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被捕之後，由於封鎖消息，上海「四人幫」的餘黨們最初並不知道北京的真實情況。
儘管馬天水和周純麟突然奉命前往北京，曾引起徐景賢和王秀珍的懷疑，但是他們到達北京之後，並未發來異常的信息。
10月7日晚，王秀珍打電話給北京京西賓館，找馬天水。電話是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接的。房佐庭告訴王秀珍，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
其實，當時，馬天水已經參加了中央「打招呼」會議。遵照中央規定，房佐庭對王秀珍說「中央還沒有開會」。
當王秀珍要房佐庭找馬天水直接通話時，房佐庭推說：「馬老在洗澡。」
由於電話是馬天水的秘書接的，所以沒有引起王秀珍的懷疑。
10月7日晚上，徐景賢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打了個電話。當時，於會泳告訴徐景賢：「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是華國鋒決定的。」
接著，徐景賢又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劉湘屏則告訴徐景賢：「沒聽說中央開什麼會，王、張、姚的情況不知道。」
儘管於會泳和劉湘屏的答覆隱含著異常情況，但是還不足以使徐景賢對於北京局勢作出發生異常的決斷。
這樣，10月7日那天，上海在平靜中度過。
10月8日，上海陡然緊張起來！
發現北京動向異常，是從10月8日清早開始的。
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在開庭審問王洪文、張春橋時，徐景賢作為證人出庭。徐景賢在證言中，詳細敘述了當時發現北京動向異常的過程。
10月8日的大清早，（張春橋老婆）文靜說，張春橋的兒子原定10月8日上北京的，結果文靜給張春橋打了一夜電話沒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文靜對王秀珍說了以後，王秀珍就親自給王洪文那裡打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就是打不通……我們商量以後，決定把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向北京打電話。這幾個人到來以後，就通過各種渠道，用各種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那裡打電話，結果一個都打不通（當時廖祖康判斷說，「情況反常」！——引者注）……這個時候，我給《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打了電話，想要問問情況，結果魯瑛的神態十分反常，沒有講兩三句話就急忙把電話掛上（當時蕭木說：「壞了，魯瑛肯定給監視起來了！」——引者注）……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收到了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戰備的電話通知。上海警備區又向我們匯報說，原來總政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現在通知停止召開。（這時，徐景賢又從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負責人那裡獲知：「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針辦》等兩首歌。」——引者注）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我們很憂慮。我就和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以及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王洪文的秘書蕭木、廖祖康一起在常委學習室分析形勢。我說，毛主席逝世以後，一號戰備剛剛通知撤銷，怎麼現在中央軍委又通知加強戰備了呢？而且這個通知裡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有什麼人出了事情……這個時候，市委常委張敬標通過上海警備區的軍用電話接通了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也趕去聽電話了。房佐庭告訴他們說，會議不准往外打電話，又說這次他們到北京的時候是穿軍裝的人去接他們的。房佐庭在電話當中傳回來一句暗語，說是「我的老胃病重患了」……這樣我就在常委學習室跟他們幾個人議論：房佐庭沒有胃病，他說「我的老胃病重患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這個時候說：幾個老帥，像葉帥、徐帥他們還是有號召力的。說到這裡他不再說下去了，但是我們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說幾個老帥可能已經發動軍隊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下手了。我心裡是同意廖祖康這種分析的……(48)
廖祖康的這一估計(49)，顯然因為他是長期在王洪文身邊工作，從王洪文那裡得知中國政界最高層的內部鬥爭形勢，所以他的話不多，但很準確。
徐景賢聽了，當即說：「極可能發生軍事政變！」
王秀珍接著說：「老帥動手了，右派上台了。」
就這樣，「四人幫」上海餘黨在10月8日上午作出了北京「極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的判斷。
但是，這一判斷，還只是「極可能」而已，尚未得到最終證實。
儘管尚未得到最終證實，徐景賢和王秀珍開始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們以及上海的重要部門負責人「打招呼」，做好應付突變的種種準備。
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在1976年11月5日所寫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10月8日下午在上海康平路舉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緊急「打招呼」會議的情形：
8日下午3點，我去康平路小禮堂開會，會議由徐景賢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王秀珍、馮國柱等常委和列席常委，徐說：給大家通一個氣，馬天水7日去北京開會，通不上消息，房佐庭（馬的秘書）打電話回來，說是老胃病發了，估計中央可能出事，會議就散了。(50)
為了摸清北京的真實情況，王秀珍派出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金在8日下午飛往北京，打聽消息。王秀珍與他約定了暗號，如果北京果真發生「右派政變」，就來電話說，「老娘心肌梗死」。
確證北京動向異常，是在10月8日晚上。
朱永嘉這麼寫道：
8日晚上，我又去康平路，在場的有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等，他們向北京打電話，探聽消息，後來繆文進（金）打電話來講老娘心臟病發了，是心肌梗死，這樣大家認為是「右派」政變……(51)
當時，確證北京動向異常，除了繆文金的電話之外，還有兩個電話。
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祝家耀打來的。祝家耀是王洪文把他調入公安部，準備安排他當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在電話中說了三句話：「人都集中了，門鎖起來了，不能動了。」這三句話清楚表明，北京發生了「右派政變」！
緊接著，文化部劉慶棠來電話：「我們文化部的幾個人也病了。」劉慶棠所說的「我們文化部幾個人」，無非是指於會泳、浩亮(52)等人。「病了」，也就是失去了行動自由。
這三個電話，最終證實了北京發生了「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