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在上海師範學院，知道姚蓬子的底細的人倒並不多。
認真點講，姚蓬子並非上海師範學院的正式職工。他只是那裡中文系的兼課教師而已，主講中國小說史。中文系每月發給他一百元。「文革」開始以後，「停課鬧革命」，上海師院也就不給他發工資了。他不屬於上海師院教師編制之內，沒有「教授」頭銜，連「講師」職稱也沒有。上海師院沒有姚蓬子檔案。
姚蓬子甚至可以說是個無職無業的人，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職業者」。他本是作家書屋老闆。如果說，他有什麼工作單位的話，那就是作家書屋。自從作家書屋在新中國成立後關閉之後，他就靠定息和存款過日子。也寫點文章，譯點書，不過很難算得上是正兒八經的專業作家。
自從1963年為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兼課以來，他算是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工資收入。不過，他僅僅是兼課教師而已。那裡並不過問他的政治情況，也沒有審查過他的歷史——因為他不屬於那裡的編制之內。
他的一位學生以筆名「依仁山人」寫了一篇《憶姚蓬子先生》，回憶在1965年下半年聽姚蓬子的課《中國古代作品選》，描述姚蓬子上課的「風格」，倒是十分生動：
姚老先生上李白、杜甫詩時，自帶線裝本書用。上課後粉筆灰滿書，就隨手拍書。書舊，一拍，紙屑散落。先生大笑，曰：「片片如落葉化作蝴蝶飛」。我們說書損壞了很可惜，先生曰：我上課用的東西全都是自己的，粉筆也是自己買的。李、杜的詩，我還有好版本。確實，我們從不見姚先生去中文系辦公室的。上完課，先生提著人造革的包與我們一起緩步走到大門口，我們與先生道再見，去西部食堂吃飯，先生說「我到桂林公園（鄰近上海師範學院的一個公園，因位於桂林路而得名。——引者注）去吃飯。」
曾聊及其子姚文元的學歷，先生曰：「他高中未畢業就立馬路去了。」即指上街迎解放軍進城。問及姚文元的藏書，先生曰：「他都是洋裝書」，指鉛印新版書。
問先生書上怎麼沒有藏書章？姚先生說「我的書都堆在三樓，章是有幾個的，可哪有時間去一本本蓋？」後來聽去過先生家的同學說，當時先生家住在中蘇友好大廈（現在的工業展覽館）旁的銅仁路。
問及轟動當時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先生笑曰：「犬子瞎弄的。」
問及當時北京正上演郭沫若的歷史劇《蔡文姬》，先生曰：「無非是安娜攜子自日本回國罷了。」
問及魯迅題送他的詩，先生大笑，曰：「都是年輕時的事了。」
作品選考試，我寫了篇評《洛陽伽藍記》的文章，先生用紅筆挺仔細的批閱了。文後寫了幾句讚揚的話，提了點希望。分數打得挺高，是八十五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不怎樣，先生是在鼓勵我。
先生聲音洪亮可氣管不好，上課常咳嗽吐痰，我班曹阿芳同學每當先生來上課，總事先把走廊裡的痰盂捧到講台邊，課後再捧出去。
文革初期，聽說姚先生家被抄。當抄出國民黨軍隊的軍官服、指揮刀時，質問先生，先生說「這是我朋友葉挺將軍送的」，於是啞然。文革中期，先生曾以造反派的身份主持過中文系的大會。以後先生被保護起來了，不再在學校露面。
姚蓬子引起上海師院紅衛兵的注意，那是在1967年3月。
那時候，上海師院五個群眾組織——「紅師院公社」、「千鈞棒」、「東方紅聯絡站」、「紅衛戰鬥隊」、「二二起義部隊」，聯合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審查上海師院一個老教師的30年代歷史問題。
紅衛兵們來到離上海師範學院只有幾站路的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那裡收藏著大批20世紀30年代舊報刊。
物理系的一個女紅衛兵埋頭查閱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一頁又一頁，細細地翻查。
忽然，她的心收緊了，在《中央日報》上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1934年5月14日的《中央日報》，赫然登載著《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姚蓬子是資本家，這，人們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紅衛兵們還是第一次知道。
於是，他們全文抄錄了《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於是，紅衛兵們組成「姚蓬子專案組」。
於是，上海師範學院裡出現大字報《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驚肉跳，肉跳心驚，蜷縮在小樓裡的姚蓬子，意識到大事不妙。
消息馬上驚動了張春橋、姚文元。
上海師範學院接到來自康平路的電話：一切群眾組織，都不得成立「姚蓬子專案組」。外調姚蓬子，必須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批准……姚蓬子歷史材料，列為「防擴散」材料。
「康辦」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額，鬆了一口氣。
然而，1968年4月，從青海省公安廳打來的長途電話，不僅驚動了張春橋、姚文元，連江青都過問此事了。
西寧。青海省公安廳。兩個穿軍大衣的年輕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外調介紹信，提審那裡在押的一個歷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寫了外調證明材料。按照規定，外調材料要經青海省公安廳蓋上公章。
就在蓋公章之際，兩個年輕人受到盤問。因為青海省公安廳公安人員看到外調材料上，寫著這麼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
「你們為什麼要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員扣留了兩個年輕人。
「我們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的！我們是經公安部同意到這裡外調的。」兩個年輕人揮動手中的介紹信。
青海省公安廳電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長在電話中明確地答覆：「這兩個人是經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調的。」
青海省公安廳電詢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答覆：「派往青海外調的楊、劉二人，確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案組成員。」
青海省公安廳無奈，只得放掉那兩個年輕人。
兩個年輕人知道這回驚動了公安部，驚動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頭頭，雖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馬上回上海。他們到重慶、武漢避風頭。過了好一陣子，才悄然返滬。
青海公安廳的電話，驚動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
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問那位副部長：「他們去青海外調，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長答道，「他們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正式介紹信，是符合組織手續的，何況外調的是姚蓬子問題。」「他是姚文元的父親！」謝富治的肺都快要氣炸了，他訓斥副部長道：「你敢答應人家外調姚文元的父親，你的膽子不小哇！你這個副部長還想當不想當？你的腦袋還要不要？」
謝富治當即報告江青。
江青大發雷霆：「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反革命罪惡陰謀！」
江青轉告汪東興，要他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電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負責人赴京，責問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調姚蓬子？
與此同時，謝富治下令：「公安部檔案中有關姚蓬子的材料，未經部領導小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閱。」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負責人帶著文件，飛往北京。
他當面把文件交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文件說明了來龍去脈：
1967年10月，由中共中央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廳周揚專案組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建議，應對上海的30年代文化界人物進行審查，以便為周揚專案組提供材料。這位負責人根據掌握的情況，開列了三十多名審查對象，內中包括姚蓬子。這份報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審閱。他批了「同意」兩字。於是，在1967年12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設立了「姚蓬子專案組」，該組屬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材料組（後來改名為「上海市專案辦公室」）第六組。張春橋曾三次聽取過「姚蓬子專案組」的匯報。到青海外調的兩個人，確係上海「姚蓬子專案組」成員。
原來，這個「姚蓬子專案組」是姚蓬子的保護傘！
這個「姚蓬子專案組」，有如下「保密」規定：
「姚蓬子專案組在上海建國西路的辦公室要單獨，不准與其他30年代專案組交流材料」；
「有關姚蓬子問題的材料不準外洩，一律交市專案辦公室」；
「通知上海師院革委會，不准任何群眾組織成立姚蓬子專案組，不准批鬥」；
「不准上海師院、上海作協的組織組接待外調人員直接找姚蓬子談話，調查提綱要經市專案辦公室審批後方能叫姚蓬子寫證明材料」；
「對通過姚蓬子瞭解情況的單位人員要注意，要詳細登記，嚴防有人搞炮打姚文元的材料。發現問題要馬上報告市專案辦公室處理」；
「對姚蓬子的審查不能像其他專案對像那樣搞，不能搞隔離。讓他在家裡，用不著到學校去」；
「專案組要與姚蓬子家所在的裡弄黨組織聯繫，要他們做好對姚蓬子的安全保衛工作。如有人問姚蓬子家住在什麼地方，回答不知道」；
「專案組對姚蓬子的問題作些外調，也要叫姚蓬子交代自己的問題，但目的不是為了定姚蓬子的案，而是通過他瞭解30年代周揚等『四條漢子』的一些情況。」
如此這般，專案組對姚蓬子實行保護，那是最清楚不過的。專案組成立之際，一位「領導」便定下了調子：「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有誰能定他的案？」
就是這麼個「專案組」，江青也還搖頭。
1968年6月10日，「姚蓬子專案組」接到王少庸的「四點指示」：
一、姚蓬子專案組不搞了，專案組人員解散。
二、調查材料集中，登記造冊，上繳市專案辦公室。
三、不准對姚蓬子搞批鬥。如一定要搞，必須打報告，經上海市委批准。
四、不准接待外地的外調。如一定要瞭解，須經中央文革小組批准。
好傢伙，姚蓬子從此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屬下的「保護人物」，誰也不能碰，誰也不能查。
姚蓬子專案材料到哪裡去了呢？
王承龍把全部材料密封，送交張春橋，鎖入保險箱。
逍遙，安樂，從此姚蓬子躲在小樓裡，萬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