座池塘，池水呈現不透明的灰色，池邊有堆垃圾。有個正在辦公桌工作的女子，年齡絕對不滿19歲，她踢開自己的高跟鞋，面前攤著一張鑽石項鏈的藍圖。她手上的設計需用到總數345顆大小不一的鑽石，但總重量卻只有7克拉。
這兒的設計師大量仰賴美國的雜誌與電視。觀看奧斯卡頒獎典禮實況轉播是義務。閱讀時尚期刊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製造工廠或許位於印度，但工廠設計師的思考模式，絕對會令托皮卡或薩拉索塔的顧客滿意。
喬斯說：「我們必須以美國為中心。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市場。我手下員工的思想，都已調整到和他們努力服務的文化相似。」寶加和日本也有一點生意往來，但90%的合約仍來自美國。
「年輕」在這兒是極受重視的資源，一如蘇拉特的打磨廠。舉例而言，設計部門裡的人似乎都不滿25歲。在印度這個人民多到數不清而勞工法又積弱不振的國家裡，年齡歧視是普遍而明目張膽的行為。報紙徵人廣告厚顏無恥地標明求職員工最高年齡上限，門檻通常都設在二十出頭。在俯瞰髒水池塘的陽台上，我問喬斯，為什麼不僱用比大學生的年紀再稍長一些的員工來構思戒指與手鏈式樣。
「創意是年輕的產物，」他這麼解釋，「年紀大了，人就變得僵化。」
他接著帶我參觀工廠的其他部分，一個個房間安排得有如工業流程圖。設計師的圖樣在類似牙醫使用的鑽頭協助下，變成了金屬模型。模型壓在好幾層熱橡膠上，製出模子，之後注入藍色的蠟，形成金屬模型的軟性擬殼（「這簡直是藝術。」喬斯每走一步就不斷地如此提醒我）。打磨過的微小鑽石被仔細壓入蠟中，再覆上塑膠，送進下一間屋內。黃金在這間屋裡以1076攝氏度的高溫熔化，倒入擬殼當中，接著一氣呵成完成打磨、噴漆與鍍銠的程序。每道程序的作用都在確保小小鑽塊的小小光芒能夠在注重大小的美國顧客眼前，放大好幾倍。這座工廠位於一個「特別出口區」，也就是說，這裡可以避開印度層層的地區官僚體系與貪腐。通關只需要四個小時。一批珠寶若在星期一生產，當天晚上就可送達機場，並於10點抵達蘇黎世或倫敦，星期二下午約1點鐘降落於美國新澤西，最快星期四下午就可以掛在凱馬特顧客的脖子上。售出的商品大半都是心形墜飾。喬斯告訴我，他的目錄上已有多達35000多種不同的款式，設計群平均每天交出20款新樣式，然而零售商依然渴求更多更新款式的珠寶。
寶加進一步令人咋舌的做法是確保沒有浪費任何鑽石或黃金。滿是鑽石塵的桌子附有強力的吸塵器，可以將所有粉末吸入，等待稍後回收。值班員工在每班工作結束時，都必須將外套送到現場固定的洗衣處。烘乾機裡取出的棉絨被送去燃燒後，有關人員會檢驗灰燼中是否夾雜任何發光物質。地面的清理也有相同的程序。除此之外，員工都必須在特製的水槽中洗手，用過的水經過管線送入四個蓄水槽中。每個月月底，廠裡也一樣有人會對沉澱物進行仔細過濾，不放過任何黃金與鑽石。如此錙銖必較的態度，甚至連空氣都不放過。這裡是印度唯一一座僱主非常在乎員工把什麼東西吸入肺裡的工廠。
「這兒有人類所能呼吸到最昂貴的空氣。」喬斯如是說的同時，也驕傲地向我介紹中央空調裝置上的過濾器。他解釋，這些過濾器一如洗衣房的棉絨，會固定拿去燃燒，以便回收懸浮在工廠空氣中的黃金與鑽石微粒。
這些回收的財富都用來沖抵喬斯每個月在「破損鑽石報告」上的損失，喬斯藉著這份破損鑽石報告，向老闆解釋為什麼約有1%的鑽石並不是以珠寶的形式離開工廠。這1%的數量，換算成金額，約等於一年14萬美元——或者用印度的措辭來解釋，相當於112名打磨工一年的薪資總和。「破損鑽石」是個心機很重的婉轉修辭。喬斯說：「我們不喜歡『損失』這兩個字。這是一種心理的感受作用。員工會以為我們能夠承受這樣的損失。」
提醒大家工廠無法承受損失似乎是件不必要的事情，因為安全攝像頭隨時監控在此處工作的每一個人，而且員工在每班工作結束時，都必須排隊接受電子檢測棒的搜身。檢測棒可以測出貴金屬，但測不到鑽石，因此有些員工必須無條件接受突擊抽查（不過和其他鑽石業單位不同的是，寶加相對來說還算自由，他們允許員工穿著有口袋的衣服來上班）。不管怎麼樣，偷竊行為似乎非常罕見。每次每顆小鑽石從這個部門轉到另一個部門時都隨附嚴謹的清點單，任何數量的遺失都會當場立刻進行檢驗。「每個月我們有數百萬顆鑽石在這兒流動，你會非常驚訝——幾乎不會遺失任何鑽石。我們的利潤小到根本承擔不起任何失竊損失。」喬斯這麼說。
我們又回到了角落的辦公室內，用人送來了茶與瓶裝水。工廠的名字用金線繡在用人胸前的口袋上。我問喬斯他為什麼不戴鑽石。他全身上下僅有的裝飾品，似乎就只是一隻簡單的婚戒與繞在手腕上的粉紅色棉線。
不知什麼原因，他的回答一點都不令我驚訝。
「我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對一顆石頭那麼著迷。我的意思是，鑽石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沒有人說那是一顆鑽石，你根本不會看第二眼。滿足這樣一種可有可無的需求，就可以收錢，我覺得，這真是個非常不錯的遊戲。」喬斯說。
鑽石童工悲歌
鑽石世界中最精準的權勢登記簿，莫過於戴比爾斯的看貨商日記，也就是鑽石商名冊，名列簿上的全是鑽石界的主宰人物。這些人每年十次受邀至倫敦後，都會收到一個裝滿粗鑽的盒子。根據上次的統計，這份名單上的精英有將近四分之三來自印度。
印度鑽石圈正在進行很嚴肅的討論，希望能在國內設立一個交換中心，謀篡比利時歷來在世界寶石交易中心的地位。寶石與珠寶外銷促進會曾提及想說服戴比爾斯與其他鑽石製造商，擺脫歐洲中間商那一層，直接把鑽石運至孟買。「安特衛普最好小心一點。」印度的《今日商業》雜誌在報道這則新聞時如此強調。
隨著以色列工匠慢慢都丟了工作，猶太人與耆那教教徒之間廣為人知的關係也開始產生騷動。為數不少的以色列工匠現在受雇於自己以前的學徒。「以色列與比利時都已經被淘汰了，」有位印度交易商一面笑一面這麼告訴我，「他們現在都在這兒為我們工作，負責品質管理。他們還有什麼可為呢？」
耆那教教徒目前控制了九成半以上的印度鑽石公司，他們低調的行事作風也瀰漫整個業界。所有寶石與珠寶外銷促進會的員工都不得拿餐廳賬單報公賬，不論賬單內容是餐點還是酒品。慇勤款待是原則，但待客的點心永遠只有茶與咖啡。在這兒，書面契約完全沒有立足之地，也幾乎沒有人會違背口頭約定或甚至試圖缺斤短兩，因為一旦被認定沒有誠信，就絕不可能再在這個圈子找到任何工作。
印度鑽石交易的中心點是一棟名為普拉薩德辦公室的黃色破舊摩天大樓，坐落在一條充斥輕型摩托車的窄巷裡。孟買歌劇院就在附近，但現在已不再上演歌劇。交易商成堆聚在大樓外的土院子裡，脖子上掛著放大鏡，彼此就交易量爭論不休。普拉薩德辦公室內走廊又熱又髒，除非訪客願意在擁擠不堪的電梯前等半個小時，否則爬樓梯會是比較有效率的選擇。世上最大的鑽石批發公司羅西·布盧（Rosy Blue）的辦公室位於16樓，這家公司在九個國家都有營業點。營連長拉塞爾·梅赫塔一面檢選辦公桌上一堆打磨過的小鑽石，一面和我聊天。
「信賴是這行的優點。我們的保障很少。如果我認識而且相信某位中介商，他可以把價值100萬美元的鑽石放在口袋裡立刻進行交易。我不需要提出任何書面文件。這就是印度人的天性。我們非常好客。」
梅赫塔告訴我，現在印度公司的目標客層是奢侈品買主，以前這種高端時尚市場全是以色列切磨大師的天下。最早，蘇拉特的工廠被設計成處理微粒與微塵的地方。「老實說，就是所有的垃圾。」梅赫塔說。然而現在同樣的這些工廠卻在處理愈來愈大的鑽石，1克拉、2克拉的鑽石，但處理程序和鑽石垃圾完全相同。
「我們喜歡以量取勝，這樣子就算發生失誤，也不會是太了不起的事情。我們讓鑽石成為美國中產階級負擔得起的商品。」他這麼告訴我。
我問他鑽石相關產業是否具有任何危險，他露出了微笑。
「這個生意是耆那教教徒的勢力範圍。我們不能從事建築業，因為挖地會殺害太多昆蟲。我們真的非常留意自己的工廠。狀況很好。勞工一般來說也都很開心。」
和我談過的鑽石業相關人士，幾乎全都呼應這種說法：薪水不錯、工作安全得有如軟件產業、沒有童工。
普遍來說，童工在印度是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尤其在鑽石業，更是個特別容易受到煽動的話題。印度的傳統經濟奠基在工匠身上，許多地區都認為孩子盡早進入家庭工業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家務雜事與辛勞產業勞役之間的界限，不是模糊不清，就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環境，對想求得印度廉價勞工的大企業來說，百利而無一害。至於鑽石打磨這種需要小手與年輕銳利眼睛的產業來說，僱用童工的誘惑更大。1997年，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預估印度的打磨工中至少有一成是童工。打磨廠負責人的回應是公開實施自清政策，並強調如果國家檢驗官員在自己的廠內發現任何童工，他們絕對甘心接受高達500美元罰金的懲處。
「僱用童工的事情現在已成了歷史。」大家一再這麼對我說。
「童工？為什麼要僱用童工？沒有理由嘛。」夏爾馬一面吃著咖喱雞中餐，一面這麼對我說。他是印度國內最大的職業學校印度鑽石學院的執行主管，這所學院收16歲的入學新生，提供各種印度最新、最受歡迎的外銷產業相關技藝課程與證書。夏爾馬身材非常結實，穿著高爾夫球衫，笑聲吱吱嘎嘎，有如長廊鞦韆發出的聲音。
「現在童工比例還不到0.5%。業界不需要童工，鑽石圈不缺工人。印度有多少人？我們的人民實在太多，以致許多人都在四處晃蕩無所事事。孩子只會弄壞鑽石。」他說。
某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在蘇拉特街上遇到一個男孩，他叫哈雷許·巴蘇巴海·克拉迪亞，穿著一雙紫色涼鞋，手上提個購物袋，袋子裡有條新長褲。克拉迪亞站在一家打磨廠前，他從12歲開始就在這兒工作。
克拉迪亞不幸生為家中長子，上有三個姐姐，家住西南部古吉拉特邦阿姆雷利一個枯竭的村子中。他家沒有任何地產，父親也無法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然而一家人仍堅守印度教的文化傳統，認定替女兒提供婚禮經費與嫁妝是義務。有天，家人告訴克拉迪亞要送他去一位蘇拉特的叔叔那兒「度假」，接著就讓他坐上巴士。沒多久，克拉迪亞的表兄幫他找到了一份打磨小鑽石的工作。一天12個小時，一個星期6天，時薪0.1美元，所有薪水都準時寄回家。
「我怕那些機器，也怕弄壞鑽石，不過他們找了一位師傅教我。」克拉迪亞這麼說。他很清楚犯錯的代價是嚴苛的懲罰。他從沒犯過錯，但他親眼見過大人、小孩因損失小小的鑽石而挨揍，而那些小鑽石的重量輕到連不正確的呼吸都能把它們吹走。這種時候，打磨工唯一的希望，是在外的朋友可以到曼查普拉路上買一小顆鑽石來替補，而且還要祈禱監工沒有注意到兩者間的差別。每次碰到這樣的情況，打磨工之間的義氣就堅不可摧。
「如果損失一顆鑽石，孩子們全會一起湊錢，」克拉迪亞告訴我，「但這種事情很危險，一旦被逮到，不但挨揍受罰，這行也不會再有人僱用你了。」
在鑽石界工作兩年後，克拉迪亞的教育錯過了非常重要的環節。他愈來愈清楚，如果不採取行動，接下來的人生，勢必只有打磨刻面。兒童打磨工一年通常只能在10月底的屠妖節見自己父母一次。屠妖節是印度全國性的節日，信奉印度教的家庭用彩色的裝飾品讓家裡看起來喜氣洋洋，大家一同慶祝知識戰勝無知。鑽石廠在這段時間會連著兩周減緩工人的工作進度，數百輛巴士沿著蘇拉特狹窄的巷弄排列，準備載運打磨工回到自己的村子過節。克拉迪亞回到阿姆雷利後，找了個時間與父親獨處。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他問父親。
克拉迪亞得到的答案是：「我並沒有對你做任何事。對你做這件事的也許是你堂哥，也或許是你叔叔。不是我們做的。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倚賴你的收入。」
克拉迪亞在14歲的那個屠妖節假日，做出了改變自己一生的決定。這是個成熟到令人訝異的行為，只不過他必須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對自己說，『好。我不上學。我要繼續這份工作。我要賺錢。』」就這樣，他繼續留在工廠。
克拉迪亞當然不是唯一一個為了鑽石而被迫放棄未來的孩子。比起高高在上的鑽石界大人物願意公開承認的情況，克拉迪亞的經歷更具代表性。根據不同的計算者，蘇拉特的兒童打磨工預估數字從2500人到10萬人都有。許多鄉村都把到城裡工作當成英雄之旅，出外工作的男孩子更常被當成楷模。在古吉拉特以外許多年輕男孩眼裡，值得欣羨的對象不是美國職業籃球NBA前鋒或搖滾樂歌星，而是把家庭重擔扛在背上，小小年紀就已被揠苗助長成男人的青少年打磨工。和那些想在運動界或音樂圈闖出名號的孩子迥異的是，這些印度孩子的夢想，可以輕而易舉在蘇拉特實現——只不過這樣的選擇相當於另一種形式的與人為奴。
我遇到的另外一個人，畢魯·卡拉席拉，大拇指上有個髒髒的腫塊，雙眼無神，手上抱著襁褓中的兒子。寶寶穿的背心裝上有彩色的氣球圖案與這樣一段文字：「選擇你的顏色！」卡拉席拉告訴我，他從13歲開始就在鑽石工廠工作，當時的時薪是1美分。
「我不知道廠裡在幹什麼，他們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工作很辛苦，讓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不過老闆從來沒有懲罰過我。每天下工時，我都領得到錢。」卡拉席拉說他讀完小學六年級後，就被選進鑽石打磨業。他和他的兄弟在旱災期間遷居到蘇拉特賺錢養家。「我絕不要自己的兒子從事這行，我也不要任何鑽石。鑽石非常昂貴。我只負責打磨，把鑽石交給下一個人，然後忘記這一切。只有老闆才戴鑽石。我們連想都不敢想。」他說。
蘇拉特某家鑽石廠的主管告訴我工廠老闆如何規避有關單位查緝童工。這位經理的名字是馬努拜·帕特爾，臉上掛著一副金邊眼鏡以及一副因苦惱而嫌惡的表情。
「現在仍有一大批年約14歲的男孩子進廠工作。每次當局進行檢查時，老闆就把孩子藏起來。這樣的做法會一直持續下去，除非孩子們在鄉下的家人不再把自己的兒子往城裡送。但是只要家裡缺錢，大家就會把兒子送去跟親戚住，讓他們去工廠做工，寄錢回家。家裡過活靠的就是這筆錢。這就是古吉拉特運作的方式。大家都這麼做。」他說。
帕特爾承認他工作的地方也有童工。他說他為了這件事曾與老闆多次爭執，但每次都被斥回。他說他想辭職卻負擔不起辭職的後果。帕特爾估計，蘇拉特約有兩成的勞動人口屬於未成年兒童，這個數字與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在1997年預估的數值差不多。換言之，有一整座城市的孩子（十萬人）都瞇著眼在打磨輪上工作。
「這是令人非常難過的景況。有時候，一家人在這兒定居後，父母試著送孩子上學，可是老師一點都不在乎孩子究竟有沒有唸書。還有許多父母有一大家子的人要養，他們甚至沒有能力讓孩子讀書。於是大家期望14歲的孩子成為家中經濟支柱。」帕特爾對我說。
大型工廠並不是鑽石童工的唯一去處。古吉拉特各處有千百家較小型的打磨廠坐落於小巷子或貧民窟中——任何一個有足夠電力供應金屬輪轉動的地方都能夠找到鑽石廠的蹤影。這些家庭廠房的工作環境參差不齊，從勉強及格到悲慘不堪，全都找得到。而且，這兒幾乎完全看不出政府監督的跡象。曼查普拉路上的交易商買下這些打磨好的鑽石，轉手銷給孟買的大型鑽石公司，用在運往美國市場的珠寶之上。
克拉迪亞的打磨技術目前已純熟到一天最多能夠處理80顆鑽石。深得老闆歡心的他，今年18歲，剛剛長出第一撮鬍子。夜深人靜時，他閱讀過期的商業雜誌，希望從中學到一些東西。
「我真的很想唸書，即使在今天，我依然這麼想。我知道我的家人騙了我，可是我也很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爸爸非常為難，父母沒有辦法照顧全家人。進入打磨廠時，我就知道自己已經沒有機會走其他的路，所以我盡量利用資源。我自己做了決定——待在工廠、努力工作、寄錢回家，讓大家的生活過得去。可是我還是會做夢。我的心有條傷痕。我拿自己的生活與電影上看到的比較，覺得很不滿。可是我必須這樣過下去，擔起自己的責任。」克拉迪亞這麼對我說。
這時，我的翻譯蘇尼爾轉頭用英文對我說：「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在拿自己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做比較。你看，你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比較。他的眼睛像子彈一樣穿透了我。」
克拉迪亞抬眼注視著我，眼睛連眨都沒眨，雙手緊緊抓著從店裡買來的新長褲。他的體重一定不足45千克。我想起自己跟他同樣年紀的時候，在亞利桑那圖森市的一家速食餐廳「小卡爾」打工。我討厭管東管西的老闆，也討厭醜陋的制服，可是我愛死了那份薪水。那個年紀的我，除了覺得自己很有錢外，也因為能負起一份責任而欣喜，雖然成績一落千丈，而且為了想賺更多錢退出了田徑隊。那時的我完全沒想到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抉擇會對自己造成什麼影響。然而我隨時可以辭職不幹，也沒有人打我，當時看起來辛苦的工作，比起一天12個小時在倉庫裡磨鑽石，簡直像在度假。克拉迪亞看重自己受教育的程度，比我高出無限倍，儘管他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他想自修通過中學同等學力測驗，相當於印度版的美國中學入學考試，但無法確定自己能騰出足夠時間好好用功。蘇拉特有所職業學校教授肥皂製作，也提供一門他想要上的企業管理課程，然而這同樣也需要時間，他根本負擔不起。在一個教育能夠決定生活優渥或悲慘的國家中，在一個大家一致評定「年輕」是高價商品的國家中，克拉迪亞幾乎已經沒有任何選擇。18歲的他，有著我從來都不知道的勇氣，然而，他已是一個疲憊的老人。
克拉迪亞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他只知道自己對鑽石厭煩透了。他一點都不相信鑽石裡住著神，也不相信鑽石和天上的星星有關。
「我一點都不想戴鑽石。大家說鑽石會改變命運，我一點都不相信。寶石對生命起不了任何作用。」他說。
政府無力阻絕童工
鑽石打磨工像礦工一樣，離開工廠時通常都帶著一張黑漆漆的臉，因為磨輪會甩出鑽石塵屑、極為細小的鈷片以及其他重金屬灰末的混合懸浮微粒。打磨工應該戴口罩，不過幾乎沒有人這麼做。再說，許多工廠甚至不提供口罩。「我知道大家應該戴口罩，不過我們都沒戴。」有位打磨工這麼告訴我。咳嗽與頭痛是大家常常抱怨的事情。
「很多人都受到粉末的侵襲，」一位和我談過的打磨工穆克許·皮帕拉巴這麼說，「他們都有頭痛和呼吸道的問題。」
長期吸入含有鑽石塵屑與重金屬灰末混合的空氣，結果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可以預測。不過確有大量證據顯示，這個情況會導致氣喘與肺部纖維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家全都知道了「鈷肺」的危險性。如同這些在印度沒有採取適當面部防護而工作的鑽石打磨工，就是特別容易受到職業傷害的一群人。1992年，有一群醫生發表研究報告，報告中記錄了一群十多歲的印度打磨工肺部「嚴重受損」的情況。離現在更近一點的報告出現在醫學期刊《環境與健康展望》（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上，這份期刊特別提到一位美國打磨工出現嚴重心律不齊的案例。這個症狀，正是他一直在曼哈頓工廠裡吸入塵末的結果。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案例中，這種症狀導致當事人送命。
美國的健康專家告訴我，印度的工廠與家庭工房許多通風設備都非常差，是研究報告中提到肺部疾病的理想溫床。打磨工作很可能會嚴重影響工人日後的健康，特別是年紀很小就開始從事這行的打磨工。
「他們會吸入大量的分子，這些人絕對是患氣喘或肺部纖維化的較高危險人群。」約瑟夫·加西亞（Joseph Garcia）醫生——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醫學教授，也是研究肺部與重症醫學的負責人——這麼說。
鑽石打磨工肺部的損害在印度一直是個被忽視的議題，在蘇拉特這個鑽石打磨業的重鎮更是完全被官員置之腦後。
「我們並沒有收集任何相關的資料。根據我們的監控，沒有問題。那些人唯一的危險是當他們擠在一起工作時，可能會傳染肺結核。」這是我在拜訪蘇拉特衛生署帕特爾副署長辦公室時得到的回答。
古吉拉特邦又稱為「印度芝加哥」——有支應全世界商品所需的絲綢織工、魚罐頭工、化學品精煉工、制鹽工、廢船解體工，還有鑽石打磨工。邦政府親商的態度，不但沒有給予任何上述行業太多可供監督的空間，甚至連較具意義的數據採集都沒有。《印度時代》艾哈邁達巴德分部的編輯巴拉特·德賽早就警告過我這種狀況。他對當地的實況觀察敏銳。
「這種情況在古吉拉特有段說來話長的歷史。政府官員不想介入鑽石業。這是個『不許碰』的行業。如果他們真的給了你想要的資料，我才會覺得吃驚。」德賽說。
不論如何，我都想試試，所以搭了巴士前往古吉拉特邦的首府。一群怪異的辦公大樓站在一個被太陽曬乾的平原之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這個大家稱為甘德西納嘎復和區的地方，看起來像個廢棄的20世紀60年代社區大學遺跡，就算是最近的城鎮，也要半個小時車程。建築物周圍全是硬土層沙漠，沙漠間夾著一片片大塊乾草區。工業部佔據著一棟十層黃色大樓，所有鑽石公司都必須在此正式註冊。樓側掛著大型招牌，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某家地毯外銷商的廣告。
相關人員帶我進入一間辦公室，裡面堆著高高的打滿了字的文件與已經泛黃的會計賬本。等待副工業長官夏先生接見期間，九架固定在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推動著沉滯的空氣。最後，夏先生終於現身，但卻立刻切斷了我的問題。
「安全方面沒有任何疑慮，」他大吼，「鑽石業是非常好的行業，非常安全，全部自動化。」
自動化？這絕對不是我在工廠所見到的情況。我向夏先生提到這點，請他多加說明。
「就是完全沒有危險，」他又說了一遍，「他們沒有吸入塵屑。」
呃，沒有吸入塵屑？
夏先生不清不楚地接著說：「也許我們偶爾會有幾個沒什麼了不起的案例。」
這當下，我決定不再繼續這個話題，所以改問他有關童工標準規範的執行問題。夏先生的辦公室是負責確認某些小型工廠確實安裝了必要設備的官方機構，只為使強制執行能夠落實——至少理論上如此。
他一面回答一面按下辦公桌後的按鈕。
「沒有兒童在工廠裡工作。只有18歲和18歲以上的人。」他強調。
一名穿著制服的僕人出現在夏先生辦公室門口。夏先生朝我比了比。我被請了出去。探訪結束。在我從事新聞記者的生涯中，大概曾與一千多名代表各個不同政府部門的對象談過話。從某個角度來說，他們幾乎全都在跟我打太極拳，不過有些人的太極拳功力比較高。有相當多的人曾直視著我的眼睛告訴我，我所知道的情況是個無恥的謊言。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說什麼。然而，所有我曾接觸過的技術官僚與政治人物當中，像夏先生這樣與現實嚴重脫節者幾乎找不出來。
我從新上任的古吉拉特勞工與就業部部長維諾德·巴巴爾那兒得到了較公正的回應。他坦率承認確實有僱用童工的問題，而且在非正式的鑽石業區塊——也就是理應在夏先生部門登記註冊，但從來沒有人依法行事的小規模鑽石企業這個領域——僱用童工的行徑相當猖獗。他也毫不諱言地告訴我，鑽石廠的童工問題在有待他解決的問題清單上，絕對是墊底的項目。
要知道原因為何，一點都不難。在世界上工業化最高的地區之一貫徹安全工作環境的相關法令，巴巴爾的工作一點都不令人羨慕。這個地區——一個由鋼鐵與石棉堆起來、髒亂吵嚷的群居地，裡面有紡織廠、橡膠廠、化學精煉廠、食物處理廠與各種工房——擁有美國密歇根州五倍的人口、低到谷底的薪資、大家競相爭取的工作，以及正在坍塌的牆壁。2001年發生在普傑附近的地震造成19,727人喪生，更彰顯古吉拉特許多建築物都脆弱不堪、危及樓內大眾的事實。巴巴爾的部門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掌控位於阿拉伯海岸上的亞蘭港廢船解體場。解體場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巨大貨船，全靠打著赤腳、熟練拿著長柄大錘與小型噴燈的工人，井然有序地肢解。至於化學廠，每個禮拜至少有三個人在起因不同的事故中喪生。工作的內容如此龐雜，巴巴爾幾乎沒有任何時間徹底清查鑽石廠，至少鑽石廠裡不會有人突然喪命。惡劣的貪腐讓生效的法律執行起來更加困難，因為鑽石廠的老闆總是有辦法買通相關官員，早一步得到次數並不多的「臨檢」消息。
「消息傳得很快，當我們準備檢查這些工廠時，消息早就傳開了，孩子也都失蹤了。就算真的找到孩子，他們也拒絕回答問題。再說，即使我們收集到足夠的證據對工廠進行處罰，法院也需要三四年的審理過程。」巴巴爾這麼說。
巴巴爾早已放棄大多數必須使用到警力的策略，試圖採用軟性方式。他在蘇拉特的辦公室有六位檢查員，他們和一個婦女支持團體合作，鼓勵那些被抓到的廠商把打磨鑽石的孩子送回學校求學。違背法令的廠商可以選擇接受這樣的條件或繳付500美元的罰款。不過巴巴爾並不清楚手下的檢查員究竟接觸到多少孩子，也不知道去年他的部門一共開出多少張罰單。我猜總數應該不多。儘管如此，至少還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然而，這個現實同時也是一種認可，認可只要印度仍需要工作，而美國依舊需要珠寶，當前的狀況就可能一直維持下去。
印度在執法與現實之間，存在著進退維谷的難處，而這個難處與約五百年前歐洲殖民者搭船初來此地並快速登上阿拉伯海岸的那天一樣古老。
「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想法。以前大家一點都不在乎這種事情。他們覺得，『噢，家裡很窮，所以孩子得賺錢養家。』與此同時，他們也剝奪了孩子生命中最好的歲月。」巴巴爾說。
印度有10億人口，大多數都非常窮苦。這個簡單的事實讓打磨革命得以成功，這個簡單的事實也回答了今天印度鑽石業相關的所有問題。當年紀較長的打磨工累了，或因氣喘而病了的時候，打磨廠裡仍將永遠不乏十多歲的小打磨工。
我發現自己身在印度時，一直想到性，但不是那種淫蕩的念頭。我想到的性是一種無所不在的事實，支撐了世上幾乎所有的事物。安妮和我曾計劃在婚後立刻生兒育女。我以前很想當爸爸，卻始終不清楚這樣的想法從何而來。直到有一天，安妮聰慧地引導出我的想法。那天，我們拜訪完她的父母後，開車回聖迭戈。她說：「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必須承認，從生物學的觀點來說，她的論點無懈可擊。畢竟談情說愛的基本核心，無非就是為了傳宗接代、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儘管想到自己和安妮降級為一對專司生育的哺乳動物，感覺非常奇怪；想到我們的愛情也只不過是鞏固創造下一代行為的原理，更讓我感到怪異。但傳宗接代確實是彼此吸引的一種神秘驅動力。我們那時已經訂婚，她手上也還戴著封存了兩人伴侶關係的鑽石。我從來沒想過這顆鑽石可能是別人家小孩打磨出來的商品。
據估計，印度每天有七萬名嬰兒誕生。交合與生子是這個國家的信仰中心。寺廟中的神祇濕婆，常被刻畫成在一個置於圓圈中的巨大陽具，意喻神性存在於性交的核心。濕婆在死亡與重生的無盡道路上轉動著生命之輪。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非常節制公開的愛戀行為，在寶萊塢電影中絕對看不到親吻的鏡頭，然而事實上，這兒卻無處不性：廉價的公寓中、貧民窟的陋室裡、鐵軌旁車廂停放場的藍色防水布下；歡樂的小小爆炸，像是活塞爆發室裡汽油擦出的火星（「一種像金條般紮實的幸福」是約翰·厄普代克用來描述性高潮的詞句），讓人類這個物種得以存續、地球得以轉動。為了紀念並將性行為神聖化，西方的情人需要鑽石——一種可以將彼此激發的歡樂爆裂凍結住的東西。鑽石是繁殖的護身符，是性交的標記，這些透白的小小石頭，盛滿了各種剎那的意義。至於現成人力數也數不清的印度，則是要確保我們這些西方人可以得到鑽石。
有位和我見面的珠寶商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個像象神加內什的木雕像。他在和我談話的過程中，不時接起電話。有一次，他竟然兩個耳朵各壓著一隻話筒，活像20世紀50年代卡通中某位紐約大企業家的樣子。他對我說，就算美國的鑽石生意進入停止成長的穩定期，他也不擔心鑽石銷售量會下降。理由非常簡單。隨著世界各國愈來愈有錢，而廣告繼續散佈著傳說，那麼永遠都不會缺乏需要征服的市場。在鑽石界有遠見的人眼裡，一個正在躥升的第三世界——那些愉悅的性行為，那些出現在各地的新生活形態——全都代表著新的鑽石客戶。
這位珠寶商說：「這個生意會非常大。老天保佑，如果一切順利，我已經可以看到我們不需要美國的那一天了。」
[1]: 擁有58個刻面的切形稱為完整明亮切割（Full Brilliant Cut）或圓形明亮切割（Round Brilliant Cut）；冠部有33個刻面，底部有25個刻面。如果底部是尖形，那麼底部的刻面只有24個，總刻面數也只有57個。
[2]: 毗奢耶那伽羅王朝（Vijayanagara）：「毗奢耶那伽羅」的意思是「勝利之城」，為1336—1565年存在於今天印度南部的王朝，建於德干高原之上，以首都毗奢耶那伽羅為名。這座勝利之城現在已成廢墟。
[3]: 巴哈曼利王朝（Bahamani）：1347—1518年建立於印度南部德干高原的一個穆斯林蘇丹國，也是中古時代印度最強盛的王朝之一。1518年後分裂成統稱德干蘇丹國的五個國家。
[4]: 攝政王鑽石：140.64克拉的淺藍色多面琢型鑽石，出土時的粗鑽重達410克拉。1701年由英國商人托馬斯·皮特購得，所以也有人稱之為皮特鑽石（Pitt Diamond），目前存於盧浮宮博物館中。
[5]: 光之山：105克拉的鑽石，又作Kohinoor, Koh-e Noor或Koh-I-Nur，曾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鑽石。印度與波斯國王曾多次因爭奪這顆鑽石而大動干戈，最後「光之山」落入英國人手中，成為英國王室的加冕御寶。
[6]: 巴倫布爾（Palanpur）：位於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巴納區，為該區行政中心。
[7]: 威浮球（Wiffle ball）：美國人從棒球運動所變化出來的一種遊戲，不限地點，室內、戶外均可進行，後來又發展出其他球類的變化遊戲。
[8]: 嘉亞特裡·德維（Gayatri Devi）公主：1919年生，父親是庫奇·比哈爾區（Cooch Behar）的王子，母親是巴羅達（Baroda）公主，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
[9]: 歌名為《老天繼續保佑》（Knock on Wood），美國歌手埃迪·弗洛伊德（Eddie Floyd） 1966年的熱門歌曲，1974年由英國歌手戴維·鮑伊（David Bowie）翻唱。
[10]: 托皮卡（Topeka）：美國堪薩斯州首府。
[11]: 薩拉索塔（Sarasota）：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西部。
[12]: 屠妖節（Diwali）：又作Deeppavali，也有人稱為萬燈節或印度燈節，每年10月21日慶祝，是印度教教徒「用光明趕走黑暗，用良善戰勝邪惡」的節日，為印度與尼泊爾的重要節日之一。
[13]: 艾哈邁達巴德（Ahmadabad）：古吉拉特邦首府，位於該邦東部。
[14]: 普傑（Bhuj）：位於古吉拉特邦西邊卡奇區（Kachchh District）。
[15]: 亞蘭（Alang）：位於古吉拉特邦南部巴夫納迦區（Bhavnagar District）。
[16]: 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全名John Hoyer Updike, 1932年出生的美國小說家、詩人、評論家與短篇故事作家。多產的厄普代克最著名的作品，大概非「兔子」系列莫屬，其中《兔子富了》（Rabbit is Rich）與《兔子歇了》（Rabbit at Rest）兩本更為厄普代克贏得了1982年與1991年的普利策獎。一般認為厄普代克的主題大多圍繞著美國小鎮、中產階級的新教教徒，寫作技巧純熟而嚴謹，作品中常探討性、信仰、死亡與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除了小說、短篇故事、詩作以及評論文章外，厄普代克也寫童書。2003年出版的《早年短篇小說集》（The Early Stories）使他榮獲美國國際筆會福克納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