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閉幕之後，4月28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屆一中全會。
5月1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出席了焰火晚會。
電影攝影機、照相機的鏡頭對準了他。
他的形象出現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制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影片中，在全國城鄉廣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報刊上。那是一版關於九大大會發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張大照片，分別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的發言鏡頭。下半版並列五張稍小的照片，依次為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
陳永貴是名震全國的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孫玉國則因在中蘇珍寶島之戰中立功而躍為解放軍代表。工人代表，照理應是大慶油田的標兵、全國勞模王進喜，才能與陳永貴旗鼓相當，何況王進喜也是九大主席團成員，坐在離王洪文不遠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國勞模。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成了中國工、農、兵的代表人物。
滿載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飛機，在上海西郊機場著陸。王洪文載譽歸來，春風滿面。
雖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依然是「三駕馬車」，但是原先「徐、馬、王」變成了「王、徐、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馬老」，那因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員，馬天水則只是中央候補委員（至於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幹部」王少庸，這回連中央候補委員也沒選上，自然更被甩到後邊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當然排在馬天水之前。那個「秀才幫」的首領徐景賢，雖然也當上中央委員，畢竟在中共九大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露臉。張春橋指定王洪文為中共九大華東組召集人，已確定了王洪文超過了徐景賢。
王洪文成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第一書記為張春橋，第二書記為姚文元。「徐老三」換成了「王老三」！徐景賢屈居為「徐老四」。
王洪文又喬遷了。他的家搬離了原挪威領事館，遷入書記院。他家這邊緊挨著馬天水家，那邊挨著王少庸家。
後來，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個頗大的院子，樓下是汽車間，二樓是客廳、書房，三樓是臥室。他的一家，住著三層九間房子。
他的職務的每一次陞遷，都與房子的擴大成正比。當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總司」造反隊衝進康平路，找「曹老頭兒」簽字，提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與當年的「曹老頭兒」相當。
康平路的王寓，一時間響起三個老太婆的嘁嘁喳喳聲。
那個小腳的東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親。兒子有出息，把母親接來享福。
操蘇北口音的老太婆，則是王洪文的岳母。聽說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從上海國棉十七廠那嘈雜、狹小的職工宿舍搬過來了。
還有一個老太婆是誰？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講一口蘇北話。
王洪文只一個妻子崔根娣，怎麼會有兩個岳母？
那個從上海國棉十七廠遷來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養母。
王洪文與崔根娣結婚之後，幫她找到了生母。這時，崔根娣的生母也搬來，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氣。
不過，三個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沒多久便結束了。
崔根娣的養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並不是因為她跟另外兩個老太婆慪氣。據她自己回到上海國棉十七廠職工宿舍之後，跟鄰居們說：「康平路好是好，就是進進出出太麻煩！」
「進出有什麼麻煩？」鄰居們從未住過康平路，不解地問道。
「唉，進門要填單子，出門要交單子。我不識字，不會寫字，煩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說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說的單子，也就是「會客單」。康平路是個門衛森嚴的地方。填單子、交單子，使她感到很頭疼。
她還是回到她的家，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麼單子也用不著填。
她還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裡養雞。有人勸她，女婿是市委書記了，你還養雞？她說：「養雞能生蛋嘛，這跟市委書記有什麼關係？」
大抵正因為這個緣故，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人們對她並沒有說三道四。充其量，不過是說她的丈夫崔崇嶺，一個普通工人，生病時仗著女婿的威風，住進了上海的高幹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兩個老太婆，也過慣了往日雖然貧苦卻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時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裡，同樣很不習慣，想走。她畢竟是夫人，怎麼走得了？
她慣於哇啦哇啦大聲講話，而那裡的夫人們都知書識禮，文雅得很，一開口，能講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論。張春橋的夫人文靜能說會寫，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長期擔任中共上海盧灣區委組織部長，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在解放初便擔任了夏衍的秘書，而她，只有小學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個臨時工。她，自慚形穢，自歎弗如！說實在的，她有時覺得，還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裡，跟紡織女工姐妹們說說笑笑來得痛快。一種空虛感，一種失落感，常常襲上她的心頭。她無處可講，無人可訴，只把這種隱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幾乎不串門走戶。她自知粗淺，不願與那些高幹夫人們來往。她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倒有一班親親熱熱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國棉十七廠在上海東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車要一個半小時才到，何況康平路深院小樓，小姐妹們進出諸多不便。她感到孤獨、空虛。
她是一個工人，做慣了工，卻很不習慣於當「書記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資64元，後來廠裡每月給10元補助。她有時借領工資，回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看看小姐妹們。不過，自從王洪文成了市裡的「大幹部」，每逢每月18日——上海國棉十七廠發工資的日子，廠裡總派人送工資來，或者由廖祖康代領。再說，即便是她去上海國棉十七廠，也總是坐小轎車去，小姐妹們要麼見了她遠而避之，要麼有求於「書記夫人」而纏住了她——她已失去了當年作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誠、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為自己成為「書記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興奮，榮耀；又為自己難言的苦惱、孤獨而感到煩悶、沮喪。
王洪文與她截然不同。他躊躇滿志，每邁上一個新的台階，都要高興一番。想當年，「曹老頭兒」、「市委書記」、「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頭兒」的位子上，他這才品味到「造反」兩個字的滋味兒！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頭兒」則成了階下囚，被關入上海漕河涇監獄。
光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憑這一條，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畢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充其量寫份檢查，認個錯，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歲月，有人對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辦公室裡的一名幹部，在曹荻秋處境險惡之際，從背後向他射來冷槍，擊中要害！
此人曾接觸過敵偽檔案，看過國民黨特務張劍鳴在曹荻秋被捕後所作的「談話察看」記錄。那記錄的原文為：「在談話時態度尚佳，但未肯將過去的錯誤坦白承認，雖經曉喻，未有表示，僅聲言此後不過問政治云云。」此人在1967年1月寫出大字報《心臟爆炸第一聲》，斷章取義，誣陷曹荻秋在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時，在獄中「態度尚佳」，並聲稱「此後不過問政治」，是一個「大叛徒」。
張春橋如獲至寶，親筆寫下一封「寄謝富治轉中央文革小組康生」的信，派那人帶著《心臟爆炸第一聲》大字報底稿及敵偽檔案材料，直飛北京。
其實，曹荻秋在國民黨獄中那一段情況，中共中央組織部早已作過審查，並於1957年10月28日作了結論：「曹荻秋同志在監獄和反省院期間政治上是堅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張春橋和謝富治、康生串通一氣，硬是給曹荻秋安上了「叛徒」、「變節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雖然曹荻秋一再據理抗爭：「我沒有叛變自首行為，你們怎麼可以強加於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是要保留我的權利。」無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權在握，豈容曹荻秋申辯？
於是，「曹老頭兒」被趕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氣揚，坐進了「曹老頭兒」的辦公室。他，取「曹老頭兒」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