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起了細雨。
急匆匆，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拖兒帶女，離開了康平路。沒有坐小轎車，悄然登上公共汽車，從上海西南角斜穿整個市區，前往東北角楊樹浦。
王洪文的「小兄弟」已經給她透露消息：「王洪文出事啦！」
她一次次給王洪文掛長途電話，總是沒人接。
她給上海國棉十七廠廠醫、她的一位好友陳玉芬(58)掛電話。在電話裡沒說幾句，她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怎麼辦？孩子怎麼辦？」
「到我這裡來吧，暫且躲一躲。」陳玉芬勸慰她。
她就帶著兒女，借住到廠醫陳玉芬家。
廠醫陳玉芬與她的友情，倒並非「造反之交」。她的丈夫從部隊復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曾任廠黨總支委員，「文革」前與王洪文有點來往。1966年，她的丈夫去世。1967年在與「聯司」血戰之時，她曾替崔根娣照料孩子。正因為這樣，這一次崔根娣又想到了她，把孩子帶到了她家。
她家不是個顯眼的所在。金祖敏也把女兒托崔根娣一起帶去。頓時，廠醫陳玉芬家裡擠了一屋子人。
不久，這小屋裡又增加了一名「逃難者」。她叫張融融，張春橋的第三個女兒。
張春橋的女兒怎麼也躲到這兒來呢？原來，是崔根娣做的大媒，把上海國棉十七廠青年工人徐百豐介紹給張融融。聽說崔根娣在廠醫陳玉芬家避難，張融融也以為這裡安全，便過來暫避風頭。
雖然這兒是工人宿舍區，遠不如康平路高幹宿舍豪華、寬敞，崔根娣心中反而踏實了。她與廠醫陳玉芬擠在一張床上，說出了心裡話：「不知道怎麼搞的，這些年我的心總是懸著，擔心洪文遲早會出事。現在，果真大禍臨頭……」
不過，就在這一天，上海民兵指揮部那緊張的戰鬥氣氛，忽然緩和了。徐景賢、王秀珍這幾天繃緊了的臉上，居然出現了笑容。
上海「基地」怎麼一下子鬆弛了神經？
原來，10月9日上午10時，馬天水從北京給王秀珍打來了電話。
「是馬老吧？」王秀珍一聽見馬天水的聲音，高興得跳起來了。
「是我呀，我的聲音你還聽不出來？」真的，從電話耳機裡傳出來的，是馬天水那熟悉的河北口音。
「你身體好嗎？」王秀珍問。
「好，好，我在京西賓館裡一切都很好。」馬天水答道。
「四位首長好嗎？」王秀珍問了最關鍵的話。她所說的「四位首長」，不言而喻是指「四人幫」。
「他們都好，身體很好。」馬天水居然這樣答道。
「你見到他們了嗎？」王秀珍緊緊追問。
「他們工作都很忙，我沒敢打擾他們。他們在電話裡托我向景賢和你問好！」馬天水說得很流暢，很自然。
掛上電話，王秀珍急忙把好消息轉告徐景賢。
徐景賢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頓時癱在椅子上——連日的疲勞一下子襲了上來。
「小兄弟」們也飛快地得知「喜訊」。
葉昌明頓足道：「唉，虛驚一場！」
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的年輕的女委員、《朝霞》雜誌總編輯陳冀德，在1977年5月27日受到審訊時，曾這麼說：
9號上午，聽朱永嘉說：徐景賢、王秀珍與在北京的馬天水通了電話了。馬天水說：他們三個（指王、張、姚）身體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籌備一個重要會議。我聽後，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當時我對朱永嘉說：要是馬天水說了謊，這個玩笑可是開得不大不小。王知常說：馬老是老幹部了，說謊不至於。因為聽到了這樣的消息，思想上不像8日那樣緊張了。中午，蕭木到我辦公室來，對我講他可能馬上要走了。我說北京究竟發生什麼事情還不清楚，不會馬上叫你回去的。他說：不管出什麼事，我都是要走的。小說我不想寫了，也寫不下去了，不管怎麼樣，人家都會說我寫這部小說是為王洪文樹碑立傳的。我說：那也不能這麼講，文化大革命總歸還是要反映的，也總會有代表人物。蕭木要我替他保存小說已經印出來的部分清樣。在講到當前形勢的時候，我說不知會有什麼變化，華國鋒同志任主席的話，春橋同志可能會當總理。蕭木情緒低沉地說：恐怕事與願違。以後看起來中央是集體領導了，不可能像主席在時那樣，一切都可以由主席仲裁，決定。現在還沒有像主席那樣可以仲裁一切的人……(59)
上海迅速地恢復了平靜。
這天零點，先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緊接著上海各報與中央各報一樣，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重要新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作出兩項決定，即《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這兩項決定是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在10月8日作出的。
另外，這天還同時下達中共中央文件，宣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7日作出決定，由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一定是中央在開政治局會議！」看著報上刊登的兩項決定，看著中共中央文件，上海的「四人幫」的同黨們，作出了「合乎邏輯」的解釋。
警報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