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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陪同毛澤東十六次會晤外國首腦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兩週年的日子,王洪文與毛澤東的合影,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新華社9月12日所發出的電訊《毛澤東主席會見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電訊提到了當選才十幾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這是王洪文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重大的外交活動。

電訊全文如下:

 新華社1973年9月12日訊

毛澤東主席9月12日下午五時會見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喬治·蓬皮杜。雙方在無拘束的氣氛中,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

法國外交國務秘書讓·德利普科夫斯基參加了這次會見。

貴賓們由周恩來總理陪同來到毛主席住處,首先在門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會見時在座的有王海容、唐聞生、齊宗華、羅旭。

《人民日報》刊登了中法首腦會晤時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澤東那間堆滿古書的書房裡,毛澤東、蓬皮杜居中,兩側為周恩來、王洪文。這樣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過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這一時期,毛澤東總是在中南海他的書房裡會見外賓。美國作家斯諾與毛澤東的長談,也是在這間書房裡進行。斯諾1971年在第4期美國《生活》雜誌上曾這樣描述過:

「毛寬敞的書房裡四面都是書架,書架上擺滿了數以百計的中文書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書籍。許多書中插著注有解釋的、作書籤用的紙條。大寫字桌上高高地堆著報刊和手稿。這是正在從事寫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過寬敞的窗戶,可以瞥見園景,據說主席親自在園子裡種植蔬菜和試種莊稼。……」

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進進出出於毛澤東的書房,一次又一次參加會見外國首腦。毛澤東確實把這個年輕人當作助手培養,寄予了厚望。毛澤東讓王洪文與外國首腦見面,讓他出現在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電視攝像機鏡頭前,樹立他的威信,便於他接班,每一次參加會見外國首腦,都是對王洪文的一次大宣傳:他的名字出現在眾多的電訊上;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外國首腦的合影,印在中國的大報小報上,印在世界各國的報刊上。

「Wang Hongwen」,隨著新聞媒介的傳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頗高知名度。

1973年9月2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副總統侯賽因·沙菲,進行兩小時的交談。作陪的是周恩來和王洪文。

1973年10月1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加拿大總理皮埃爾·埃利奧特·特魯多總理。參加會見的是周恩來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書房裡,特魯多總理坐在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周恩來反而被安排在一個角落裡,他和毛澤東之間坐著外交部部長助理、毛澤東的侄孫女王海容。

1973年11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書房會見澳大利亞總理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陪同會見的是周恩來和王洪文。

五天之後——1973年11月7日,毛澤東會見塞拉勒窩內共和國總統史蒂文斯。坐在毛澤東兩旁的還是周恩來和王洪文。

1973年12月9日,當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陛下和皇后時,王洪文和周恩來在座。這時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發上,已不像最初幾次那般拘謹,正襟危坐,畢恭畢敬,而是蹺著二郎腿,斜倚在那裡。

在1973年,王洪文參加了這樣六次高級首腦會見。在外國記者的眼裡,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國的首腦人物。一位英國記者寫道:「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的兩側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八十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系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這位英國記者是有眼力的,說出了毛澤東沒有說出的潛台詞。

■ 1975年4月,王洪文(前右一)陪同朱德(前左二)會見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前左三)

1974年上半年,毛澤東依然採用「毛、周、王」的陣營,十次會見外國首腦:

1月5日上午,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

2月22日下午,會見贊比亞共和國總統肯尼思·戴維·卡翁達博士;

2月25日,會見阿爾及利亞民主人民共和國革命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胡阿里·布邁丁;

3月25日下午,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朱利葉斯·克·尼雷爾;

4月2日,會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及副首相兼國防大臣、人民武裝力量總司令喬森潘;

5月7日上午,會見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統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

5月11日晚,會見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布托;

5月18日,會見塞浦路斯共和國總統馬卡裡奧斯大主教;

5月25日,會見英國首相希思;

5月29日下午,會見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

這樣的「毛、周、王」模式,在會見外國首腦人物時,總共進行了16次。

1974年6月1日,就在會見馬來西亞總理侯賽因之後,周恩來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醫院。他在5月19日、23日、25日曾三次發生缺氧病狀,大夫勸他必須入院動手術。從此,周恩來總是在北京醫院會見外賓。

1974年7月5日,報上刊登周恩來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和夫人時,首次披露了會見地點是北京醫院。周恩來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動。

毛澤東也許久沒有露面。1974年9月4日,毛澤東在書房會見多哥總統埃亞德馬時,坐在毛澤東之側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

從此之後,毛澤東會見外國首腦,再也沒有要「王副主席」參加!

是王洪文外出了嗎?不,王洪文在北京。

毛澤東有意疏遠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漸變得模糊起來。用外國記者的話來說,「王洪文失寵了」。

9月10日,毛澤東會見尼日利亞聯邦軍政府首腦戈翁將軍,在座的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

9月19日上午,毛澤東會見毛裡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總統達達赫,陪同會見的是鄧小平。

10月5日,毛澤東會見加蓬共和國總統邦戈,在座的還是鄧小平。

10月20日,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會見丹麥王國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鄧小平。

就在「王洪文失寵了」的日子,毛澤東要王洪文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劉盆子原本是一個放牛娃,但是跟漢朝皇室有點血統關係。赤眉起義軍領袖樊崇為了師出有名,號令天下,竟然把15歲的什麼也不懂的劉盆子推上了皇帝的寶座,號建世元年。後來赤眉軍大敗,劉盆子也就隨樊崇成為階下囚。

《後漢書》是用古文寫的,王洪文讀不懂,不得不請教朱永嘉。後來,朱永嘉回憶說[12]:

毛澤東讓他(指王洪文——引者注)讀《劉盆子傳》,這是古文方面的,當然就要找我。

這樣一個題目,我不能多講的。因為劉盆子的結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這無非是毛澤東給他敲警鐘——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這種話我不好說。他也不好問我。他已經到中央了,地位那麼高,你不能去掃他的興。我就是告訴他這篇傳記裡講的這個人,是怎麼起來的,怎麼當皇帝的,結果沒辦法指揮局面,讓他心裡有數。

在「四人幫」中,文化知識和教養方面他是最差勁的一個,地位太低。江青說話他不敢不聽,張春橋說話他也不得不聽;姚文元他又不好頂。你叫他怎麼辦?對於那些大人物(葉劍英、李先念)來講,他就更是兒童團,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作主的。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澤東由汪東興陪同,乘火車抵達長沙,在那裡竟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返回北京。

在長沙期間,毛澤東六次會晤外國首腦。繼會見丹麥首相之後,那五次會見,也始終沒有王洪文的份。

11月6日晚,毛澤東在長沙會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兼外長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11月12日下午,毛澤東會晤也門民主共和國主席魯巴伊,鄧小平陪同。

12月17日,毛澤東會見扎伊爾共和國總統蒙博托,由鄧小平陪同。

1975年1月,毛澤東在長沙會晤馬耳他和聯邦德國貴賓,陪同者仍為鄧小平或李先念。

王洪文「失寵」,連外國記者都已看出來了。作為「接班人」,王洪文怎麼會那樣快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

林彪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被確定為「接班人」,到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翻車」,不過一年零四個月。

王洪文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成為「第三號人物」,到1974年7月17日受到毛澤東尖銳批評,連一年都不到!

是毛澤東親自選定了王洪文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著「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澤東發覺王洪文不適宜於作為接班人,特別是幾經教育之後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澤東對他投了不信任票。

[1]陳長江口述,李忠誠、伏慧敏執筆:《跟隨毛澤東二十七年——一個警衛戰士的自述》,《黨史博覽》1994年第1期。

[2]楊銀祿:《江青日常生活方式》,《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

[3]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7期。

[4]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7期。

[5]田炳信:《紅牆內的護士長——訪「文革」期間中南海保健組成員馬曉先》,2005年4月27日《新快報》(田炳信於2005年1月2日在北京建國飯店9009房採訪馬曉先)。本文引述馬曉先在接受採訪時的口述。

[6]1989年9月12日,韓素音和葉永烈在北京飯店的談話。

[7]《〈紅都女皇〉作者維特克女士訪問記》,《新觀察》1988年第9期。

[8]張穎:《外交風雲親歷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冊,1988年版,第707—708頁。

[10]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

[11]1988年4月5日,葉永烈在上海的勞改工廠採訪廖祖康。

[12]章劍鋒:《「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兒》,《南風窗》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