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尖對麥芒，「四人幫」也在暗中調兵遣將。
1980年7月12日，王洪文在審訊中供認：
我得到許世友兒子的信後，首先找到毛遠新，把這封信給他看了。
我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麼辦？」
毛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戍區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鬧事，我們就被動了，最好的辦法，是盡快從瀋陽軍區調兩個師來。」
我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
毛遠新說：「我給孫玉國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
我點頭表示同意，又擔憂地說：「遠水解不了近渴，關鍵時刻還得靠民兵。」
於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揮部的馬小六和張世忠，讓他們連夜調集三千名武裝民兵，秘密駐進中南海東側的中山公園裡，待命行動。同時，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長劉傳新和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通報了這個情況，指令他們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邏車，對釣魚台、中南海、人大會堂等幾個重要場所進行重點守衛……
王洪文所說的「許世友兒子的信」，是他以非正常手段，截獲許世友兒子寫給北京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說：
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可能要發生內亂，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佔領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
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幹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也快完蛋了。
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沒人聽他們的，槍桿子全抓在我們手裡，他們只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
爸爸說，他只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上海的。(16)
這封被截獲的信，使王洪文心驚肉跳。他不僅把信給毛遠新看了，而且還給張春橋看了。
無獨有偶，姚文元也收到一封信，使他坐立不安。不同的是，他不敢把這封信在「四人幫」中傳閱。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審訊筆錄》中，他便談到這封來信：
問：繼續交待向你提出的問題。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我的思想狀況。
先從1976年7月下旬說起，新華社的解力夫轉給我一封河南分社記者寫給我的親啟信，並要求我把此信轉給毛主席。這封信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問：信裡寫的是什麼內容？
姚：這位記者寫信反映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他時講的一番話。這封信寫得很露骨，給我印象比較強烈的有：一、用很壞的語言攻擊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說毛主席活不了幾天了；二、攻擊華國鋒總理沒有能力，說他現在雖然擔任了總理，但在工作上一邊向李先念問問，一邊向張春橋問問，這樣把兩邊的意見湊起來做工作，還特別攻擊他在外事工作上沒有經驗；另外，還有許多吹捧紀登奎的話，說他父親如何有能力，現在不高興多管事，不高興出主意了；四、他還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爭，說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毛主席還活著，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干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佈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之類的話；他還說老派、新派無論誰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台好一些。紀登奎的兒子還對這個組織部長說：要他回去給省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這位記者還反映河南省委在聽到這個組織部長傳達後的情況，如劉建勳（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的態度。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寫信人瞭解了很多的秘密。
當時毛主席已經病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華國鋒主席已搬進中南海。我看了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為信中有些情況不確實，比如信中說毛主席患了喉頭癌，就不對。另方面，又覺得是不是有某種根據。這裡根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夾雜些內部情況。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毛主席逝世後，我的確有垮台的可能。
這封信收到後，我思忖再三覺得不能轉給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經病重了。我又不願轉給毛遠新。也沒有送給華國鋒主席，因為信裡有些話是說他的。我更沒有想到送給江、張、王。這封信就一直壓下來了，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裡。
那封來信，使姚文元預感末日的來臨。
面對審問，姚文元繼續答覆：
姚：當時，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時候，華主席、張春橋找我談話，要我和紀登奎負責準備文件，以我為主。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和紀登奎一起找了辦公廳的周啟才、李鑫等幾個人。在中南海準備文件，包括《告人民書》等一整套計劃，搞好後封存在那裡。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幾個宣傳單位負責人佈置毛主席逝世後的宣傳工作。
問：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華社的朱穆之，《人民日報》的魯瑛，《光明日報》的莫艾，《紅旗》雜誌的許健生，中央電台的鄧崗。
談完話後，我又單獨把魯瑛留下來，我對他說：「這幾天要是你們到處找我，突然找不到我這個人了，你要繼續做好報紙出版工作，現在階級鬥爭形勢還是很複雜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樣，還要看一看。」我想利用這種暗示的形式和他說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講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內容告訴他。我當時看他的樣子好像並不懂。不管我這話對他產生什麼影響，我都要負責。
問：僅僅是紀登奎的兒子談話內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麼震驚嗎？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姚：沒有這封信，我也會感到自己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要解決到自己頭上了。但沒有這封信，我不會對魯瑛講那番話。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寫及人們已經開始「疏遠」和「不滿」江青，還寫及張春橋「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許多」。但是，姚文元聲言，他要「戰鬥」：
上午同國鋒、洪文守靈；接待朝（鮮）、阿（阿爾巴尼亞）、羅（羅馬尼亞）等國使節，許多外賓在主席遺體前失聲痛哭，表現了各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為什麼，江青沒有參加會見。後來她提出政治局開會，在會上，因為遺體問題和華吵起來。她的言詞很激烈，大家都不滿意，這樣下去會很危險。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開始疏遠她。我不能這樣做，要努力幫助她，支持她，要對得起主席。
下午審新華社稿和電視台的錄像，沒有江青的鏡頭，已讓鄧崗補上。《人民日報》社論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橋同志。他，似乎有什麼話要對我講，過幾日應找他談一談。
晚上，同英長談，重點國內形勢和黨內鬥爭。她的政治嗅覺很敏銳，和我有同樣的預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會趁機鬧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準備。我和英最擔心的是孩子，他們尚小，不諳世事，能經受得住殘酷鬥爭的考驗嗎？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來為什麼老想到孩子，為什麼變得這樣多愁善感，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現。我要振作起來，要充滿信心，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戰鬥。
記住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歡的生活——戰鬥！」
「四人幫」都預感末日的來臨。王洪文和毛遠新都把希望寄托在孫玉國身上。
後來，孫玉國在檢查中這麼寫道：「『四人幫』為了拼湊資產階級幫派體系，搞封官許願，讓我到總參當副總長。1974年3月，在中央讀書班期間，王洪文在讀書班負責人會議上利用集體封官許願的陰謀手段，拉幫結伙說：『在座的先給你們打個招呼，現在瞭解情況，將來調你們來工作方便，到時候調你們來，不來可不行。』」
此後，王洪文幾度提議孫玉國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孫玉國與毛遠新、王洪文過從甚密。正因為這樣，王洪文和毛遠新把孫玉國看成在軍隊系統中能夠「調得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