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
晚，政治局開會，毛主席聽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興，說：「士氣大振，好！好！好！」決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起草，通報全國。昨日緊急起草的一篇社論，今日已見報，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對反革命政治謠言要嚴加追查，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姚文元在日記中所記毛澤東的話「士氣大振，好！好！好！」是毛澤東在4月6日與聯絡員毛遠新談話時說的。
4月6日凌晨，毛遠新給毛澤東寫了如下的報告：
主席：
5日夜到6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聽取了北京市匯報，並研究下一步怎麼辦。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同志首先介紹情況，要點如下：
今天（5日）敵人鬧得這麼凶，我們估計不足，上午很被動，下午才扭轉過來。
從現場來看，有組織地活動的約有二百來人；跟著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幾歲的學生、社會流氓；其他是看熱鬧和過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動，捉了十幾個，清理了花圈，今天他們早上六點就來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戰友。碰見民兵、戰士、公安人員就打，他們利用戰士民兵打不還手的紀律，硬往死打。總計：
傷：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戰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員五十五人。
重傷：十五人，已送醫院搶救。
燒燬汽車四台，砸毀汽車兩台，並放火燒了歷史博物館南側的小紅樓（現場市委指揮部）。燒自行車一大堆。
查出一個地下「新造反委員會」。
下午決定只要歹徒動手打人，民兵、戰士、公安人員可以還手，並配備了短木棍，敵人的氣焰馬上就下來了。我們的士氣大振。
市委通過天安門廣場的大喇叭廣播以後，多數看熱鬧的群眾都很快走散，一萬民兵和五個營的戰士及三千公安人員帶著木棍把鬧事的人全部包圍，分批清理，多數教育釋放，捉了最壞的三十八個人，前天捉了三十九個，大部分有證據。目前天安門前恢復正常。
劉傳新同志說：這次事件有個特別明顯的特點，即他們的矛頭非常集中，各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麼多講話、文章，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小平）不提走資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擊的提），手法多樣，朗誦詩詞的，發表演說的，教唱歌的什麼都有，很多不是這些年輕人寫得出來的，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髮的人編寫的。
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人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意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裡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這是歷史上沒有的。
夠立案偵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動的東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從整個行動來看，完全是早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的。今天這麼兇猛的反撲，出我們的意外，原以為昨夜打擊了他們，得喘息一下吧，誰知趁我們拂曉調整兵力部署的時機，突然組織反撲，我們過於天真了，看簡單了。
今天得了教訓，準備明後天新的反撲，已組織了三萬民兵，九個營的戰士，只要允許民兵挨打還手，不用戰士也可以對付。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麼都幹得出來。
衛戍區司令吳忠同志說：
現在已準備了三萬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待命，市區內集結九個營的部隊隨時機動：
歷史博物館兩個營，
小紅樓一個營，
中山公園一個營，
勞動人民文化宮一個營，
市委機關一個營，
人大會堂一個營，
西單招待所一個營，
市公安局一個營。
另外，還有三四個師駐紮近郊待命。
今天我們估計不足，準備也差，上午沒搞好，沒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燒汽車時就應出動，但調動不靈了，指揮部沒（被）包圍，衝進去放了火，在一樓澆上汽油、點火。要把樓上的全燒死。樓上有民兵指揮部的馬小六、張世忠同志（中央委員），有衛戍區兩個副司令，市公安局兩個副局長，他們從後門跳窗才跑出來，教訓太大了。
另外，打不還手是指人民內部，那樣的反革命，燒汽車、打人還不還手，吃虧了，他們連外國人也打，想製造事端，我們估計不足；暴露了我們工作中很多弱點。
今天最後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為事情完了，天安門前大表演是在造輿論，下一步是不是在廣場不一定，防止他們聲東擊西，準備更大的事件的發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輕易出動，指揮要從全市著眼，不要只注意廣場，遇事要沉著，看準了，不動則已，一動就要勝利。
民兵要進行思想教育，講清這根本不是什麼悼念總理，是反革命暴亂性質。不要把民兵手腳捆得太死，「小人卻動手，老子也動手」。請吳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問受傷的同志。
公安局要側重偵察線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擊了表面這些年輕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隊也要加強教育。防止敵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槍支。要準備幾個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動槍。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志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採取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國，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瞭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
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
主席還有什麼指示，望告。退毛遠新
4月6日三時
4月7日上午8時5分至9時15分，毛澤東聽了毛遠新匯報，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以下是毛遠新整理的談話記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
（我匯報了4月5日、6日北京市的情況，談到原來是打不還手，吃了虧，性質變了，應還手，並配備了木棍）
主席：誰人建議的？陳錫聯？
（我：好像不是他，他是贊成的，他說戰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幾個同志一直在大會堂注視廣場事態變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吳德去發表演說是大家的主意，動員一般群眾離開，人少了才好動手。）
主席：好。
（我：目的是區分兩類矛盾，一講事件的性質，好人都離開了，當然也有壞人聰明點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們的力量佔優勢再下手。）
主席：（點頭）嗯。
（當我談到政治局6日晚上研究的幾件事，提到華國鋒同志建議將北京發生的事通報全國，起草了北京市委的報告，中央發個文件——）
主席：公開發表。
（我：登報？）
主席：是。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三份），吳德講演等。
（我：市委報告不發了？）
主席：不發。並據此開除鄧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審議批准。
（我：太好了！將來召開三中全會時補手續。）
主席：（點頭）嗯！
（我：由中央作決議，也公開發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
（我：好。上次會議，春橋同志當鄧小平面說：你看看天安門前的情況，人家要推你出來當納吉。）
主席：（點頭）是的。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用力揮手）
（我：應該趕出去了！我馬上找國鋒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參加，你先約幾個人談一下，不要約蘇振華。
（我把除鄧、蘇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單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葉不找。
（我把葉劍英劃掉。問：除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參加？）
主席：好。華國鋒任總理。
（我：和上面決議也一起登報。）
主席：對。
（我：我馬上去通知國鋒同志開會傳達。）
主席：（揮手）快，談完就來。
當時，中國的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
在毛澤東晚年，中國的政治生活，本來就已經很不正常。毛澤東成為說一不二的最高領袖。雖然批判了林彪所謂的「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但是實際上毛澤東的話，仍處於「一句頂一萬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決定，以毛澤東的指示為依據。
然而，在天安門「四五」事件期間，毛澤東已經重病在身。他終日臥於病榻之上，與外界隔絕，甚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之間也極少交流。聯絡員毛遠新，便成了毛澤東與外界、與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間的唯一通道。
聯絡員是毛澤東病重時出現的特殊而舉足輕重的人物。
毛澤東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據，是聯絡員的匯報。
聯絡員從毛澤東那裡出來，向政治局傳達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於聯絡員本身具有很鮮明的政治傾向，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時，就帶有自己的政治傾向；同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時，又把自己的政治傾向帶了進去。
正因為這樣，聯絡員的出現，使得本來已經很不正常的中國政治生活，變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張玉鳳在呈報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實地記述了這種極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後，主席對外面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他病重動不了，由我們工作人員攙扶著才能走幾步，就得趕快坐下來或躺下，呼吸困難，連講話的氣力也沒有。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連我們也不知道。
江青、毛遠新為了控制當時的真實情況，曾給我們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志下了條規定：沒事不要到外邊去。毛遠新還讓汪東興通知我們：現在外邊很亂，最好不要到外邊去，也不回家。讓汪東興在中南海找個房子，讓我愛人和孩子臨時到裡邊來見見就行了。這個安排我沒同意。這期間，我也沒到外面去，對外面的事也是一無所知。
這些天，毛遠新隨時都來，他說：政治局的同志連夜開會，認為天安門發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國的重演。還說鄧納吉這類詞。政治局還決定將天安門前所有的花圈燒掉；還通過了吳德同志的那篇講話稿。這一時期的決定都是政治局議定後，報告主席。主席也無力細問，只能點頭，表示知道了。這段時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錯誤決定，讓一個已經長時間不能說話、不能吃飯、連呼吸都很困難，臥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負責顯然是不合適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8點左右，毛主席正重病臥床，值班醫生和護士看護。這時，江青手拿一根木棍來到主席住處，問我：「主席醒了沒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談。」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瀰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抬了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中央開除鄧小平的黨籍。」
主席睜開眼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江青又說：「政治局已經開了會，作了安排，你放心，過一會毛遠新還要來向你報告政治局開會的詳細情況。」
不多時，毛遠新帶著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關於「四五」的決議，讓主席表態。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後，用紅鉛筆在另一張紙上寫了：「同意，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後來，人民日報發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論，主席沒有看過。據說，江青、張春橋在天安門四五運動平息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慶祝酒會，華國鋒同志親自參加了。
聽了毛遠新所傳達的毛澤東指示，「輿論總管」姚文元變得異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寫的日記，是他那天在「關鍵時刻」所做的一系列「輿論」工作的詳盡記錄：
清晨剛吃安眠藥不久，又來電話把我叫去開會。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問了天安門的情況，當毛遠新匯報到政治局準備發一內部通報時，毛主席說：要公開發表，在報紙上發表。不是發北京市革委會的報道，而是發人民日報記者現場報道一、二、三和吳德同志講話。並據此開除鄧小平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以上待三中全會批准。1.首都；2.天安門；3.燒、打、砸這三件好，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同時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以上四件均登報。
這是在關鍵時刻，以果斷行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舉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腦，將動員起千百萬人民起來進行鬥爭，表現了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和決心。決不犯巴黎公社放鬆鎮壓反革命的錯誤。我熱烈擁護主席的決定。會上決定，今晚八時廣播。
我提出還有份剛發出的情況，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強大威力下被繳械的報道，應補入。
由於人民日報是內部報道，把幾份合成一份，時間極緊急，我立即把人民日報的魯瑛、新華社的解力夫、廣播局的鄧崗、蕭木四人找來，並組織了汽車，規定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揮小組，每個單位準備了通訊聯絡工具，有事商量應由各單位負責人立即通過汽車送回。人民日報幾個記者也來了。非常高興，幾夜沒有睡了，眼睛都充滿了血絲，但立即投入了寫稿的戰鬥。
不久，毛遠新向毛主席匯報回來了。主席還說：決定中要加上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當晚8時廣播，還要譯成外文。當講到人民日報還有一篇時，主席說：對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軍區同志打招呼。
稿子改、排、送，花了不少時間。終於在政治局修改通過了。報主席。在兩個決議、一個講話批回來以後，此件也批回來了。當時是6時40分，離廣播只有一個小時多了，還要先期錄音，由於預先已準備好車子，廣播局同志立即帶了稿子離開，我說要堅決保證及時、準確地完成任務。
7時開了一個北京各負責人會，只有十分鐘，讀了兩個決議，要大家聽廣播。開完會，其他同志都走了，我決定留下來，聽了廣播再走。因為歷次經驗告訴我：這樣匆忙地趕出來的東西必然在文字上會有誤的，需及時校正。因而宣傳單位的幾個人也留了下來。一天身體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奮的。
一分鐘、一分鐘地等待著，8時來臨。收音機響了！播音員洪亮的聲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個文件，聲音在大廳中如洪鐘般震盪著。果然發現有個別錯誤，如「天安門」誤寫成「人民廣場」等，立即進行校正。請同志們吃了飯，在這個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後，我們這個宣傳的前線指揮部解散了。各自回本單位，艱巨的、新的戰鬥任務在等著大家。
我懷著一種戰鬥的喜悅回到家時，英、三三、莉莉一起極為高興地擁上來，都說：「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說幾句，但這時又感到一種特別的疲勞，坐在沙發上不想多說了，一天吃了一餐，走了許多路，精神上的緊張……
這時隨著一個大戰役的結束而迸發出來了。英勸我躺一會，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藥，但始終睡不著，又爬了起來。是的，不能驕傲，不能麻痺。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路還很長，還有許多政治、組織問題要處理。但是今天這一切，都以鮮明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告訴我們：必須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國內的億萬勞動人民和全世界的宣傳，把反革命的陰謀煽動徹底揭穿；二是武裝起群眾，堅決拿起棍子（必要時機）；三是果斷的組織措施。千百萬人民懂得了階級鬥爭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務，敢於善於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戰鬥，用鐵拳狠狠打擊反革命分子，同時中央機構及時地處理內部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叛徒，從無產階級利益出發，打破一切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框束縛（如要開會「選舉」啊，要開「人大」通過啊……）採取果斷的清除壞人的組織措施，這是粉碎反革命政變的三項基本經驗。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勝利前進！毛主席萬歲！
四期簡報，均是我修改後發的，留此以作紀念。（姚文元把《人民日報》的《情況彙編》二六五期等四期簡報訂在日記中，留作「紀念」。——引者注）
姚文元日記中所寫及的「8時來臨。收音機響了」，是指4月7日晚上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中共中央的兩項決議。
那是7日上午，毛澤東聽了毛遠新的匯報，作出決定：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鄧小平被說成是天安門事件「總後台」），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
7日下午，毛澤東又補充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出兩項決議，即《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
兩項決定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這樣，中國政局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鄧小平被打倒了，華國鋒被正式定為「接班人」。
姚文元曾回憶說，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開除鄧小平黨籍時，葉劍英起身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
姚文元說，毛澤東主席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上：還是給我面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著，留在黨內。
姚文元還回憶道，中央政治局在討論總理人選時，提出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東興提名，報送主席的。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張、江青，同時打「□」。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也得等我死後。」
王、張、江、姚對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歡欣鼓舞，因為他們七斗八斗，總算斗倒了鄧小平。馬天水在上海聞訊，拿出江青所贈的用油莎豆釀成的酒，與同夥們彈冠相慶，一飲而盡。
然而，他們憂喜參半，憂的是華國鋒不僅成了總理，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
華國鋒一下子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提升為副主席，而且還加上了「第一」兩字，分明是針對王洪文的。
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的副主席，原是五位，依次排列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周恩來去世之後，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於1975年12月16日病死，李德生於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辭去了副主席之職。因此，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葉劍英。眼下，華國鋒突然躍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黨史上，從未有過「第一副主席」之稱。在省委、市委，倒是設過「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嚴格順序，但從未稱「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減至一人，也就無所謂第幾了。這一回，毛澤東在華國鋒出任副主席之際，特意加了「第一」兩字，分明是考慮到身後之事。毛澤東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四人幫」會興風作浪。任命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等於明文規定了由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主席。
根據姚文元的指示，翌日，全國各報都在頭版頭條地位發表中共中央兩項決議。
從1976年4月8日起，姚文元開動造謠機器，在全國各報刊登《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長篇文章，對革命人民極盡污蔑之能事。
姚文元顯得異常興奮，在4月8日的日記中居然還「作詞一首」：
各地形勢多數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壞，這也在預料之中。鄧小平一動，地、富、反、壞、右即發出嚎叫，絕望者狂跳，沒有什麼奇怪，鎮壓就是了。問題還在黨內。這次事件，我看有三種因素作用：（1）黨內走資派（包括要保衛資產階級法權的高幹子弟）；（2）社會渣滓，從刑事犯，到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到反動文人；（3）還有特務（國民黨，蘇修）。其中黨內走資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結點。故征途尚長。
此次天下已定，作詞一首，總括以記之，以待下次鬥爭參考對比。
水調歌頭·天安門廣場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萬千烈士鮮血，化作廣場宏。忽見群魔亂舞，陰火嚎風四起，惡鬼逞狂凶。工農兵齊奮起，鐵拳鎮爬蟲。
霹靂震，怒濤湧，掃黑風。誓除陰暗丑類，旌旗耀碧空。萬里征程尚遠，白髮紅顏攜手，文武追敵蹤。回首火燒處，紅樓倍鮮紅。
4月12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一封奇特的信。那信封正面寫著：「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信封背面卻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
拆開信封，裡面裝的是一張4月8日的《人民日報》，登著那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人民日報》刊頭，那「人民」兩字被打上了黑叉，加上「造謠」兩字，成了《造謠日報》。
報上加了正氣凜然的批註：「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明明是你們編造的詩詞拿來說是天安門廣場的，誰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這就是人民的聲音！「輿論總管」見到了人民日報社作為急件送來的這封信，氣得嘴唇都發紫了。
一個多月以後——5月18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姚文元授意的、署名「梁效」的長文《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姚文元在審看大樣時，反覆琢磨了文中一句結論性的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是怎樣鬧起來的呢？它的根子在黨內，是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一手造成的。」
姚文元以為，這句話還「不夠深刻」，拿起禿筆，圈去那個「是」字和「一手造成的」，加一句，變成：「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是怎樣鬧起來的呢？它的根子在黨內，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輿論總管」開足了宣傳機器，把成束成排的「紙彈」朝鄧小平傾瀉！
姚文元以墨寫的謊言掩蓋血寫的事實，把落日的餘暉吹噓成燦爛的朝霞。
在「輿論總管」姚文元領導之下各報刊所發表的「與走資派鬥爭」的許多文章
越近末日，這位「輿論總管」越是瘋狂。在他「總管」之下的輿論，造謠惑眾，欺上瞞下。張春橋在1976年4月18日寫給兒子張旗的信中，談及了自己的「四五」感想：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會堂，如同親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
我有幸看到這個納吉的醜惡末日，出了一點氣。（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們也不要吹出去。）
張春橋度過了4月4日的危機，到了4月5日便如此「神氣」起來。
從政治危機中解脫出來的「四人幫」，開始謀算著怎樣幹掉華國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