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開黨代表大會，每一個代表照例領到一個文件袋，袋裡裝著會議文件。
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每一個代表的文件袋裡，被塞進一份並非黨代會文件的小冊子。
這小冊子是上海組散發的。負責編造（既不是「編著」也不是「編選」，而是編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賢。
小冊子白皮黑字，印著書名：《陳毅反動言論小集》。
這本小冊子，是從陳毅1953年至1966年期間，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報告以及在與外賓談話的記錄中，摘抄、選編而成。有的斷章取義，有的亂上綱，有的則是陳毅說出了真理而被他們當作「修正主義」加以「批判」。
全書共分九個部分，諸如：
「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頑固反對在各項工作中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為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
「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反對政治戰線、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
「否定工人階級領導，醜化工人、貧下中農，反對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販賣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否定歷次政治運動，鼓動右派分子翻案和向黨進攻」；
「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上海組把如此不倫不類的小冊子，在中共九大上散發，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黨批臭陳毅，批倒陳毅。
張春橋發動了這場攻勢。
對於上海人來說，陳老總光彩奪目的形象是無法從心頭抹去的。
1949年紅色的5月，是他，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解放大上海，殲敵15300餘人；
1949年5月27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後的首任市長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百廢待興的上海，是陳老總領導著上海人民振興，邁上了一級又一級台階；
豪爽，直率，真誠，磊落，陳老總與上海人民肝膽相照，贏得上海人民的崇敬；
雖然他從1954年起調往中央，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元帥，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長，直至1958年——他是新中國成立後任期最長的上海市市長，共九年。
張春橋忌恨陳老總，還不僅僅因為他對上海的深遠影響，不僅僅因為在1967年的所謂「二月逆流」他與張春橋抗爭，而且還在於阿丕（陳丕顯）是他的老部下，張春橋把他視為陳丕顯的「黑後台」。
「陳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張春橋深刻地意識到陳毅對上海的潛在的、巨大的影響。
然而，在張春橋閱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單上，卻赫然列著「陳毅」兩字！
為此，陳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公函。陳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自從出世之日起，與他素無來往，為什麼突然發來公函？
拆開一看，函末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紅色大印，那公函以傲岸不屑的口氣寫道：遵照最高指示，我們上海市××萬黨員一致推舉你作為右派代表參加九大。履歷表隨信寄去，填寫完畢，盡快寄回。
明知是張春橋玩弄的詭計，陳毅坦坦蕩蕩，居然填好履歷表，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寄去！
他知道，張春橋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機給他難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討論了召開九大問題，同時又對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1968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風」進行了批判。陳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釘，「新貴」張春橋又恨透了他。
陳毅眼看著九大將是林彪、張春橋之流的「勝利的大會」，便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許多『批判』，我當九大代表，不夠格！」
毛澤東聽罷，說道：「我看，你當九大代表是夠格的——你可以作為右的代表嘛！」
張春橋馬上記下了毛澤東的話，當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根據張春橋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擬就了那份公函。經張春橋閱定，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陳毅手中。
也就在這個時候——1968年11月，王洪文和徐景賢共同編造那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
快人快語，陳毅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共產黨人。他敢怒敢言，難得的直性子，難得的坦誠。他的種種「反動言論」，常常是從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頭去尾而編造出來的。在「文革」中，面對大鬧外交部的紅衛兵，陳毅曾慷慨陳詞，作了《我這個外交部長》即席答辯。這篇講話曾被斥為「大毒草」，許多話被斷章取義作為「反動言論」加以「批判」。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當時根據陳毅講話錄音整理的記錄全文，深為陳毅赤炭般的革命熱情所感動不已。茲把《我這個外交部長》照錄於下，通篇激情澎湃，沒有半點「反動」色彩：
現在該我發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員，我還是外辦主任、外交部長，我又是個副總理。我這個外交部長，有很多副部長、部長助理；外辦還有幾個副主任。我是個頭頭，是外事系統的頭頭。沒有罷官之前，我要掌握這個領導權。我說頭可斷，血可流，我這個領導權不可放棄。過去你們貼了我那麼多的大字報，現在該我發言了。
我這個人出身地主，我這個人很頑固，比較落後，你要我這種人風大隨風，雨大隨雨，我就不幹。我這個人不是俊傑，我這個人很蠢，我有資產階級思想，是個折中主義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習氣很深。
我在黨內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來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是周恩來要我參加的，我說參加共產黨可以，要進行思想改造就不行。當年一些同志吸收我進共產黨，我不幹，我說我要搞文學，受不慣紀律約束，我願意做個共產黨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熱情的朋友，今天來跟你蘑菇，明天來跟你蘑菇，最後我還是入黨了，當了一個黨員。如果當時他們要來領導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領導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領導。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犯路線、方向錯誤還不止一次。1952年犯過一次，1949年犯過一次。我犯過兩次方向、路線錯誤，以後我沒犯原則性錯誤。我（過去）犯錯誤多次，幾乎每年一次。在井岡山的兩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線錯誤。我不吹噓，我講話豪爽痛快，有時很錯誤，有時很準。不要以為我是在溫室裡長大的，我不是一帆風順，我也挨過鬥，我也鬥過別人，兩重身份，有過被斗的經驗，也有過斗人的經驗。我斗人的經驗，比你們這會場上還猛烈得多，我什麼武器，機關鎗、炮彈、原子彈都使用過了。有人說我不識時務，但我講的完全是真理，這是我的性格，由於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錯誤。我不是那種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還不錯嘛！
你們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說框框，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最大的框框（這句話被說成「反毛澤東思想」——引者注）。如果外交人員都像紅衛兵一樣，頭戴軍帽，身穿軍服，胸前掛一塊毛澤東語錄牌，高舉毛主席語錄，這豈不是成了牧師了？（這又被說成「反毛澤東思想」——引者注）
我們不要搞個人迷信，這個沒有必要。對個人盲目崇拜，這是一種自由主義。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魯曉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個老百姓。有幾個人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很少！據說林副主席沒有反對，很偉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產黨員真正擁護毛主席，我看就不錯了。反對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擁護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這一段話被說成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引者注）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報也可以貼。毛主席也是一顆螺絲釘。他過去在湖南第一師範當一個學生，他有什麼，還不是一個普通學生。林彪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過去他是我的部下。難道文化大革命這麼大的運動，就是他們兩人領導？老喊偉大、萬歲、萬萬歲，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見面，見面就叫「毛主席萬歲」，行嗎？（這一段話被說成「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引者注）
劉少奇是我的老師，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黨內過去留學蘇聯的人很多都變壞了，但劉少奇是好的。劉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贊成。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同志講得很正確。你們不但要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學習少奇同志的著作。劉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也作為他的一百條罪狀之一。這報告是毛主席、政治局決定的，我一直在場。外面的劉少奇罪狀一百條，有的是捏造，有的洩密，完全為我們黨、為毛主席臉上抹黑。
成千上萬的老幹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小組」裡有些青年人左得很。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裡有壞人。戚本禹同志現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話，我個人也認為並非都是正確的。有些人嘛，就是權大得很，就是不講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辦就好，否則便是黑幫。有人（指江青——引者注）躲在背後，教娃娃們（指紅衛兵——引者注）出來寫大字報，這是什麼品質？（這段話被說成是「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小組』」——引者注）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朱德、賀龍，為什麼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賬。「打倒大軍閥朱德」？！他幹了幾十年，是我們的總司令，說他是「大軍閥」，這不是給我們黨的臉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會說，你們共產黨怎麼連八十一歲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賀龍」，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現在要「砸爛狗頭」，人家罵共產黨過河拆橋。現在你們身邊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們相信誰？相信毛主席、林彪、周總理、陳伯達、江青、康生，就只六個人？承蒙你們寬大，把五個副總理放進去，才得十一個人，就只有這麼幾個人乾淨？我不願意當這個乾淨的，把我拉出去示眾！
現在看來，大字報上街的危害性愈來愈多，越來越嚇人，水平愈來愈低，字越來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爛狗頭」……斗啊！非鬥到底，逐步升級，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幫，黑幫還要打成特務，特務還要砸爛腦殼，腦殼還要把它砍下來！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來，動不動就下跪，那麼多的老幹部自殺，他們都是為的什麼？成千成萬的老幹部都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組就有四十萬人，搞得好苦喲！我不能看著這樣下去，我寧願冒殺身之禍。我的老婆（張茜），以前參加日內瓦會議不穿旗袍、西裝裙，硬要她穿，不穿就鬥，我不便說話，只好走開，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後來她穿了，現在又拉出來鬥，說她腐化，她能服嗎？把我老婆拉到街上遊街，戴高帽子，她有什麼罪？還不是當了工作組長嗎？
我這次是保護過關的，不保護怎樣能過關呢？這回大批的外交幹部由你們來處理，你們要怎樣鬥，就怎樣鬥，幹部的生命等於在你們手裡。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不分青紅皂白，把一切領導幹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絕啊！我講這些話，可能要觸犯一些人的忌諱，我要慘遭犧牲。我願意。我也不怕！
你們以前對我有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把我的司長的職務都撤了，我還不知道，當什麼部長？有人要揪我，說劉新權（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引者注）的後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運動員（此處「運動」指政治運動——引者注），大風大浪千千萬萬都經過了，還會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學，全國一、二百所大學都來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麼不爭氣？這次我算跳出來了，你可以跳，我怎麼不可以跳？我很堅定，我準備慘遭不測，準備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們現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會，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麼罪呢？我若有罪，還當外交部長？我的檢查，是被迫的，逼著我做檢查，我還不認為我是全錯了，你們就說要使用武鬥，一戴高帽子，二彎腰，三下跪，四掛黑牌。你們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沒有好下場。我革命革了四十幾年，沒想到落到這種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氣。我拼了老命也要鬥爭，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這個氣！
我這個就是右派言論。我今天講到這裡，可能講得不對，僅供參考。我這些話就說是右派言論，我也滿不在乎。不要怕犯錯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你們犯錯誤沒有我多。這句話並非黑話，是白話，不，是紅話！講話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心如鐵石，氣貫長虹。「直不輔曲，明不規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世危識忠奸。陳毅的「右派言論」，實乃一席忠言。
然而，林彪要整他，張春橋要打倒他。
在中共九大，陳毅分在華東組，參加上海小組的討論。
分組討論的頭一天，陳毅剛剛步入上海小組會場，正笑吟吟跟代表們打招呼。他發覺，人們視他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幾個老熟人走過來，跟他親熱地握手。
突然，徐景賢振臂領呼口號：「打倒陳毅！陳毅罪該萬死！」
討論會一下子變成了批判陳毅的會議。
陳毅到底身經百戰，不慌不忙地對代表們說道：「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當選標準，是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四條要求和林副主席關於幹部的三條要求，加起來總共七條。我陳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這七條標準，我連一條也夠不上。承蒙上海黨選我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謝。……」
王洪文擔任華東組的召集人，主持著會議。在會前，他本來已佈置好圍攻陳毅的發言。此時，見陳毅「跳」了出來，心中暗喜。
這時，馬上有人抓住陳毅所說的「上海黨」，指責陳毅在「分裂黨」！
其實，陳老總在上海主持黨務、政務多年，說慣了「上海黨」一詞，不料這時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於是，一個個代表發言，輪番向陳毅發動進攻。
陳毅經歷過許許多多「批判會」，不過，這一回他發覺有點奇怪：「上海黨」的代表們一個個手中都拿著一本小冊子。發言時，看一下小冊子，便會熟練地說出陳毅的一段「黑話」，然後加以「批判」。陳毅不知道那小冊子是什麼東西——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陳毅沒有拿到這本小冊子。
兩個多小時過去，「批判會」算是結束了。主持會議的王洪文這才拿起一本小冊子，送給陳毅。
陳毅一看封皮，哦，原來是《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上海黨」編造的！
在1980年12月6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審問王洪文時，法庭記錄上有這樣一段文字：
審判員審問王洪文：「1968年11月，你和徐景賢領導編造了一本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是不是事實？」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實。」
審判員問：「是誰指使你和徐景賢編造這本小冊子的？」
王洪文答：「張春橋。」
審判員：「你們曾把這本小冊子散發給哪些人？散發的目的是什麼？」
王洪文答：「散發給九大代表，實際上就是要整陳毅。這個材料在九大期間用過。根據吳法憲的佈置，上海代表團根據那本小冊子的材料批判過陳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後，把《陳毅反動言論小集》送給陳毅一本。」
問：「是誰給陳毅的？」
答：「是我給的。」
問：「你除了領導編寫這本小冊子以外，同時還搜集編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譚震林等人的材料。」
問：「起訴書中指控你們編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頁，是不是事實？」
答：「我相信是事實。」
法庭宣讀徐景賢1980年8月22日的證詞（節錄）：根據張春橋的指示，專門成立了一個「九大材料小組」，層層佈置收集葉劍英、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聶榮臻等中央領導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讀劉萬順1981年9月9日的證詞（節錄），其中提到當時參加九大的代表，每人發一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其目的，是為到北京參加九大揭發批判陳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組」搜集整理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的材料目錄。
王洪文看後說：「在這個材料小組領導成員中，還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實。」
問：「你是不是負責人之一？」
答：「我是負責人之一。」
審判員宣佈以上事實調查完畢。
雖然在張春橋的「導演」之下，王洪文、徐景賢在九大發動了一場對陳毅的「大批判」，但陳毅畢竟還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當選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
陳毅在處境險惡之年能夠出席九大，能夠當選為九大中央委員，當然因為毛澤東所作「最高指示」——陳毅「可以作為右的代表」。今日看來，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當時保護陳毅的托詞——因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張春橋絕不會放過陳毅。也許，毛澤東兩種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國歷史上錯綜複雜的一段特殊時期，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錯綜複雜的。不論怎麼說，畢竟是毛澤東保護了陳老總。正因為這樣，當陳毅在1972年1月6日不幸病逝，毛澤東深以戰友情誼為念，親自趕去，出席陳毅追悼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