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已經確證北京的「右派政變」，在上海康平路舉行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便變成了一次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會議。
後來，朱永嘉是這麼描述的：
當時我跳出來說：我們得準備鬥，搞成「巴黎公社」，維持幾天是可以的。我們可以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或者先發一點語錄，和赫魯曉夫怎樣上台的材料。王秀珍在會上說：民兵已經動員了，先動員二千五百人(53)，三萬一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連夜搞巡邏，還說輿論工作叫我去準備。徐景賢和馮國柱、張敬標商量後，宣佈幾項決定：一、現在開始作武裝暴亂的準備；二、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二地：王秀珍與馮國柱去民兵指揮部，徐和王少庸去丁香花園；三、部隊方面要做一點工作；四、張敬標仍留在辦公室值班。
散會以後，我立即到文匯報、解放日報、廣播電台分別打招呼，告訴他們，「四人幫」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決定，不發中央的消息，只發自己上海的消息，行嗎？並要他們在少數骨幹中個別打招呼，他們都同意了。回寫作組也作了佈置，要王知常準備語錄和赫魯曉夫如何上台的材料，至於告全市全國人民書還沒有來得及討論。(54)
1980年12月13日上午，徐景賢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王洪
文、張春橋時所作證人證言中說：
在策劃會議上面，我們具體地討論了設立指揮點的問題……我們就決定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一號指揮點由我帶領負責抓總和準備輿論，最後行動的命令由我這裡發佈，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二號指揮點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
我們在策劃會議上確定了指揮點以及分工以後，我就當場執筆開列了一份進入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名單。一號指揮點名單有：我，市委常委王少庸，警備區副司令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二號指揮點的人員名單有：王秀珍，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人。我在會上當場宣讀了這份名單，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這兩個指揮點的人員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反革命手令。(55)
這時，法庭投影和宣讀了這個手令。原文是：「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宣讀後，審判員王戰平問徐景賢：「這是你寫的吧？」
徐景賢答：「是我親筆寫的。」
審判員王戰平說：「好，你說。」
徐景賢：「寫好以後，在分手以前，我把這個手令當面交給了王秀珍……」
接著法庭又投影和宣讀了徐景賢寫的第二個手令。內容是：「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象賢同志指揮。」
宣讀後，審判員王戰平問：「是你寫的嗎？」
徐景賢答：「這是我親筆寫的。」
審判員王戰平說：「你繼續講。」
徐景賢：「……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所策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已經箭在弦上了，只要一聲令下，上海就會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張春橋過去多次引用過《紅樓夢》當中的一句話，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用來開導我們，啟發我們。他又多次說過『準備殺頭』這樣的話，用來對我們進行反革命的氣節教育。當我在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的時候，我確實是準備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豁出一條命去幹了。我替『四人幫』賣命，與人民為敵達到了瘋狂的程度。」(56)
10月8日午夜，上海的瘋狂之夜。
關於一號指揮點，徐景賢已經寫得清清楚楚。
王秀珍率領馮國柱、李彬山、楊新亞等來到上海市民兵指揮部二號指揮點。
10月9日凌晨1時，那裡燈火通明。應召趕來的有王洪文的「小兄弟」陳阿大、戴立清、葉昌明、黃金海、馬振龍。此外，還有先期到達那裡的廖祖康(57)、施尚英、鐘定棟、馮國柱。
王秀珍成了那裡的首領。她滿臉慍容，環視了與會者之後，用壓低了的聲音說出了一番富有煽動性的話：「中央出了反革命政變，修正主義上台了！這是右派政變！我們要與他們對著幹，血戰到底。我們的民兵即使打兩三天也好。槍聲一響，全國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在這關鍵的時刻，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將」，個個嘴裡噴射著復仇的烈焰。
陳阿大揮舞著拳頭說：「要大幹，馬上干！吳淞口只要沉一條萬噸輪，就能把航道堵住。去幾輛大卡車到機場，把鋼錠甩在跑道上，就能把機場封住。」
葉昌明出了另外的主意：「我們可以在上海發動大罷工。上海一罷工，就會產生國際影響。」
黃金海提醒道：「最重要的是糧食！必要時可以動用金庫去買糧食，萬不得已可以到江蘇去搶！」
戴立清講：「把民兵拉出來幹。失敗了，歷史上會記上我們的功績的！」
馬振龍發出了同樣的吼聲：「我們要對著幹。大不了完蛋，大不了掉腦袋！」
倒是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沒有說什麼「豪言壯語」。他派人到城建局，連夜取來幾套上海詳圖。他知道，一旦在上海打起仗來，沒有上海詳圖難以指揮。
上海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則對10月8日午夜的密謀內幕，作過如下回憶：
在10月8日的晚上10點鐘，我和李彬山、鐘定棟策劃制定了武裝叛亂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戰備值班的民兵、車輛、巡邏艇、設立秘密指揮點，開設電台和聯絡暗號等。在10月8日晚12點，王秀珍、馮國柱兩個人又糾集了警備區和總工會的一大幫人到了民兵指揮機關，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我和鐘定棟兩個人向王秀珍、馮國柱兩個匯報我們擬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車100輛，卡車100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一一號武裝巡邏艇、十五瓦電台15部。秘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施尚英原在上海造船廠工作——引者注）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選擇了我們信得過的人進駐各區當聯絡員，並且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還要求在9日18時以前，全部落實。
王秀珍提出國棉十七廠和國棉三十一廠這兩個單位目標太大（即王洪文、黃金海原先所在的工廠——引者注），要我們在楊浦區另外再找一個工廠作秘密指揮點，其他都同意。
王秀珍並且告訴我們，她和馮國柱一幫人立即到東湖路7號，並要我們聽他們那裡指揮。
根據王秀珍和馮國柱的指使，我們就選擇中國紡織機械廠為另一個秘密指揮點，並且在10月9日的上午9點鐘，由我和吳立義、鐘定棟召開了十個區民兵指揮部和五個直屬民兵師的負責人會議，把我們擬定的方案作了佈置。
之後，我們都帶了手槍和文件等撤離民兵指揮部，到兩個秘密指揮點上待命。
王秀珍所看中的東湖路七號，亦即東湖招待所，那是上海市委的一個招待所。王洪文回滬，總是住在那裡。
在一號、二號指揮點，徐景賢、王秀珍分別指揮著一班「武將」。
朱永嘉呢？他則忙於指揮那班「秀才」，作輿論準備。
10月8日之夜——「四人幫」被捕48小時之後，如姚文元所「預言」的那樣，上海「基地」「在複雜情況下獨立作戰」。
一場武裝內戰的陰雲，籠罩著上海。儘管上海1000萬市民對此還毫無所知，但是上海已堆滿了乾柴，只差一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