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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取代陳伯達成為「輿論總管」

陳伯達垮了,姚文元晉陞為全國輿論總管。

從此,姚文元手中的筆,非同凡響,具備了「多功能」:

他的筆,成了指揮棒。他用筆指揮著全國所有的報刊,從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到各省、市報刊,總編們的眼睛無時無刻都要盯著姚文元手中的指揮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違怠,不能奏出一個越軌的音符。

他的筆,成了權杖。大大小小「寫作組」,從丁學雷、羅思鼎、石一歌到後來的梁效、池恆、初瀾、唐曉文……全都歸順於姚文元麾下。他是這支無恥文人大軍的統帥。人們冷笑著,諷之為:「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其實,梁效聽命於姚文元。

他的筆,還成了魔杖。他的筆伸到哪裡,可以使哪裡燃起一場「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裡的反抗的火焰立時燒滅。他的筆能使「造反英雄」青雲直上,他的筆也能使「走資派」人頭落地。

輿論一律,一律輿論。說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馬。在姚文元主宰中國筆政的年月裡,報刊變得清一色,說同樣的話,唱同樣的調。話,說得空空洞洞;調,唱得難以入耳。江青的「文藝革命」取得「輝煌」成果是:「八億人口看八個『樣板戲』。」姚文元成為輿論總管的「輝煌」成就是:「讀者『看報看題,看書看皮』!」

沉悶的空氣籠罩著中國大地。萬馬齊喑,思想被鎖上鐐銬,言論處處受到審查。在19世紀,當歐洲盛行輿論專制之時,一個名叫沙飛的作家曾辛辣地諷刺道:「只有做夢時無審查,只有打鼾時無警察。」如果把這句妙語移來形容姚文元統治下的中國文壇,真是像「定做衣服」一般貼切。

後來,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曾這樣揭發「輿論總管」姚文元對廣播事業局的控制:

姚文元對廣播局進行控制,主要是利用他在中央竊取的權力和地位,打著中央的旗號,發號施令。最基本的是,披著馬列主義外衣,大量散佈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在政治上、思想上給我以影響。而我的路線鬥爭覺悟低,分不清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理論和路線鬥爭的是非界限,更識不破他們玩弄的陰謀詭計,加上又有怕挨整、官迷心竅的私心雜念,這是我接受姚文元控制的錯誤思想基礎。

姚文元對廣播事業局的事情管得很寬,宣傳、外事、新聞、業務、政治思想、保衛工作他都過問。我錯誤地把他看成是代表中央來分管廣播局工作的,凡是重大事情向中央的請示報告,都經他轉報中央。他的黑指示,我也錯誤地把它看成是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堅決貫徹執行。我們給中央的許多重要報告,在他批了意見以後,才送政治局傳閱,有的還送毛主席圈閱後才退給我們,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迷惑(此句不通,原文如此。——引者注)。

姚文元控制廣播局的具體渠道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當面談話,下達黑指示。

我來廣播局兩年,兩年多,當面同姚文元直接談話的次數不是很多,核心小組其他成員同姚文元談話的更少。

談話的場合比較多的是陪見外賓之後,我和張振友、王壽仁(核心小組成員,副局長)等都是這樣。如我剛到廣播局,姚文元就利用我參加陪見外賓的機會第一次單獨和我談過一次話。不久,又同我和張振友一起談了一次。這是最重要的一次,時間也比較長,對控制廣播全局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也還有幾次,主要談話內容是要我們召開一次全國電視工作會議。他說: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要反對經驗主義,至於如何聯繫廣播局實際,你們先出一個題目,過幾個月再回答。他還批評我們對第三世界友好國家的宣傳有模糊階級界限的傾向,提出中央幾個新聞單位的外事活動可以成立一個協作小組,搞一個統一計劃報批等等。但他並不是每次陪外賓後都找我們談話,每次談話也不都是單獨同廣播局的同志談,更多的是同時和參加陪見的幾個新聞單位的同志一起談,我也不是每次談話都參加。姚文元每次同我的談話我都在核心小組傳達或討論,有的還向全局作了傳達。姚文元還規定,他同外賓的談話記錄,整理以後,清樣都要先送他親自審閱修改後才准打印,這也是一種控制。

■ 姚文元(前左二)接見外賓

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場合,姚文元也直接同我談過幾次話。一次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弔唁總理的靈堂裡,姚文元向我下達不准第三遍播放向總理遺體告別的電視片;不准電視記者拍攝天安門廣場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機關裡不准搞計劃以外的大型悼念總理的活動等黑令。還有一次是在1976年4月7日把魯瑛、解力夫(光明日報總編輯)和我一同叫到人民大會堂去列席政治局會議,聽毛遠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參加《人民日報》炮製的那篇有關天安門政治事件黑文件的定稿,在此過程中,姚文元同我們談了一些話。還有一次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後,中央辦公廳通知魯瑛、解力夫和我到懷仁堂去值班,姚文元在那裡也同我們談了一點話。以上幾次的談話主要內容我已根據回憶寫了交待材料。

……

我同姚文元私人之間沒有任何來往和交談。

二、通過新華社對宣傳報道的方針和口徑嚴密進行控制。

新華社記者遍佈國內外,每天編發大量新聞報道,擔負著向國內外宣傳和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任務,處於宣傳第一線。電台廣播的新聞節目,稿源主要來自新華社。姚文元控制新聞宣傳報道的主要渠道是向新華社下達黑指示並審閱新華社的稿件。姚文元對新華社的黑指示傳到廣播局以後,同樣起了嚴密控制廣播、電視宣傳的作用。姚文元直接給廣播局的黑指示並不多。

為了加強宣傳業務上的聯繫,瞭解中央宣傳意圖和精神,廣播局總編室一直派人每天晚上參加新華社總編室的匯報會。批林批孔開始後,一度中斷。我來廣播局後,感到廣播局瞭解情況太少,宣傳上不好掌握,經徵得朱穆之同志同意,並報告姚文元批准,又恢復了這種聯繫。總編室每天去參加新華社匯報會的同志,把瞭解到的情況和新華社的宣傳意圖,主要是姚文元對新華社的黑指示的精神,寫成書面記錄材料供核心組、總編室和各宣傳口的領導同志傳閱。我對姚文元在宣傳上向新華社下達的那些黑指示十分重視,把它看成是瞭解中央宣傳方針的主要來源。有些還作了批示,要總編室討論研究,貫徹執行。兩年多來,廣播、電視的宣傳完全納入了「四人幫」另搞一套的軌道,如對鄧小平同志的攻擊不斷升級;突出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不准提「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都是從這條渠道來的。總編室存有參加新華社匯報會的記錄檔案材料。組織上可查閱。「四人幫」被粉碎後,我曾整理了一下,摘記在我的工作筆記本上,已上交專案組。

我來廣播局後,還曾想同《人民日報》也建立這樣的業務聯繫渠道,同樣是為了想從那裡更多地瞭解姚文元黑指示的精神。經過幾次交涉,魯瑛不同意,沒有搞成。現在看,倒是一件好事。否則,我的錯誤會更大。……

姚文元還規定,中央電台轉播《紅旗》的文章,每期都要交報目錄,經他審批決定。

三、直接電話聯繫。

姚文元(或經他的秘書郭文)通過電話向廣播局發號施令,有直接打給我的,有打給總編室和局辦公室的。打給總編室和局辦公室的,當時都有電話記錄。打給我的,凡是重要的,我也有簡要記錄。遇有重要事情,我和總編室也直接用電話向姚文元請示報告。張振東、王守仁是否同姚文元直接打過電話,我記不清楚。

我來廣播局後,到1976年9月,直接同姚文元的電話聯繫不多。經回憶,還能想起來的大致有以下幾次:

1. 1975年評論《水滸》開始時,姚文元給我來電話,說主席最近對《水滸》有個重要評論,新華社和廣播局沒有宣傳任務,所以沒有告訴你們。但還是送給你們看一下好。過了幾天,朱穆之同志就把姚文元送給我們看的主席的批示和姚文元關於評論《水滸》問題給主席的一封信在看過以後就轉給了我。我看後退給了姚文元。

2. ……

3. 1975年9月15日,為紀念毛主席為廣播題詞十週年和廣播局成立三十週年,我們準備開一個文藝晚會,除請中直單位、新聞單位和與廣播局工作有關的一些單位的負責同志參加外,還準備請江青、姚文元和登奎同志、東興同志參加。在事前報批的計劃上,姚文元在他的名字下批了「到時再看」。9月13日,我打電話給姚文元,問他是否能來?他考慮了一下,要我們把晚會日期推遲幾天。我照他說的,改到9月18日。當天上午又聯繫,姚文元說可以來參加,登奎同志也說可以參加,東興同志說不來了,江青找不到(後來才知道到大寨去了)。可到了晚上,姚文元又來電話說,政治局要開會,不能來了。我們瞎忙乎了一頓。

4. 1975年10月。我在上報的準備召開全國電視工作會議給中央的請示報告中,有「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姚文元看了之後,第一次並沒改,第二次改掉了,退給我重新打印上報。我當時不瞭解背景,沒有引起重視,在同時批發的另外一個有關農村有線廣播工作的通報中,仍然有「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總編室根據這個文件編發了一期工作簡報,也是我批發的。姚文元看到後大發雷霆,要郭文打電話找我。當時正是晚上,我有外事活動,在飯店陪外賓吃飯。郭文把電話通到飯店,說你們報告上「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提法文元同志已經給你們改過了,那是認真考慮過的,怎麼在廣播工作簡報上又出現了?這時姚文元接過話筒對我說:「我那樣改,你們仔細想過沒有?為什麼不想一想?廣播工作簡報要立即全部收回。」他把我批了頓,第二天我向核心小組說了此事,仍然不知道錯在哪裡。只好將簡報收回,我並向姚文元寫了一個檢討,才算了事。

……

8. 毛主席逝世後準備追悼大會期間,技術處干擾科忽然收到一個可疑的新的干擾頻率訊號。當時我們估計可能是蘇修為干擾追悼大會的實況轉播搞的。我當即先在電話裡向姚文元作了報告,接著又寫了書面報告。姚文元要我們繼續注意。並說已報告了華國鋒同志。

9. 毛主席追悼大會結束後,第二天姚文元來電話問廣播和電視的實況轉播情況。我說轉播情況良好,未發現干擾。電視實況的轉播錄像已在審看,不大理想,主要是華國鋒同志致悼詞的鏡頭偏向東側,我們準備採取一些技術措施,如問題不大,打算重播。電視片正在洗印編輯。姚文元表示同意。

據我再三回憶,在這次電話聯繫之後,姚文元就沒有再來過電話,我也沒有向姚文元再打過電話。

……

姚文元通過各條渠道控制廣播局,首先是控制我。為了達到控制我的目的,他甚至採取極其卑鄙的資產階級政客手腕。有關情況,我過去已有過詳細揭發,這裡就不重複了。

鄧崗  1978年5月25日

說明:有些事實的時間已記不具體,確切,因手頭材料都已上交,請組織上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