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京官」，回上海就像走「娘家」似的。不過，他在上海說的每一句話，都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他走到哪裡，都有人拿著小本本，不斷記下他的「指示」。
他呢？也拿腔作勢，對這發「指示」，對那也發「指示」。
我從一大堆檔案中，找到1970年春節前——1月20日，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百貨一店時的「指示」。那是張、姚當年趾高氣揚的真實記錄，現照錄於下：
（在玻璃、搪瓷部）
姚文元：這些玻璃杯的圖案都是修正主義的，不是我們的。是一些什麼三角形的、方塊形的。讓現代修正主義的美術全部佔領了。這個是從法國和蘇修畫報上抄來的。這是什麼派？你們要查一查。我們中國過去不是這樣的。現在變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
張春橋：這種花布給鐵梅、小常寶（鐵梅、小常寶分別為「樣板戲」《紅燈記》和《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引者注）穿了，像什麼樣子？這樣的花布，與欣欣向榮的祖國多麼不相稱！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產了吧，牡丹花是富貴花！
（在毛巾、手帕部）
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實又柔軟，花色也最樸素。
張春橋：手帕的問題很大。現在把資本主義國家最壞的東西搬進來了，把我們要打倒的東西都拾進來了，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這些手帕，是典型的現代派。燕子是中國的，可是下面還搞了一條條的，成了法國象徵派的畫。這些，又像林風眠的黑畫！
■ 姚文元（前排左一）、張春橋（前排右一）在一起。
兩位「大批判專家」，居然在百貨商店裡批這批那，簡直是亂批一氣，近乎胡鬧！
其實，他們並非信口雌黃。兩位「左」公，是以「左」眼看待一切。
1973年11月26日，張春橋看到上海出口年歷卡上的畫，不由得勃然大怒。
張春橋寫下了這樣的「批示」：「祝這些大老闆、大設計家們早日成仙，離開工農兵越遠越好。」
一個多月後——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學著張春橋的腔調，對外貿部作為出口畫廣告的《中國畫》冊，進行「批判」：「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復禮』的畫冊。」
《中國畫》冊裡，有一幅題為《迎春》的圖畫，畫的是一隻在迎春花前引頸高鳴的公雞。這幅《迎春》畫，充滿盎然生機。姚文元用「左」眼看《迎春》，居然寫下這樣的批示：「公雞怒目而視，尾巴翹到了天上去……這那裡是在迎春，完全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的極端仇視。」
一隻公雞，一叢迎春花，如此簡單明瞭的畫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是對「社會主義的春天」的「極端仇視」！
徐景賢緊跟姚文元，說那只公雞「寄托了今天社會上一小撮『復辟狂』的陰暗心理，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隨時隨地準備同無產階級決一死戰。」
於是，一個「黑畫展覽」在北京舉行，一個「批黑畫」浪潮推行全國。那些「批判」，可收入「笑林新編」之中。
這位「左家莊」的「大將」，即便就《詩刊》復刊問題給毛澤東寫信，也不忘對1957年曾經「大批判」的流沙河的「大毒草」《草木篇》，「捎」上一筆：
主席：
送上要求《詩刊》復刊的一封信，請閱。我贊成《詩刊》重新出版，並有個想法：新出的詩刊可否兼登一些歌曲、歌詞、民歌，以促進新詩的民族形式的發展。主席曾經指出：「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並且還說過，「新詩應該在批判地繼承古典詩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大意）現在詩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內容深刻、能唱、能被人們記住和背誦的好詩很少，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魯迅對新詩的意見，我覺得是正確的。他說：「詩歌雖有眼看的和嘴唱的兩種，也究以後一種為好；可惜中國的新詩大概是前一種。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裡將舊詩擠出，佔了它的地位。」又說：「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
白話詩要這樣做，當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齊放中，逐步總結經驗。但就進一步發揮詩的戰鬥作用、真正能更好為廣大工農兵所利用來說，就向著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的目標前進來說，是應當這樣去努力的。
《詩刊》刊登歌曲、歌詞，包括某些戲曲曲調的歌詞，刊登新民歌，是促進新詩順口、易記、有韻、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優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據以新作歌詞。中國古典詩詞有詩和音樂相結合的長處。革命詩歌如《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東方紅》，都可以譜曲，並更加廣泛流傳。
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而不易記和不能唱的詩呢？並不。這類詩還將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詩，即使是很不整齊的樓梯式的詩，真正寫得好，還可發表。
編輯部的組織也不太難，老、中、青三結合，並吸收幾位音樂工作者參加就行了。出點《草木篇》之類並不可怕，我們都是經歷過來的。
以上意見，妥否，請批示。如同意，可否將來信及此信印送有關部門與政治局同志參閱。
此致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姚文元 9月19日
毛澤東在1975年9月19日批示「同意」。這樣，《詩刊》在1976年1月，出版了復刊號。在這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1965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
[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頁。
[2]江青最初住在釣魚台11號樓。後來由於她懷疑11號樓被安裝了竊聽器，於1969年2月令人對11號樓進行大檢查。雖然在檢查中沒有發現竊聽器，江青仍然不放心，遷至釣魚台10號樓居住。
[3]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115頁。
[4]1991年5月19日，葉永烈在成都採訪張耀祠。
[5]章劍鋒：《「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兒》，《南風窗》2010年第8期。
[6]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7期。
[7]楊銀祿：《江青的「女皇」生活》，《百年潮》1998年第6期。
[8]據經盛鴻：《於若木勇鬥江青》，《週末》1988年5月14日。
[9]顧保孜：《樣板戲出台內幕》，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頁。
[10]楊銀祿：《林彪與江青的你來我往》，《中國改革》，2011年第3期。
[11]顧保孜：《樣板戲出台內幕》，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