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唯有他的秘書廖祖康[11]。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9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9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裡住的是姚文元。往裡，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9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簾，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裡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張春橋借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盡力去接近毛澤東，企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毛澤東的話，使張春橋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寫寫。當然，比起姚文元來，要差得遠。」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回到釣魚台，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當然無法啟唇問毛澤東。他，求助於江青。
江青如今與張春橋已是有著多年的「戰鬥友誼」，無話不談。她告訴張春橋重要的動向：「前幾天，康老跟主席談話。康老說，他過去一直是搞工人運動的，所以很關心『文革』中湧現的各地的『工人領袖』。他對主席說，上海的工人運動搞得很不錯，王洪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才……」
張春橋一聽，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後耍弄著伎倆，想方設法限制他的權力的進一步膨脹。
果然，幾天之後，毛澤東更詳細地向張春橋詢問王洪文的情況。但是，毛澤東沒有說明意圖。
毛澤東終於明確地提出，讓王洪文到北京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來到了北京。就連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麼。
毛澤東的召見，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書房裡，毛澤東緊緊地握著這個37歲的年輕人的手。79歲的毛澤東，自從「親密戰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打擊，老態明顯地增加了。
召見之際，張春橋在側，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
毛澤東對王洪文問長問短，顯得很熱情，問他念過幾年書，當過幾年兵，稱讚王洪文集「工農兵於一身」——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工。
毛澤東猶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要王洪文談觀點，說見解。
「你在北京多看點馬列的書，多聽聽各種會議的意見……」臨別時，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了這番話。
毛澤東沒有說明調王洪文來京的原因，張春橋又不便點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來，悶得發慌。
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王洪文翻了幾頁，就索然無味。
沒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覺得寂寞極了。
他望著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上海解悶。
馬天水的筆記本上，有一段當時王洪文的電話記錄：
「到北京以後，太寂寞了！有時，一整天開會，又累得很！這幾天，一連出席七機部的會、河南的會、湖南的會。下午3時出去，夜裡3時回來。我看不進書。調到上面來，真不習慣，巴不得早一點回上海……」
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春橋向毛澤東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裡，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注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觔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瞭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2時30分至6時40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