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永福路344號。4月12日清早，「掃雷縱隊」全體緊急集合。
「誓死保衛中央文革小組！」
「誓死保衛春橋同志！」
在領著呼喊了口號之後，游雪濤沉默了半晌，在極為嚴肅的氣氛中，用低沉的聲音發表「訓話」：「同志們，最嚴峻的考驗的時刻到了！我們要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我們最敬愛的春橋同志。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為了春橋同志，我們要豁出去了！」
稍停一會兒，他拿出了筆記本，輕聲地說：
「剛才，我接到文靜同志的電話，她要我向全體同志交底，把她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同志們。」
「文靜同志說，春橋同志的歷史完全清白，一點污點也沒有。這樣乾淨的歷史，在老幹部中是少見的。任何關於春橋同志的謠言，都是最惡毒的攻擊和最無恥的捏造。」
「文靜同志還指出，春橋同志說話，總是引用毛主席的原文，很少發揮自己的意見。毛主席對他非常信任，他對毛主席非常忠誠。春橋同志是一個毫無政治野心的人。他曾說過，他平生的夙願，就是用全部精力寫出一部《毛澤東傳》，此外一無所求。」
「同志們，我們一直在為捍衛春橋同志而戰。春橋同志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幸福。在今天這樣的緊要關頭，文靜同志親自給我們這個小組打來電話，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
「今天，各種各樣隱藏的『雷』，都拋頭露面了，正是我們『掃雷縱隊』的掃雷最佳時機……」
游雪濤一聲令下，「掃雷縱隊」全體出動，在上海那滔滔人海中游弋。
秘密拍照，錄音、錄像，一切有關「炮打」的標語、大字報、動向，都納入「掃雷縱隊」掃雷範疇。
面對張春橋寫下的「謝謝同志們」五個字，「掃雷英雄」們是當之無愧的。
早在1967年11月21日，「掃雷縱隊」就已經向張春橋密報了《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那「三駕馬車」（也有人稱之為《文匯報》「造反三巨頭」）的「反叛」動向。為此，張春橋要秘書何秀文在暗中調來了「三駕馬車」的人事檔案。張春橋已做好了整人的準備。
神通廣大的「掃雷縱隊」還獲得重要情報：1967年1月，「工總司」的「北上返滬一兵團」曾包圍了張春橋家，準備抄張春橋的家，被張春橋發覺，調來王洪文的小兄弟解圍……是誰把張家的地址洩露出去？這個啞謎被「掃雷縱隊」查明，是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副書記郭仁傑！
「原來，郭仁傑這小子背有反骨，忘恩負義！」張春橋聽了游雪濤的報告，把牙齒咬得崩崩響。
張春橋記得，過去看過郭仁傑的檔案。那是1964年，是他親自點將，把郭仁傑調入市委寫作班的。調動前，他查看過郭仁傑檔案。那時，他以「十」的目光看郭仁傑。如今，郭仁傑反了，他以「一」的目光看郭仁傑。於是，他再一次調看郭仁傑的檔案。
郭仁傑的歷史，倒是無可挑剔的：一個從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很早就參加解放軍，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隨軍進入上海。1957年，擔任復旦大學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
在翻閱郭仁傑檔案的附頁時，張春橋看到了一份外調材料，笑得瞇起了眼睛。原來，此人也好色！
張春橋給游雪濤下達了「特殊任務」：抓住郭仁傑在男女關係上的小辮子！
張春橋深知，這類桃色新聞，在「文革」中只消用大字報一公佈，很容易就可以把一個人搞臭的。
果真，「克格勃」游雪濤弄來了極為詳細、具體的情報。
就在郭仁傑忙著與復旦大學「紅革會」的那些紅衛兵們頻繁來往，籌劃著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時候，突然，受游雪濤暗中指使的華東政法學院的紅衛兵，在一天深夜把他抓了去。
郭仁傑被關進了上海盧灣區公安分局。在二樓的囚室裡，紅衛兵們逼問著他，要他交代「男女關係」問題。
秀才最愛面子。尤其是像「男女關係」之類隱私，一旦公諸於眾，已經躋身於「上海市革委會」領導人之列的郭仁傑，臉往哪兒擱呢？
據當時的檔案記載：「郭仁傑要看守的紅衛兵給他倒一杯開水，把紅衛兵誆出室外，立即把門碰上，從窗口跳下……」
地上頓時濺滿一攤鮮血。
從此，張春橋少了一個政敵。
「殺一儆百。」消息傳出，那些已經扯起造反旗號的原市委寫作班的秀才們人人自危，深知張春橋不是好惹的。
郭仁傑之死，在反張之心早已堅定的人們那裡，產生的不是畏懼，卻是更深刻的仇恨。「四一二」一把火點起了堆滿上海的乾柴。
《文匯報》「星火燎原」造反總部真個是星火燎原，那《十個為什麼》傳單已經一再加印，仍是上海的「搶手貨」。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一個「揭老底」戰鬥隊，刊印了魯迅批「狄克」的《三月的租界》和「狄克」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刊印了李淑芳——當年的文靜怎樣成為「東方的摩登女士」……上海人民也學會以張春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揭起張春橋那「老底」來了。這些「揭老底」傳單，一時風靡上海。
不可一世的張春橋，彷彿成了泥足巨人，風一吹，就要倒了。
一連串的新消息，通過「244」，傳入張春橋耳中：《文匯報》印的《十個為什麼？》已發向全國各地；華東六省的省報都向《文匯報》看齊，要在4月13日頭版頭條轉載《北京日報》4月7日社論，而且《解放日報》居然也要同步行動。
這一回「炮打」來勢，比15個月前要兇猛得多。眼看著，張春橋會成為「王、關、戚」第四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端出來」的第四個惡棍。
張春橋畢竟還是張春橋。他緊急召見王洪文。「工總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隊衝進《文匯報》社了……15個月前，張春橋打退「一·二八」的「紅革會」，靠的是「工總司」，這一回又甩出這張在安亭結下「火線友誼」的王牌。
張春橋又一次撥通了北京釣魚台的長途電話，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給上海發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特急電報』？」江青問道，「你現在就把電報內容告訴我，我馬上發到上海！」
江青倒也痛快，她請張春橋自己擬一個「中央文革小組特急電報」！
「不，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恐怕還不行。」張春橋說道。
「『中央文革小組』的牌子還不響嗎？」江青一聽，怔住了。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張春橋連忙解釋道，「因為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號，說我是楊、余、傅的黑後台。楊、余、傅都是軍人。只有以林彪副主席或者中央軍委的名義，給上海發緊急電報，才能最有效地制止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馬上轉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張春橋的用意，掛上了電話。
張春橋與林彪之間，本來連話都說不上。「文革」前，林彪身為元帥，來來去去上海，從不把柯慶施的那個「政治秘書」張春橋放在眼裡。自從張春橋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林彪才注意起張春橋其人。不過，這時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張春橋難以接近他。雖然張春橋借助於江青，已經得到毛澤東的信賴，但是他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企望著巴結林彪——因為林彪已是舉足輕重的第二號人物了。
1967年11月，毛澤東的一句話，無意之中為張春橋搭起了與林彪高攀的梯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在考慮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了，他把修改黨章的任務交給了上海。葉群向張春橋透露了來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應當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下來。
張春橋是個一點就明白的聰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後，便放出風聲：「上海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在黨章上寫明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永不變色！」
於是，在張春橋負責起草的黨章草案上，出現了所有中共黨章上未曾有過的詞句：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決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黨章草案飛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林彪馬上「回贈」張春橋一個軍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
從那以後，張春橋跟「林副統帥」之間，架起了熱線：張春橋借口匯報南京軍區工作情況，常常給林彪掛電話，向他請示這，請示那。林彪呢？也拖著腔，拿著調，跟這位秀才說上幾句「熱絡」話。
在「四一二」這風雨飄搖之際，張春橋通過江青，向林彪發出了「SOS」訊號。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個在「楊余傅事件」中紅得發燙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奉林彪之命，在4月12日下午飛抵上海。
上海的「四馬路」———福州路，當年「狄克」曾在那裡度過不平常的歲月，如今上海黨、政、軍、文各界頭目急急趕往那裡的「市革會禮堂」。
中央軍委吳法憲突然出現在主席台上，從口袋裡掏出一紙公文。
台下鴉雀無聲。人們屏氣斂息。對於吳法憲從天而降，許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測：一定是來宣佈當場逮捕「楊余傅」黑後台張春橋的命令！
■ 1968年10月1日，張春橋（前右）與林彪死黨黃永勝（前左）交談。（孟昭瑞 攝）
吳法憲當眾宣讀來自北京的四點指示：第一，張春橋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第二，張春橋同志仍然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第三，張春橋同志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第四，張春橋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這四個「仍然是」，頓時把一場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攝氏零度！
印刷機在飛速運轉。印著四個「仍然是」的傳單，撒向四面八方。
「一·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小組特急電報」所吹滅；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來自林彪的「四點指示」所壓服。
張春橋摸了摸自己的腦袋，哦，「仍然是」長在脖子上！
張春橋笑了，哦，「仍然是」勝利者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