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歸來不久，1969年6月20日，上海國棉十七廠裡鑼鼓喧天，大紅標語糊滿廠門口。
是歡慶「最新最高指示」發表？是紀念什麼「半週年」？不，不，是一塊白地紅字的新牌子，在歡呼聲中掛到了大門口：「中國共產黨上海國棉十七廠委員會」。
當時的《文匯報》、《解放日報》作了這樣的報道：「這是根據黨的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建立起來的上海第一個基層黨委會。」
王洪文贏得了一個「上海第一」！
報道還給上海國棉十七廠送上一頂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紅色堡壘」。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一個『老造反』廠。全廠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現共有黨員一千零三十五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廠的黨內外無產階級革命派團結全廠的工人群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作出了很多貢獻。上海的廣大革命群眾提到國棉十七廠，都親切地稱之為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堡壘』。從新黨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們又把建設一個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作為努力奮鬥的方向。」
「紅色堡壘」是王洪文的後院，也是張春橋、姚文元要在全國樹起的「樣板」。
1968年9月14日，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由王洪文陪同，來到上海國棉十七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這一天，成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喜日子」。於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便把上海國棉十七廠作為整黨建黨的「樣板」加以「培養」了。
張春橋已著意於「樹」王洪文，「樹」上海國棉十七廠。
1969年初，署名為王洪文的《發揚一月革命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見報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顧兩年多來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歷程，展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無比的激動，無比的興奮」。
王洪文「夫子自道」，來了一個又一個「回想」，向讀者透露他當年的「豐功」：
回想在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生死搏鬥的時刻，回想在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浴血奮戰的歲月裡，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什麼不怕圍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殺頭，就是因為有著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著我們奮勇前進。……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後，我們和群眾真是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群眾吃啥，我們吃啥，群眾步行，我們步行，始終同群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沒有群眾，就不可能摧毀資產階級的反動堡壘；沒有群眾，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掌了權，就不能忘記群眾，我們的職務變了，緊密聯繫群眾的作風不能變……
確實，王洪文的「職務變了」，關於他的「頌歌」也漸漸在報刊上唱了起來。一篇題為《「紅色堡壘」裡的革命火車頭——記上海國棉十七廠最早殺出來的六個共產黨員》的通訊，稱頌起王洪文及其「紅色堡壘」，把王洪文譽為「革命火車頭」：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全市一面鮮艷的紅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紅色堡壘』。在這個『紅色堡壘』裡，王洪文、唐文蘭、孫一中、董秋芳、孫德永和徐玉起等六名共產黨員，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在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激烈搏鬥的大風大浪中，帶領廣大革命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群眾稱他們是『紅色堡壘』裡的革命火車頭。……」
這篇通訊，讚揚了王洪文作為「革命火車頭」在「紅色堡壘」裡作出的一系列「貢獻」。這是在上海報刊上，頭一回如此詳細報道王洪文：
「在（1966年）6月12日，聯名貼出了《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提出『打倒資產階級當權派，挖掉修正主義老根』的響亮口號，並用大量事實責問舊黨委：你們為什麼像害怕瘟疫一樣，害怕搞階級鬥爭？你們推行的修正主義幹部路線，不是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又是為什麼？你們要把整個廠八千多個職工引向什麼地方去？這張大字報衝破了一度『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像一顆重磅炸彈在舊黨委的心臟爆炸了開來。……」
接著，描述王洪文「走路有人盯梢，說話有人偷記」，成了「反革命集團」的嫌疑。又描述了王洪文與「滅火隊」（即「工作隊」）的鬥爭，如何遭到「長時期圍攻」，「被毒打吐血」，但是他「沒有退縮，沒有被壓垮」。
「1966年8月，他們懷著對毛主席的赤膽忠心，串連了三十多人，成立了『誓死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戰鬥隊』。在廠裡無法活動，就到家裡和公園裡去，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中央報刊社論，經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稍稍休息一會兒，第二天照常上班工作。……」
「在這六個共產黨員的帶領和影響下，不少革命造反派戰士在嚴峻的階級大搏鬥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團結了一大批群眾，形成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革命造反派隊伍，成立了『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
這篇通訊還歷數王洪文的「紅色堡壘」的「戰績」：
「衝破重重阻撓，串連了兩百多家工廠，得到了兄弟工廠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聲援和支持，共同發起籌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在『八·四』行動中，上海國棉十七廠是第二線指揮部，擔負著保衛楊樹浦發電廠、楊樹浦煤氣廠、上海煉油廠等單位的重要使命。」
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號召下，「他們派出了六百十九名優秀工人，進駐高等院校和一些『老大難』單位」。
沒多久，在上海報刊上又冒出一篇歌頌「紅色堡壘」的文章：《朝氣蓬勃，勇敢戰鬥——上海國棉十七廠黨的隊伍一派新面貌》。
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上海國棉十七廠在中共九大之後的新面貌。文章一開頭便寫道：「被稱為『紅色堡壘』的上海國棉十七廠，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就異常激烈。……」
這麼一來，「紅色堡壘」的美譽，彷彿成了給上海國棉十七廠「定做」的光環。一提及上海國棉十七廠，就馬上稱一聲「紅色堡壘」。
這篇通訊用反襯法歌頌王洪文，把王洪文的形象「拔」得更高了。
通訊中寫了上海國棉十七廠「不少黨員原來對自己站錯隊很不理解」，「存在著三股氣：怨氣，洩氣，不服氣」。他們說：「造反派額角頭（意即額頭高，給碰上了。上海土語——引者注），阿拉觸霉頭（意即倒霉——引者注）。以後你們抓革命，我們促生產。」
可是，這些黨員後來想通了，轉變了，其中的關鍵是——
「很多黨員把自己同王洪文、唐文蘭等老造反黨員對照，深深覺得慚愧：『他們是黨員，我也是黨員；他們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他們熱愛毛主席，忠於毛主席，我平時也講熱愛毛主席，忠於毛主席，可是我們只熱愛在嘴巴上，沒有熱愛在心坎裡，只忠在嘴巴上，沒有忠在行動上。』……」
找著了與王洪文之間的「差距」，這些黨員的覺悟也就「提高」了！
「紅色堡壘」的名聲越來越大。「秀才」們也深入上海國棉十七廠，接二連三寫出關於這個「紅色堡壘」的整黨建黨的「經驗」，見諸於《文匯報》、《解放日報》以至上了《紅旗》雜誌，上了《人民日報》。
中共九大閉幕後一週年——1970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整黨建黨座談會。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主持座談會，政治局常委康生、陳伯達作了講話。在這次座談會上，宣佈成立中共中央整黨三人小組，這三人是康生、張春橋和謝富治。
北京樹立的整黨建黨「樣板」是「六廠二校」。那是「毛主席親自指導」的。
張春橋呢？拿出了上海的整黨建黨「樣板」——上海國棉十七廠。
經毛澤東批示「照發」，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向全國各級黨組織轉發了北京大學、北京七機車車輛廠、上海國棉十七廠等單位整黨建黨經驗。於是「紅色堡壘」名噪全國。
上海國棉十七廠整黨建黨，有些什麼「重要經驗」呢？
「秀才」們妙筆生花。那些「重要經驗」，近乎玩弄辭藻：「建設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就要『舉旗抓綱』」；「建設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黨就要管黨」；「建設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就要加強領導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設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就要實現一元化的領導」。
此外，還有：「把思想整頓放在首位，教育黨員提高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覺悟，徹底改造世界觀」；「根據黨組織就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的根本原則，落實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認真搞好組織上的吐故納新」；「建立忠於毛主席的領導班子，不斷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
如此空洞的「經驗」，並無「重要」可言。不過，鄭重其事地以中共中央紅頭文件下達，大大提高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聲望。不言而喻，也就大大提高了王洪文的聲望。王洪文一直兼任著上海國棉十七廠「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兼任著廠黨委委員。
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掌管著上海的日常工作。雖說他有野心，企望著進入中央，不過，上海已有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做「中央首長」，看樣子已不大可能再把他調入中央。至多，或者到北京當個什麼部的部長之類。
然而，王洪文卻突然受到提升，如同坐火箭似的飛速上竄，成為「火箭式幹部」。這，連王洪文自己，都感到驚訝、意外。
[1]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孫詳海談「全向東」；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邵世民、顧其昌談「全向東」。
[2]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孫詳海談「全向東」；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邵世民、顧其昌談「全向東」。
[3]1986年10月24日，葉永烈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採訪馬驥。
[4]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孫詳海談「全向東」；1990年9月14日，葉永烈請邵世民、顧其昌談「全向東」。
[5]上調，指許建國調離上海，到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