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覆滅前夕，頻繁地通過蕭木，發出對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張春橋的機要秘書嚴忠實在「證言」中這樣寫道：
我叫嚴忠實，1971年以前在中辦機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組織指派張春橋的機要秘書。現在中辦機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張春橋讓我打電話找蕭木（王洪文處工作人員）到釣魚台住，大約談了三個來鐘頭。
1976年9月27日晚飯後，蕭木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回上海，問張春橋有沒有什麼要交待的。我當即報告張春橋。張對我說：「叫蕭木來吧。」我下樓後，又給蕭去電話，大約是晚上八點多鐘，蕭木到張春橋住處（釣魚台9號樓）辦公室，一直談到11點多鐘，後回王洪文處。
兩次談話（我）均不在場，談話內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離審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發交待：
「四人幫」覆滅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蕭木派機要員從北京送來一封密信，信中寫的主要是張春橋9月18日晚同他談話的內容。因原件已被燒燬，現根據當時的筆記和回憶，恢復原狀如下：
朱、王、王、陳、顧、章：
9月18日晚，春橋同志找我談了一次話，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我對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後，處處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種失落感。春橋同志說：毛主席處處不在又處處在，毛主席雖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線、制度、政策都留下來了。春橋同志又說：毛主席的身體是被鄧小平搞壞的。鄧小平欺騙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覺，只好帶病領導和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硬是把身體累垮了。光憑這一點，鄧小平的罪也就夠重的了。
二、我勸春橋同志要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體。春橋同志說：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難受得受不了，胸中時常感到氣悶，守靈時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誰知被電視台的記者拍攝進鏡頭裡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見春橋同志在院子裡散步了。
三、我對春橋同志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隊不在這邊。春橋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基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在於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四、我問春橋同志：中央今後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春橋說：主席不在了，看來今後中央只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後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在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修正主義上台。蘇聯現在變修了，將來還是會出列寧的。中國即使修正主義上台，將來也還會出列寧。
五、我講到主席逝世後，外地有些壞人關門飲酒，引起群眾氣憤，上門懲罰。春橋同志說：我倒擔心這方面搞得太過分了，當然群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這樣好的八億人民，一定會湧現出自己的領袖。目前最困難的就是現在這一段時期，只要把這一段時期度過去就好了。現在要出鄧小平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會起來反對的。
六、我對春橋同志說：廣大群眾普遍希望能盡快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六卷。春橋同志說：毛選五卷的書稿已被胡喬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難。還是考慮出單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國慶前爭取選出毛主席論接班人五條標準的。
七、春橋同志對我說：主席逝世時，蘇修也發來唁電。這樣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請示報告，竟然收下了，最後是我從外電消息中發現了這一情況，才讓他們把蘇修的唁電退了回去。
八、我談到現在人們普遍對形勢感到擔心。春橋同志說：要樹立信心，今後還是要強調批鄧，要講團結，這是大方向。你轉告上海的同志們，要振奮精神，努力工作，準備鬥爭。
此信閱後即毀，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蕭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幾點說明：
一、朱、王、王、陳、顧、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紹璽、陳冀德、顧澄海、章樹焜。這六個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賢也看了，是朱永嘉給他送去的。章樹焜是最後一個看的，他看後我就將此信燒燬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點和第六點。這暴露了「四人幫」想通過抱成一團控制中央，來篡黨奪權。同時，他們想在毛主席逝世後的這段時間裡，加快篡黨奪權活動的步伐，還企圖利用出《毛選》五卷單篇來配合他們進行這一陰謀活動。
三、章樹焜在看信時將原文抄錄在筆記本上。這次我說要到北京揭發「四人幫」的罪行，章樹焜將筆記本上的抄頁撕下來交我。所以，蕭木來信的恢復件是準確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緊鑼密鼓的時刻，張春橋居然還給徐景賢掛了長途電話，說是需要一個秘書。
張春橋早已配有秘書。接到電話，徐景賢以為，一定是張春橋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過來，要增加一名秘書。
徐景賢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然「拎不清」。他從復旦大學物色了一位男教師，以為各方面的條件都不錯，準備推薦給張春橋當秘書。徐景賢把此人的檔案寄往北京。
幾天之後，張春橋便把檔案退回，附有一信給徐景賢。徐景賢看信之後，方知自己實在糊塗，怎麼不知張春橋的用意。
張春橋的信，用鉛筆寫的，寥寥數語，說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個伴：
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
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後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10)
徐景賢恍然大悟：張春橋要的是女秘書，為的是「做個伴」！只是徐景賢沒有遵囑燒掉來信，而是把它保存下來了。
文靜，已成為張春橋的累贅：每一回「炮打」，文靜的歷史問題都成了攻擊張春橋的炮彈。
張春橋幾次打算提出與文靜離婚。可是，細細一想，又打消了離婚的念頭。因為張春橋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會成為「炮打」的「炮彈」……唉，真叫張春橋左右為難。
據文靜在1976年12月10日接受審訊時說：
1967年張曾提出離婚，但同時又說，你還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寫信給我。1968年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以後，張春橋去北京回來，就不再提離婚問題，而是想辦法把我包庇下來。後來，姚蓬子死了，張春橋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談姚母的安置問題，他叫我一起聽聽。他說：還是接來，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當時意識到對我也可能採取這個辦法。有一次他又對我說：「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打倒我。」在整黨期間，張春橋又包庇我，叫我請假休息，逃避整黨。有一次王洪文對我說：「你的問題拖著吧，反正沒有開除黨籍。」
在1968年之後張春橋不再提與文靜離婚之事，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在籌備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張春橋曾經向江青透露了要跟文靜離婚的打算，但是江青的那句話「你以為離了就乾淨了嗎？退一步就沒法收拾了？」使張春橋又暫時打消了與文靜離婚的念頭。江青對於文靜的叛徒問題，一清二楚，因為據徐景賢在1977年2月7日稱，「據馬天水說，他早就看過文靜寫給江青的一封長信，交代文靜自己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
1971年1月6日，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王洪文，曾經致信姚文元，請示如何安排文靜工作問題：
文元同志：
前天向你請示，到你那裡去一次有一件事當面請示匯報，主要是趁你來上海向你請示一下關於文靜同志的問題。
就是文靜同志的工作問題，我有個想法：文靜同志能否繼續到市革會調研組工作。因為這些問題不便向春橋同志請示。對這個問題如何處理，請文元同志指示。
洪文6/1
隨著張春橋的地位不斷升高，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張春橋越來越疏遠文靜。張春橋獨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與文靜見面。他不再給文靜去信，去電話，一切信息通過兒女「中轉」。
即便如此，文靜仍享受著高級幹部待遇。據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工作人員秦根富在1977年1月29日說：
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由於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包庇，文靜先後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後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後稱調研組）工作，她雖沒有職稱，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並享受著相當於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發給她中共中央文件，市委、市革委會文件，市革委會各組辦、報社和各區、縣、局的情況報告、簡報等重要文件、材料。有的不發給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而由徐景賢提出，經張春橋同意，也照發給她。1968年，文靜的叛徒、特務問題被群眾揭發後，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等人，秉承張春橋的旨意，為了掩人耳目，讓文靜稱病不工作，長期躲在家裡，但仍照發給所有文件，由專人送到家裡。直到1976年10月14日，上海傳達黨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精神後，才停發。
多年來，市委召開黨員負責幹部會，文靜有時坐在後台聽，有時給她放會議錄音，或者給她看會議文件。
給張春橋莫大刺激的是在1973年9月20日。
那是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上海是最後一站，周恩來夫婦陪同蓬皮杜總統來到上海。在送走法國總統之後，9月20日鄧穎超抽空到上海康平路看望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人的家屬。鄧穎超走訪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賢、王少庸幾家，卻沒有去張春橋家看望文靜，雖說張春橋家就在王少庸家隔壁，何況文靜又稱病在家。
鄧穎超不去看望文靜，知情者心裡明白。
姚文元在1973年9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
20日，小紅（姚文元的女兒——引者注）告訴我說，鄧媽媽去了我們家，還去了徐叔叔（指徐景賢——引者注）、王叔叔（指王洪文——引者注）的家，沒有去毛弟（毛弟即張春橋之子張旗——引者注）的家。我就想這一定是因為她的歷史問題，鄧所以沒有去。
姚文元日記中所說的「她的歷史問題」，不言而喻是指文靜的叛徒問題。
康平路是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鄧穎超沒有看望張春橋妻子文靜，這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不脛而走，震驚了文靜，更震驚了身在北京的張春橋。
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下決心要跟文靜離婚。張春橋的離婚報告，得到中央的同意。
1974年，王洪文陪外賓來到上海時，就張春橋離婚之事向中共上海市委的三位書記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打了招呼：
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麼原因你們也瞭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後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裡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佈，要考慮到影響。
與文靜離婚之後，張春橋雖然身居高位，然而在北京卻孤身影只。他口中念叨道：「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無奈，他的心也是肉長的。
在慶祝「五一六通知」發表十週年——亦即「文革」十週年的那些日子裡，59歲的張春橋常常感歎不已：十年前，他節節上升，歡天喜地；眼下，總理夢一次又一次化為幻影，已預感到末日的來臨。
風雨飄搖之際，獨居釣魚台。偌大的房間，反而使張春橋覺得空虛、寂靜。這時，他強烈地產生了一個念頭：需要一個伴！
「徐老三」明白了張春橋的意圖之後，便悄然在上海張羅起來。自然，張春橋的這個「伴」，必須政治歷史乾淨，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別人手中。此外，還要年輕、漂亮、有文化、有政治頭腦，而且女方要願意做這個「伴」。
徐景賢畢竟頭腦靈活，派人在上海醫學院物色對象，借口是給「中央首長」挑選一名貼身護士。
「對像」總算找到了。
9月21日，徐景賢帶著上海的醫學專家飛往北京，出席保存毛澤東遺體研討會。徐景賢趁此機會在北京當面向張春橋介紹了「對像」情況。張說：「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後再告訴你。」徐說：「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10天之後——10月1日，張春橋在圈閱一封關於電影《反擊》信後，退還給徐景賢，在信的右上角寫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11)
10月6日，徐景賢把這位「對像」的檔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讓中共上海市委機要交通員送往北京。
當晚，張春橋就在懷仁堂就擒。任憑徐景賢一次次給張春橋掛電話，一直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1978年7月24日，徐景賢在證詞中這樣說：
過了幾天，就是9月28日，張春橋派蕭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傳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認為這是張春橋聽了我9月21日的當面匯報後，經過進一步思考，給我們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張春橋給我們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幫」，要搞上海，這樣的時候，大考驗就到來了。
張春橋在這裡向我們發出了要打仗的動員令。蕭木從北京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直接從機場趕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學習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來，詳細傳達了張春橋9月27日晚同他的談話。當時，我把張春橋的這些指令在筆記本上作了記錄。到了（19）76年10月8日，當我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我就認為張春橋的預言應驗了，大考驗的時刻到來了。
我們根據張春橋9月27日關於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劃了反革命武裝叛亂……(12)
毛澤東去世之後，張春橋對形勢分析了一番，托蕭木向上海傳話：「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樣有威望的領袖是不可能了……現在比列寧去世時好，那時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過紅軍總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張春橋的話，需要「翻譯」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華國鋒比做托洛茨基。他以為自己的威信比華國鋒要高，因此取華國鋒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張春橋仍把上海視為「基地」。在徐景賢的筆記本上，親筆記下了1976年9月28日張春橋派蕭木傳達的口信：
階級鬥爭形勢要經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馬克思主義剛出來時，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到了列寧，中國懂得馬列的也很少。現在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在世界傳播了，比起那時候來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當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
上海的工作，轉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頭，許多事讓外地去搞，我們要把工作做得紮實一些。上海不搞，別人還會拿出幾條來講你。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
張春橋的這段話，同樣需要「翻譯」。他警告徐景賢，上海正面臨著「大考驗」，「要打仗」。
10月初，在張春橋親筆寫下的提綱中，有著這樣的句子：「革命與專政。怎樣革、怎樣鞏固政權。殺人。」
上海在準備著「打仗」、「殺人」。
箭在弦，彈上膛，劍出鞘。
風聞，10月7、8、9日，北京將有「特大喜訊」。王洪文一口氣拍了一百多張照片，以供登台時用。上海的紅紙頭被搶購一空，準備慶賀「大喜之日」。
毛澤東在病重之際，曾說過：「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已經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國人民，怎麼還受得了新的一場「腥風血雨」？
10月6日晚，不費一彈、不開一槍，狄克和他的夥伴，「和平」地進入了監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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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8年4月5日，葉永烈在上海的勞改工廠採訪廖祖康。
(2) 1992年11月24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毛澤東機要秘書羅光祿。
(3) 1990年7月15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米士奇。
(4) 1992年4月2日至3日，葉永烈在西安採訪高智。
(5) 范碩：《葉劍英在197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年版。
(6) 顧保孜：《紅鏡頭》，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姚文元案卷》，「審訊筆錄」，第81卷5頁。
(8) 《「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9) 顧保孜：《杜修賢談「四人幫」在政的最後鏡頭》，載《知情者說》之四，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273頁。
(10)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2—403頁。
(11)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08頁。
(12) 據青野、方雷：《鄧小平在1976》下卷，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