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馬天水是奉命向王秀珍打那個長途電話的。
馬天水此人在宦海浮沉多年，曾總結出一句「名言」：「第一把手不好得罪。」
他所說的第一把手，亦即頂頭上司。
他總是舉「順風旗」。
在陳毅市長手下，他照陳毅指示去辦；
在柯慶施手下，他聽命於柯慶施；
在陳丕顯、曹荻秋手下，他曾與造反派分庭抗禮；
在張春橋得勢之後，他「痛改前非」，成為「結合」幹部。
10月7日，當他剛到北京，要他「急轉彎」，他一時轉不過來。因為張春橋、王洪文已經給他許願，讓他做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何況他這幾年在上海替「四人幫」看家，他的命運早已與「四人幫」緊緊連在一起，成為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螞蚱，所以他會罵出「宮廷政變」之類的話。
不過，他畢竟是「三朝元老」，經歷過許多次政治風雲。他在北京開了兩天會，知道「四人幫」敗局已定，無可挽回，他就不能不為自己撥小算盤了。他再一次以為，「第一把手不好得罪」，只是此時他心目中的「第一把手」不再是張春橋，而是華國鋒了。
馬天水按照中央的意思，給王秀珍掛了電話。上海放鬆了戒備。
10月9日晚上，馬天水又一次給上海掛電話，轉達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徐景賢、王秀珍明天上午來京開會。
10月10日上午，徐景賢、王秀珍在臨行前又通過各種途徑向北京摸情況，得知「四人幫」真的被捕。不過，他倆又有點疑惑：「馬老」的話，總不至於不可靠吧。
臨行之際，徐景賢、王秀珍作了「一去不復返」的打算。他倆作了吩咐：「作最壞的打算！如果我們去了以後，兩三天沒有消息，你們就決一死戰！」他倆委託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三人負責上海工作。
徐景賢、王秀珍騰空之後，上海「基地」失去了首領，陷入混亂之中。儘管上海市民兵指揮部下達了一級戰備的狀態，但已是群魔無首了，「馬、徐、王」這「三駕馬車」都離開了上海。
「一到北京，就給我們打電話！」馮國柱、張敬標、葉昌明曾再三關照徐景賢和王秀珍。
一到北京，徐景賢和王秀珍便明白了一切。他倆幾次給上海「基地」打電話，那話是含含糊糊的：「家裡怎麼辦，等一兩天我們回來再說。」
後來，陳冀德這麼記述：
10日下午3時。朱永嘉通知我到寫作組開會。在場的有王紹璽、蕭木、顧澄海。朱永嘉說：徐景賢、王秀珍兩人已去北京了。他們臨走時約定一到北京馬上打電話給上海，好讓在家留守的人放心。結果等到晚上9點多，還沒有接到徐、王的電話。朱永嘉從市委回來說：徐、王在鄭州被勒令下飛機接受檢查，並說載他們的飛機不是專機，而是沿途把山東等省市書記放下再到上海接徐、王二人，起飛後也不是直飛北京，在中途又多次停頓。朱永嘉和留守上海的馮（馮國柱）、王（王知常）、張（張敬標）分析這種情況很反常，氣氛又緊張起來。到半夜1時左右，朱永嘉又從大院裡帶來消息，說他已和徐景賢通了電話，徐景賢叫大家不要動，等他們回來再說。王知常馬上說：時機又錯過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想徐景賢一定是投降了。他們大家都投降，我也決不投降。(60)
10月11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過。
由於外電報道了「四人幫」被捕的消息，震撼了上海。
陳冀德這麼記述：
11日下午。朱永嘉在他的辦公室裡一邊整理東西，一邊對在場的王知常和我說：
你們也收拾收拾準備坐牢吧。就這麼束手就擒，實在不甘心，也對不起張、姚兩位首長。我說：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對不起他們的事。這時，徐景賢再次從北京打電話來，要上海不要動，一定等他們回來。我想：肯定是「四人幫」出問題了，但究竟情況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晚上，朱永嘉從大院裡帶來了確切的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他說《美國之音》和英國BBC已經廣播了。聽他這麼一講，我的情緒很激動，講了許多攻擊黨中央的話，我說：中央出了這麼大的事情，與上海的關係又這麼密切，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市委成員卻都是從外電消息中知道的，這叫什麼黨內原則？事情早已發生，卻一直把我們蒙在鼓裡，這就叫馬列主義？這就叫光明正大？反黨情緒猖狂至極。(61)
10月12日，馬、徐、王仍沒有回上海。
「他們三個也肯定給扣起來了！」這樣的猜測，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轉為焦躁，轉為暴怒。
陳冀德這麼記述：
12日上午。蕭木在朱永嘉辦公室對在場的王知常和我說：我們應該怎麼辦？見沒人吭聲，他指著椅子背說：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我當時的情緒是要頑抗到底的，因此並沒有理解他講這話的意思實際上是在搞攻守同盟。我說：我是連椅子、桌子都沒有的，只有一條命，沒什麼好說的。下午，朱永嘉對我說：馮國柱（常委）已被他說服了，也準備干了。我因為平時聽朱永嘉講過馮國柱這個人待人處事比較圓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不久，蕭木到辦公室來，說警備區的李寶奇已經回來，但另外兩個司令員一點消息也沒有。朱永嘉說：糟了，李寶奇是鄧小平的人，看來問題肯定出在軍隊。當時，我們確像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我說：主席去世了，我們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塊去死吧。蕭木說：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長的，主席的人也是向著他們一邊的。晚上，朱永嘉開完常委會回來，大叫上當了，現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樣幹起來還能頂他幾天，造成世界影響。我當時思想混亂，想幹，又不知怎麼幹。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時，張春橋、姚文元接見我的講話記錄本和照片全燒了。因為燒得比較慢，張春橋寫給我的信件和我給他寫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鍋爐房去燒的……(62)
雖然後來得知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滬，但朱永嘉等已經沒有耐心再等待了。
於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關於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為詳細。下面引述了這位當事者的回憶：
10月12日晚上8點半鐘，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了總工會和寫作班，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會議氣氛非常緊張，並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亂的吵聲中，朱永嘉突然站起來，兩手把袖子捲起，態度十分囂張地拋出了要在13日6點鐘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口號是四個還我：「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
王知常接著說，現在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幹，口號是四個還我。（這時朱永嘉寫了一張「民氣可用，決一死戰！」的條子，在會場上傳閱。——引者注）
蕭木急急忙忙地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
王少庸態度極其囂張地說，我提出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
陳阿大接著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只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
馮國柱態度積極地接著說，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扣起來。
我不理解，問馮國柱為什麼要扣馬、徐、王三人？
馮國柱說，你不懂，他們三個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這時有人很明確地說：「馬天水是軟骨頭，徐景賢是動搖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個人都可能投降了！」——引者注）
會上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場。
馬振龍的態度極其囂張，又哭又鬧，並且說，現在就要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說，上海帶一個頭，外省市也會跟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指迫使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放「四人幫」——引者注）。朱永嘉並且極其反動地提出，如果被鎮壓，失敗了，那麼像巴黎公社一樣，歷史上也會記上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干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指「四人幫」。
（這時，「歷史學家」朱永嘉來了個「古為今用」，講起了秦漢之爭，劉邦、項羽之爭以及巴黎公社血戰到底的歷史典故。然後，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們工人幹部去搞。報社、電台我們搞。我們和蕭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時前派民兵佔領電台，向全世界廣播我們的宣言。要干就大幹！現在不幹，將來會在歷史上留下慚愧！」——引者注）
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裝叛亂方案以後，馮國柱要每一個人表態，廖祖康接著讓每個人，點著名的要表態同意朱、王兩個人提出的方案。到會的人都表了同意干的態度……
當夜，他們制定了兩個武裝叛亂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靜；在濛濛細雨中，一輛輛轎車駛出康平路。其中的幾輛朝東徑直駛向外灘。
矗立在外灘的上海總工會大廈400室，燈光耀如白晝，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煙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組織組負責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這裡召集緊急會議。「五虎將」全部到齊——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這是一支「忠誠」於王洪文的力量，是「工總司」的老班底。他們要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們研究了停水、停電的種種方案，主張「立即起事」。
畢竟馬、徐、王不在，這伙「王家班」研究了許久，未能有一個頭兒拍板。最後，只得決定：在工會系統（大體上也就是原「工總司」系統）向下「吹風」，使當年的那批「造反英雄」們起來第二次「造反」。他們擬定了20多條「起義」的標語，還組織人馬以最快速度趕印進行「起義」的傳單。如果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滬，他們就決定在10月13日晚大幹！
10月13日凌晨1時，上海市總工會各級負責人匆匆趕到總工會大廈。這些負責人，大都是當年「工總司」的各級頭頭。他們緊急動員起來了。
根據廖祖康的意思(63)，葉昌明在這凌晨緊急大會上，「吹」起「風」來了。
以下是從當時的記錄中查到的葉昌明的原話：
「現在我們和去北京開會的馬老失去了聯繫。
「據外地傳來的消息，還有外國電台的廣播，都說中央高級領導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處境危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來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對這件事我們要獨立思考，經受考驗。
「上海正面臨著大考驗。我們正面臨著大考驗。……」
雖然朱永嘉力主10月13日早上6點開始「大干」，但是由於馬、徐、王已定於上午11時飛抵上海，不少人主張還是等幾個小時，等馬、徐、王回來再定。這樣，10月13日上午，上海沒有響起槍聲，仍保持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