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車身雪白、漆著紅色「十」字的救護車，在上海延安中路呼嘯著前進。
救護車停在林村那長長的甬道前。
兩位救護人員持擔架奔向姚家。
當姚蓬子那肥胖的身軀佔滿那狹窄的擔架時，已有許多人聞訊趕來。
本來只需要兩個人抬的擔架，四周圍了好多「造反派」戰士，七手八腳，抬著姚蓬子前進。
擔架通過長長的甬道時，又有好幾位「造反派」戰士前來助一臂之力。眼看擔架就要抬到救護車跟前，由於人手太多，失去了平衡，砰的一聲，姚蓬子橫著身子，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最先著地是他的右頰，頓時摔得紫中帶青，鮮血流了出來。
那幾位「造反派」頓時傻眼了。
姚蓬子妻子周修文大聲嚷嚷：「還沒進醫院，就給你們掉個半死。你們等著瞧！你們不想想掉的是誰？」
救護車在急駛。周修文在車上還咬牙切齒，罵聲不絕。
姚蓬子被送進了上海胸科醫院。他，得了肺癌。
幾天前，夜深人靜之際，一個戴著大口罩的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林村，從褲袋裡拿出鑰匙，熟練地打開房門。
此人已是坐上紅旗牌轎車的「中央首長」，這時甘受委屈，騎著舊自行車悄然回家，看望病重的父親。在他身後十多米，一個身強力壯的警衛員也騎著一輛自行車，警惕的目光掃視著子夜時分寥落的行人。
就在姚蓬子住進上海胸科醫院病房的第二天，「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來一個瘦長臉的傢伙，在林村像幽靈一樣晃來蕩去。他用「階級鬥爭」的眼睛審視一切，用「階級鬥爭」的嗅覺辨別一切。
他暗中調查了那幾個「積極」得過了頭的「造反派」，查檔案，查三代，查「文革」中的表現。他還拜訪了離姚家不遠的那位江青心腹、後來當上「文化部長」的於會泳——本來住在那裡的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李翠貞教授[32]，自從1966年9月9日李教授受迫害而自殺身亡，於會泳便搶佔了她的那套舒適的公寓住宅。
過了半個多月，那張瘦長的馬臉才在林村消失。他，實在查不出「存心陷害」姚蓬子的「階級敵人」。不過，那幾位「造反派」戰士已察覺幽靈的存在，嚇得魂不附體，後悔當初拍馬屁拍在了馬腳上。
收音機裡播送著《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就連幼兒園裡的孩子也必須洗耳恭聽。姚蓬子在胸科醫院單間病房裡聽著廣播，枯黃的臉上泛著笑容。他本來期望兒子成為一個作家，不料這麼有出息。想當初，當兒子神秘地要他幫助查《明史》的時候，就連他也覺得批什麼《海瑞罷官》純屬多管閒事，如今他方知兒子確實「先知先覺」，青勝於藍。
1969年初，姚蓬子病入膏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派人前往看望、慰問。姚文元派來專人，在床前聆聽姚蓬子對後事的吩咐。姚文元正在北京忙著為林彪起草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無法分身。
1969年2月17日，肺癌終於結束了姚蓬子的一生。
一輛大卡車在蒼茫的夜色中駛往林村，停在弄堂口。一批穿軍服的人搬走了姚蓬子眾多的藏書，運往上海康平路姚文元的家。
周修文也坐上卡車，搬了過去。
幾天之後，周修文回林村取點衣服，見到了鄰居。她跟姚蓬子是一路貨，別人還沒問，她就先吹了起來：「哎喲喲，康平路那裡真好，連東西都不用自己買。你只要開一張單子，過一會兒，有人就會替你買好，給你送來！」
剛說完，她忽地收起了笑臉，搖頭了：「哎喲喲，那裡就是有一點不好——前前後後，都有警衛員站崗。這麼一來，你們就沒辦法來看我了。那個地方，『外頭的人』是進不去的！」
她吹噓一番，抬著頭、挺著胸，一副「革命媽媽」的標準姿勢，開步走了。
鄰居們望著她的背影，有點糊塗起來：她剛才說的康平路「有一點不好」，究竟真的「不好」，還是假的「不好」呢？
不過，姚蓬子死後，姚文元考慮到自己的「前途」，決定不開追悼會，以免太招惹別人的注意。雖說周修文對此曾有些不滿，無奈兒子畢竟已是「中央首長」，到底「站得高，看得遠」。於是，姚蓬子的遺體被悄然送進火葬場，不聲不響地在世界上消失，結束了他的錯綜複雜、曾「紅」曾「黑」的一生。
姚蓬子安葬在杭州南山公墓。現在的墓碑是2008年11月重立的，墓碑上刻著「子文元，媳金英」。
看到姚蓬子的墓，不由得令人記起他在詩集《銀鈴》一書《自序》中的話，他認為「中國近十年間的歷史，是從墳墓中爬出來的歷史」。而他是一個「睡在墳墓中的人」，所以這些詩是他「煩悶在墳墓中的證據」。
[1]1986年6月16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了黃晨。
[2]李潤新：《潔白的明星——王瑩》，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3]葉永烈於1986年7月26日、1995年9月30日、1995年10月3日及4日多次採訪秦桂貞。
[4]筆者在1995年10月對秦桂貞再度作了採訪之後，曾寫成文章，在香港《鏡報》發表。當時文章中寫成「秦桂貞又一想，也許是彭真或者是魯迅的兒子找她。因為彭真以及魯迅的兒子都曾希望她去他們家燒菜，當保姆。」文章發表後，1996年3月23日，魯迅之子周海嬰先生給筆者寫了一封信，通過丁言昭女士轉來。周海嬰先生針對上面一段文字，在信中指出：「魯迅只有一個兒子。所以，作為唯一的我，可以確切地肯定，不論直接、間接，都不認識她，也沒有需要請她來我家當保姆、燒菜。因此，請先生今後出版此書時（或轉載）把涉我的一句予以刪去。謝謝。」
筆者接周海嬰先生來信後，即查了採訪秦桂貞的錄音帶，她當時確實是那樣說的。於是，筆者於1996年3月29日給秦桂貞打了電話，她作如下答覆：「當時，我在北京北海幼兒園工作，魯迅的孫子在這個幼兒園。我認識魯迅夫人。她曾對我說，希望到她家燒菜、當保姆。」
筆者在當天給周海嬰先生覆信，除了說明了秦桂貞的意見外，還表示：「我尊重先生的意見，刪去有關先生的那一句話。」
1996年4月6日，周海嬰先生又寫一信給筆者。信中說：「昨天我請教了陳明先生的妹妹，她在北海幼兒園工作幾十年，現已退休，住在樓下哥哥家裡。她說記得很清楚，秦桂貞調入和調出。她說秦是1953年離開的，在園裡時間很短。調出調入都是江青那裡辦的。我的孩子是三歲以後才能進北海幼兒園，那已經是1957年之後的事情了。」
筆者在4月9日收到周海嬰先生來信，又打電話給秦桂貞核對。秦桂貞告訴筆者，她是在1958年離開北京北海幼兒園的。她說，這有檔案可查，上海的她的許多同事也都可以證實她是在1958年回到上海的。所以，她說，她絕不是「1953年離開」北京北海幼兒園的。事隔多年，陳明的妹妹可能記錯，而她作為當事人不會記錯自己調離的日子。
筆者經過與秦桂貞多次核對，以為她的回憶是可靠的。如果她早在1953年就離開了北海幼兒園，她怎麼可能知道魯迅之孫周令飛在這個幼兒園呢？周海嬰先生的指正也是正確的，因為她所說的「魯迅之子找她」不確，應是「魯迅夫人找她」。
雖說以上只是一件小事，筆者很感謝周海嬰先生的認真指正。1996年4月13日晚，筆者在與丁言昭女士通電話時，她建議筆者寫一段註釋，說明核對事實的經過，附於書中。筆者以為她的意見很好，所以寫了這一註釋。
[5]金山：《莫將血恨付秋風》，《歷史在這裡沉思》第3冊，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頁。
[6]金山：《莫將血恨付秋風》，《歷史在這裡沉思》第3冊，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頁。
[7]據黑雁男：《十年動亂》，香港星辰出版社1988年版。
[8]過去常說成是「匿名信」，實際上嚴慰冰寄給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度山」，應為「化名信」。
[9]據嚴懷瑾（即嚴慰冰）：《嚴樸生平》，《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1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10]揚帆：《揚帆自述》，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頁。
[11]揚帆：《揚帆自述》，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頁。
[12]經盛鴻：《演員與「網員」：江青在延安魯藝的雙重身份》，《粵海潮》2008年第1期。
[13]方林：《懷念許建國》，《人民公安》2002年第8期。
[14]即中央第三專案辦公室。
[15]《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頁。
[16]2003年10月31日，葉永烈在杭州採訪王芳。
[17]《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頁。
[18]2004年3月26日，葉永烈在杭州採訪王芳的夫人劉馨。
[19]《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頁。
[20]據李湘文編著：《毛澤東家世》，中國城市經濟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頁。
[21]1986年7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夏其言。
[22]黃志偉：《徐家匯藏書樓》，《鼎》第12卷。
[23]1986年4月11日，葉永烈採訪在「上海藏書樓事件」中深受迫害的費毓龍。
[24]1986年5月11日、16日、23日，葉永烈三度採訪葛正慧。
[25]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葉永烈在上海兩度採訪方兆麟醫生。
[26]1986年7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師大採訪張根生、沈舟根。
[27]1986年7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師大採訪張根生、沈舟根。
[28]1986年7月14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周士奎及姚蓬子家的裡弄乾部。
[29]1986年7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師大採訪張根生、沈舟根。
[30]當時上海市信件郵資為4分人民幣。
[31]1986年7月8日，葉永烈在上海師大採訪張根生、沈舟根。
[32]1986年5月9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李翠貞教授的胞妹李孝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