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著「大批判」開路，仗著「樣板戲」作資本，江青一手掌握著「中央文革小組」，一手操縱著中央專案組，她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山露水了，再不處在雲霧之中了。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權力不斷膨脹，取組長陳伯達而代之；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本身的權力也在不斷膨脹之中。實質是第一的，名目是無謂的。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規定，「中央文革小組」原本只是「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麼個「小組」。用江青自己的話來說，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書班子」。
可是，這個「秘書班子」，卻在1967年1月，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
在「文革」開始時，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陣營如下：
書記為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
候補書記為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決定。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准了這一決定，並且決定撤銷他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擔任的職務。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決定，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
隨著陶鑄在1967年1月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小組」當即取而代之。
1967年2月，所謂「二月逆流」遭到批判，葉劍英、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靠邊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於癱瘓。「中央文革小組」又進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下達的。1967年1月11日，中央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卻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署名。這麼一來，「中央文革小組」也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此後的許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並列的署名方能下達。
「中央文革小組」權力的膨脹，意味著江青權力的膨脹。她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實際上，在「中央文革小組」，她說了算，組長陳伯達也不得不聽命於她。另外，隨著「文革」浪潮的不斷沖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1967年8月底王力、關鋒倒台，1968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更加集中於江青手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後，「中央文革小組」擴大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這個碰頭會，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五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擴大的有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共12人。
「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他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在「左派」們的包圍之中工作。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一時間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凡是對「中央文革小組」、對江青稍有不滿的，便可定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現行反革命」，要「依法懲辦」。
只要稍稍列一下當年署有「中央文革小組」名義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擁有的權力有多大：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1967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甘肅問題的幾點決定；
1967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權限的規定；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
1967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
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報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員會，是以「中央」名義批准的；此後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員會，均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四者聯名下達批准的文件）；
196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傳達及其文件處理的通知。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黨中央！永遠忠於中央文革小組！」這成為當時最為流行的口號。「忠於中央文革小組」，亦即「忠於江青」。
步入「中央首長」之列的江青，到處發表講話。起初，她的講話被印入《中央首長講話集》之中，隨著她的講話越來越多，各種版本的《江青文選》也就由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印行。其中，正式公開發行的，是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這本書，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講話記錄稿（包括《紀要》），曾作為「學習文件」廣為發行。
這八篇講話是：
《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
《江青同志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8日）；
《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1967年4月12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的講話》（1967年4月20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9月5日）；
《江青同志在接見河南、湖北來京參加學習班的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9月26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年11月9、12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年11月27日）。
從1967年1月起在江青身邊工作多年的機要秘書叫閻長貴。閻長貴大學畢業，能寫文章，江青把他調到「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工作。1967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給江青調來一位新的機要秘書，名叫楊銀祿。
1998年，楊銀祿在第五期《百年潮》雜誌上發表《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文，回憶了初見江青時，亦即1967年處於「鼎盛」時期的江青給他的印象：「她有一頭烏黑錚亮、厚厚的頭髮，男式背頭髮型，梳理得很利落，還不時地用小木梳梳理幾下。她五官端正，眼睛雖不是雙眼皮，但大小適度，並不難看。臉上的皮膚細潤光滑，沒有一絲皺紋，只是鼻尖右側長有一個褐色小痣。身材細長（後來聽醫生說她身高一米六六），五十四歲的人了，腰不彎，背不駝，身子挺拔，走起路來姿勢也比較好看。她當時穿一身綠色軍裝，看上去很得體。總之，江青的面貌體態比較標緻，並不像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社會上傳說的那樣醜陋，什麼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