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組長陳伯達的爭鬥
江青的權力不斷膨脹。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放在眼裡。
她這個「第一副組長」，實際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在陳伯達晚年，筆者多次訪問了他。陳伯達曾對他與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激烈爭鬥，作了回憶。陳伯達說，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實行「獨裁」：
「中央文革小組」如開會，江青總是繼續瞎想瞎說，並且說了就算，跟她不能討論什麼事。
這種會開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組名義，把小組當作她獨立的領地，繼續「獨裁」，胡作非為。
我認為自己應該做的，是學習，是到些學校、工廠或一些居民地點，看看談談。根據毛主席規定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和中央的決定，只要我知道哪裡有打砸搶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時帶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來，為的是要告訴小組的人知道有這些事，江青便說：「你放著小組的會不開，搞這些幹什麼。」
我的最大罪惡，首先是極端狂妄地提所謂路線問題。這是永遠無法寬恕的。同時，我又胡亂隨便接見一些人，亂說瞎說，讓一些同志蒙受大難，這也是無法寬恕的。
陳伯達回憶起江青如何在「中央文革小組」裡「臭罵」他的：
周總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後，我只參加周總理召集的會，不再召集小組的會。周總理不在釣魚台召集會的時候，我通常不再進那個「辦公樓」。
不記得是哪一年，我曾經不經心地走進那個辦公樓，看看管電話的同志，並且在開會廳坐了一下。忽然，江青來了，康生也來了，姚文元就在樓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佈開會，臭罵我一通，康生也發言。他們那些話，我已記不住，主要是說，為什麼不召集小組開會，等等。我只得讓他們罵，不作回答。顯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組單獨開會這點本能，可以對付一下江青。
由於陳伯達無法在「中央文革小組」待下去，他曾一度提出，希望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之職，到天津去工作。陳伯達曾這樣回憶：
天津問題的由來，是我聽說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同志自殺。萬曉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後聽到他自殺，我很苦悶，有一回，還作了調查，沒有調查出什麼眉目。
因為我不想當那「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也實在當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會議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雖則我沒有提出辭去「組長」名義，但意在不言中了。此時陶鑄同志也在，我還要陶鑄同志幫腔。後來聽說有人批評我，聽說有同志還幫我說話，說我就要到天津去重新學習。但是，過了些天，毛主席又說，天津情況也很複雜，你也難工作，讓解學恭去。中央談話的這一切經過，解學恭當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門上，毛主席遇見解學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總理也在。解學恭到天津的經過，的確是這樣。後來我聽說，毛主席過去曾經認得解學恭。以後解決各省問題，中央會議在周總理的具體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參與天津事，在決定主要人選時，我根據中央的意見，就提解學恭擔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
江青插進一腳，解學恭應該是會覺得到的，在北京解決天津問題的會議上，戚本禹來了，一晚，在會上發號施令，要大家把材料都送給他。這時我就離開會場，在會場外找人聊天，讓戚本禹去發威風去。
陳伯達還回憶起，在「中央文革小組」，他與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
陳伯達說：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裡的電話，說要開會，是在她的住處。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迫死《人民日報》一個文藝編輯。」
我說，報館編輯部互相審查歷史，我沒有發動，沒有參加，沒有出什麼主意，怎麼會是我要迫死他？
康生說：「你沒有看他寫的東西，那是『絕命書』呀。」
接著，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對我的極度憤怒。我覺得房外有警衛戰士，如果看到這堆碎片會很奇怪，因而把這些碎片一點一點地收拾起來，帶回自己住處，要我那裡的工作人員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溝裡。
那時，如果那位文藝編輯竟然屈死，我就要對此負重大的罪。但康、江並不關心任何人的命運。這件事當作問題向我提出，僅僅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聽別人說，江青那時正要用那個文藝編輯當秘書，為此找了這樣的借口。也是聽別人說，因為毛主席反對此事，故未用成（這些事只是當時聽說，沒有做任何事實查對）。
江青早已找了一個借口，把我趕出中南海。上面的事發生後，第二天我即到當時新找的房子住下來，想避免在釣魚台繼續受她的糟蹋。當然，有時我也還到釣魚台那個原住處看看。
就我離開釣魚台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會上，江青乘機正式告我一狀，說：「陳伯達已不要我們了，他已離開釣魚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指她的女兒）回到中南海給主席當秘書好了。」她在搞挑撥離間的勾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一句話未說。
一次會上，江青說：「我同陳伯達的衝突，都是原則的衝突。……」
張春橋也在會上鼓起怒目視我。
我火氣一發，不再聽江青霸道下去，從座位上起來，即走出會堂。
江青回過頭來大聲說：「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裡，不斷與江青對吵。但是，陳伯達不能不容忍江青，這全然是因為江青是「第一夫人」：
《人民日報》有一個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張相片，又找到江青一張，就拼湊成一塊。據說，這是那個文藝編輯授意的。我原不知道這事，有一次開會後聽說過，也沒有再去詢問。但有一次會議時，江青忽然對這張相片事發言，大意是：「人家說我要當武則天，慈禧太后，我又沒有她們的本事。×××有什麼歷史問題，也不跟我說。」
我插了一句說：「你說我要迫死他，誰敢給你說？」
江青便大聲說：「你造謠！」
周總理接上一句：「你是說過呀。」
江青就跟總理對頂起來。
這時我離開會場，在大會堂轉了一圈，又要進會場。周總理說：「你回來幹什麼呀？」
我聽了周總理的話，覺得可不再參加會議，就回到住處。
當夜，有兩位同志來，一個當時在總理處管警衛工作，一個是當時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見面時，他們沒有說什麼話，但我一見，就覺得總理的高義盛情，深為感動。我說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
這樣的話，後來我也跟別人說過。
此事以後，我才通過宣傳聯絡員去瞭解這張相片的製作的經過，也才看到這張假照片。
陳伯達還回憶說：
在「文化革命」中，一回在碰頭會上，江青突然問我是否在三十年代曾參加北方局整過她。
王、關、戚倒台後，江青自稱她有功，她不是從此收斂些，而是更狂妄了。據一位同志給我說過，她自稱她保護了「中央三個常委」。當然，這是很可笑的。
到了後來，陳伯達這「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形同虛設，江青成了實際上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所以，連陳伯達都稱江青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首長」：
自此，除了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首長外，她的女兒當「中央文革小組」秘書，事實上一度是第二首長。江青公開說明，王、關、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兒能管，別人不能管。但過了不久，不知怎樣的，她跟她的女兒也搞翻了。
當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兒還未離開的時候，曾公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會上，說陳伯達已不住釣魚台，已不要她們母女，她們願意回中南海給毛主席當秘書。
江青（忘記是在什麼場合）講，毛主席說過（大意）：「給陳伯達很多工作位子，他都沒有拿住……」毛主席這話看得很透徹，中央文革小組的例子，是最後的一個證明。
此外，筆者也採訪了陳伯達的兩位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據他們回憶：
1967年2、3月間，陳伯達對我們說，毛主席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對江青嚴厲地批評過：「有人說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話不對！她是一人之上，萬人之上！她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裡！我多次批評過她，她聽了嗎？！她這個人呢，有武則天之心，而無武則天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