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了姚蓬子，苦了「姚蓬子專案組」成員們。
當「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到來的時候，「姚蓬子專案組」的成員們成了「審查對像」。這，叫作「反審查」！
罪名是明擺著的：「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炮打中央文革小組」，「擴散『防擴散材料』」。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連上海師院中文系幾位研究魯迅著作的老先生，也成了「一打三反」的對象：因為魯迅著作中多處提及姚蓬子，他們曾作為學術問題進行過研究。不料，那也被視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所幸魯迅先生早亡。倘若魯迅先生健在，勢必會被拖到隔離室，勒令交代其「炮打中央文革小組」之纍纍大罪！
下面摘錄「姚蓬子專案組」組員之一沈震璐在1976年12月23日所寫的揭發材料，足見當年的「反審查」何等酷烈：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一個紅衛兵。因為我參加過姚蓬子專案組，掌握姚蓬子的叛徒、特務罪行，「四人幫」竟對我進行了殘酷的迫害。
我原是上海師院中文系六七屆畢業生，於1968年分配到解放軍六三四一部隊所屬的泰州紅旗農場勞動鍛煉，原已宣佈1970年2月回上海安排工作，忽接上海市委命令，全體鍛煉學生留農場參加一打三反運動。於是，2月下旬，上海師院派來的郁某、周某，宣佈經市委、師院批准，對我進行審查。從此我受到了三個月的隔離審查，以後又監視審查兩個月。7月中旬，宣佈回上海工作並繼續接受審查。1971年我在上海又一次受到審查。
在農場五個月的審查過程中，上海來人對我進行了逼供、套供、誘供，手段極其卑劣，從精神上對我進行極大的摧殘。他們一再逼問我，為什麼參加姚蓬子專案組？是誰指使我參加的？把材料擴散給誰了？為炮打張春橋、姚文元提供過什麼材料？在審姚過程中搞過哪些其他活動？妄想逼我承認參加專案組是為了要收集姚文元的材料。他們騙我，說我接觸的幾位紅衛兵負責人有的已經畏罪自殺了，有的已經被捕，有的已被宣佈為「五一六分子」，說我是紅革會頭頭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了（後來回上海才知道，當時他們並沒有受到審查）。又威脅我，再不按他們的要求交代，就要以反革命論處了。因為涉及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還要累及父親弟妹的政治生命，更不用談自己預備黨員的轉正問題了。
每天從清早到深夜，在昏暗的小草棚裡，幾個人不停息地對我搞車輪大戰，輪番訓斥，逼寫材料。要我把從1966年下半年參加文化大革命起，直至審查前的一切行動回憶出來。晚上最多只能睡著三四個小時。他們還常常指著外面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要我想想還要不要自由。每隔一個多星期，連裡就要組織一次對我的批判會。
由於他們長時間的摧殘，在第三個月我病了，風濕性關節炎發得很厲害，又出現了嚴重的血尿。尤其是精神上感到控制不住了。我要求治療，要求給點安眠藥，使大腦有所休息，避免精神分裂。市委派來的人竟然以防止搞陰謀為借口，不予治療。後因我精神確已陷入緊張、恐怖狀態，雙眼日夜不能閉合，學生中的衛生員李婷婷不忍看著我變成精神病，向他們提出由她擔保不出事，才批准我每天服一粒海拉明，略以鎮定。其他疾病未作任何治療。我幸好沒有變成精神病，但記憶力喪失了，甚至連前兩個月中自己回答的問題和寫過的材料也記不起來了。所謂的專案組這才被迫暫時不隔離我，但仍不許與任何同學接觸、講話。那時，同學韓曉明看我病得吃不下飯，就趁我不在時悄悄在我床上放了一包廉價的香脆餅，竟被連夜召開全連批判大會，批她包庇反革命沈震璐。逼得這個同學連夜出走，經過同學們四出找尋，半夜才從荒野的河畔找回來，沒有造成不幸……
對我的審查，前後竟進行了三年半……
這就是「反審查」——審查者受審查！
誠然，沈震璐等還算是「市革會專案組」成員，命運尚且如此。至於原先紅衛兵們成立的那個「姚蓬子專案組」，更是遭到了嚴厲的「反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