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素音那裡碰了一鼻子灰之後，江青仍在繼續物色、尋覓著自己的「斯諾」。
在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後，隨著歷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中美關係走上了正常化的軌道。
1972年7月19日，一架波音客機降落在北京機場，一群在當時中國罕見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這是訪問中國的第一個美國婦女代表團。他們是應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於7月18日飛抵香港，取道九龍、深圳和廣州，來到北京。
內中有一位34歲的女士，是代表團中的「中國歷史學家」。她名叫露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她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世紀60年代末在台灣做過研究工作，1970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論文《五四運動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獲哲學博士學位。後來在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講授中國近、現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歷史。當時中國報紙稱她是副教授，實際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1978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納森，也研究東亞問題。
據露克珊·維特克自述：
她學過中文，能說簡單的漢語，但是只能說略懂而已。
她曾在亞洲和歐洲做過兩年研究，對中國問題很有興趣。她對中國的現代史還是瞭解的。
她曾經就毛澤東的早期作品寫過一篇論文，題目頗怪，叫作《毛澤東、婦女和五·四運動時期的自殺現象》。
她能夠前來中國，據她自述，是富有戲劇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紐約參加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現代中國」研討會。那晚我住進了簡樸的羅斯福飯店。第二天早飯後，當我正在飯店的大廳裡瀏覽《紐約時報》時，一些人排著整齊的隊伍從我面前走過，他們目不斜視，留著短短的平頭，身著立領海藍色制服。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視線。他們無疑正是新近到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當時，聯合國剛剛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到達紐約。——引者注）。這些人暫時在十四層下榻，而與他們居於同一屋簷下的我，竟差點錯失良機。
正好，我還有一點時間，於是便迅速跑進電梯，按了十四層。當時我的腦子裡只是想要去看看這些面孔嚴肅的北京使者們是否保持著我五年前在台灣所瞭解到的那些飲食傳統。他們也許正在大門口吞嚥著大餅油條——一種典型的華北早餐，說不定他們正在飯店的老式散熱器上暖著他們的茶壺呢。
電梯口站著兩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著制服的侍者。「請說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對我說。我告訴了他。「你到這裡幹什麼？」我正含糊其辭地向他解釋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時，突然發現有一個身著睡衣的中國人，正好奇地從一扇門後探出頭來張望。我用中國俗語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嗎？」並問他和他的夥伴們在這座美國城市裡過得怎樣。這個人警覺地抽身退了進去。
一陣忙亂之後，由後門走出一位身著短袖衫和肥褲子的瘦小男子。「我姓劉。」他很不自然地說，同時陪我進入一個小房間。落座後，他給我遞煙上茶，用的都是中國貨。我們夾雜著漢語、法語和英語禮貌地開始交談。我們談到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互換學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間尋找共同的思想意識的可能性。談話很空洞。但雙方都未使用批評的言辭。我們沒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當時我告辭出來時，這位劉先生用低而溫和的語調邀請我改日再來。
……
這次出人意料的會面，使我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有時也是很靈活的，他們並不完全像自己在宣傳中所說的那麼死板。而冷戰的陰影和學者的單純曾經使我完全忽略了這一點。
幾周之後，當我為了學術上的事再次來到紐約時，中國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館去了。在那裡他們開始卓有成效地改變他們在持有偏見的美國人心目中的印象。我正好有幾個小時的空閒時間，於是決定再拜訪他們一次。可這回就不像上次那樣容易了，我打了大約二十個電話才聯繫上，其中有一次是把電話打到了「中華民國（台灣）駐美聯絡處」（正準備撤回台灣），一個狂怒的男子在電話中對我吼道：「共匪們不住這兒！」
不久，我見到了劉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團的顧問，還是代表團團長黃華大使的夫人，而黃華在數年內一直是國外任職的中國人中職銜最高的。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時間會見了我。我們用漢語和法語（當時法語是她使用的主要外交語言）交談，在場的還有代表團的二等秘書高良。高良顯得活潑健談，但她只說漢語。
從談話中可以看出，她們已通過自己的渠道，瞭解到我正準備出版一本以中國女權運動為題材的書，而正是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熟悉了許多現在已成為「老革命」的人在青年時候的鬥爭事跡。她們還得知，我是一套十六卷本的名為《紅旗飄飄》的書的合編者之一，此書是一些革命者的回憶錄摘集……
需要說明的是，那時，中美之間的大門，才打開一條縫，來華的美國客人很少。另外，正處於「文革」之中的中國人，聽說露克珊·維特克翻譯過《紅旗飄飄》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劃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
露克珊·維特克向中國方面再三說明，她為了瞭解中國的現代婦女運動，準備寫一本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書。她希望會見中國婦女領袖，做些採訪。
其實，那天露克珊·維特克就談及了江青：
我提到在結束兩年的亞、歐學術研究後，我在1967年秋返回伯克利，期間讀了很多關於江青的報道，我對她很感興趣。這位曾經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澤東夫人，突然開始在全國人民面前發號施令，四處攻擊老一輩和他們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來進行一項幾乎不能的計劃——記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開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產黨的新聞媒體很少提及。中央的這種沉默使中國觀察家們作出了各種各樣輕率的猜測，他們對出現一位操縱大權的中國女性感到既驚訝又興奮。
我談到江青在國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並感到憤怒。她承認江青是一個有獨創性的革命者，但是說我不應該老是糾纏她的過去。我為什麼不考慮研究年輕的婦女同志，特別是那些近幾年提拔到中央委員會的女同志？還問我是否介意她和高良代表我給北京寫一封信，說我請求訪問中國，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還說只有我親眼到這個國家看看，同人民群眾直接對話，才能避免以國外圖書館裡一些錯誤的，或是不令人滿意的文獻為基礎進行「學術性」寫作的缺陷。
就這樣，露克珊·維特克受到了訪華邀請。
露克珊·維特克是這樣自述的：
我當然樂於接受這樣的機會。不過我也沒太把她的建議當真。我又回到了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教學，並繼續1920年代中國女權運動史的寫作。幾周以後，高良給我打電話，她的聲音因激動而有些顫抖：
「中國人民對外友協（這是當時中國政府用以與那些尚未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打交道的機構）已邀請我在當年夏天方便的時候，以個人身份訪問中國。所有在中國的費用都由中方負責。」
高良還告訴我，不必到渥太華申請簽證，我只要把護照——一本清除掉曾去過台灣的記錄的新護照——送去即可。
幾天之後護照就被送了回來，裝在一個棕色的信封裡，簽證也附在一起。
就這樣，露克珊·維特克的訪華請求，得到了批准。
露克珊·維特克繼續敘述說：
1972年7月18日，我飛赴香港，在啟德機場我受到了「我們的朋友」友好協會和藹可親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這些朋友的領導賴先生，和其他偷偷跟著我的兩個人，陪同我坐火車穿過九龍半島到達深圳——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檢查站。在那裡我站在一種文明的邊緣，對它，我僅僅知道一些歷史，幾乎想不出現實的景象。從深圳我繼續坐火車到廣州，我被交給地方友好協會的兩位女成員，一位比較年輕，另一位是中年婦女，都特別熱情。在經過一段時間午睡（這是她們強加給我的習慣——我只有假裝睡覺）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後，我繼續坐飛機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們極其謹慎的飛行員接到了危險天氣的預報，隨後突然決定在鄭州停一個晚上，……早上繼續完成了飛行，到達了北京。
她來到北京，受到鄧穎超、康克清的接見，回答了她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一些問題。
在訪問了鄧穎超、康克清之後，露克珊·維特克又要求訪問江青。
其實，後來的情況表明，露克珊·維特克訪華的潛在目的，是訪問江青。她提出「為了瞭解中國的現代婦女運動，準備寫一本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書」，為的是便於被中方所接受，以求能夠受到中方邀請。另外，她也無法預計能否受到江青的接見。所以，提出「為了瞭解中國的現代婦女運動，準備寫一本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書」是最為名正言順的。倘若她無法在中國見到江青，她就寫「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的書」。
她訪華的真正採訪目標，是江青。
露克珊·維特克的自述，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共產黨的新聞界對她的個人經歷，以及她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一直是避而不談的。這種隱諱，使得對這位執掌重權的中國婦女感到驚異的中國觀察家們不得不進行臆測。
在紛紜眾聲中，也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中國紳士宣稱瞭解這位復出的舊日明星，說她當初只是一個貌不驚人、也未曾引起轟動的演員，但卻以脾氣乖戾、性格孤僻而聞名。與此相應的還有人們可以想像的各種桃色新聞，似乎在她走上政壇的路上，滿是電影明星的羅曼史和一顆破碎的心。這些消息的準確性及其價值都很令人懷疑。如果所有這些傳聞的主人公是位大權在握的男人，情況又會如何？曾有六個星期的時間我專心研究這些材料。
所以，露克珊·維特克是有備而來的，事先看了大量關於江青的背景資料。
露克珊·維特克終於提出希望採訪江青，中國的有關接待部門不能不鄭重加以考慮：鄧穎超早在1927年便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全國婦聯第一至第三屆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戰爭時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全國婦聯常委、副主席。她倆都是中國現代婦女運動領導人，由她倆接待露克珊·維特克是恰當的。可是，江青並沒有跟中國現代婦女運動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露克珊·維特克並不合適。當然，更使外事部門擔心的是，江青那麼任性，說起話來沒遮沒攔，吹起牛來沒完沒了，所以外事部門極少安排她接待外賓。
不過，露克珊·維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報。不然，如果事後江青知道，追究起來，誰也受不了。
於是，露克珊·維特克的報告，被呈送到周恩來那裡。
此事理所當然使周恩來為難：不同意讓她見江青吧，江青會不高興；讓她見江青吧，說不定會惹出麻煩來。
周恩來寫下了這樣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當時，江青正準備去外地休養，她見了周恩來的批示，又看了關於露克珊·維特克的簡介，她覺得才34歲的露克珊·維特克，資歷太嫩了點——「不過，斯諾當年去延安，也只這樣的年齡。」江青曾如此說。
巧真巧，露克珊·維特克希望訪問江青，而江青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斯諾」——一方有所求，一方有所需，也就一拍即合。
於是，她打電話給姚文元，約定翌日——1972年8月12日晚上，一起會見露克珊·維特克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