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修文的「閒散勞動力造反隊」在裡弄裡鬥爭居委會黨支部委員。
姚蓬子更帶「勁」，以「勁松戰鬥組」組長的身份，宣稱自己是上海師院中文系「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代表」！
雖然他「大舌頭」，講起話來口齒不清，卻在中文系資料室門口，叫住了從他跟前走過的黨員殷海國，像高音喇叭似的吼叫道：「你們黨員都是既得利益者！」「現在是受迫害最深的人最革命，對毛主席的感情最深！」「拿著鞭子的人，是不會知道挨鞭子的奴隸的痛苦的！」
這位20年代的詩人，把心底的慍怒噴瀉出來，指著黨總支委員的鼻子呵斥著。
這還遠遠難解心頭恨。
1967年1月19日，在「一月革命」的「凱歌」中，上海師院中文系資料室裡口號聲連綿不斷，聲震大樓。
牆上掛著大字標語：中文系教工平反大會。
上午，會議由「勁松戰鬥組」組長姚蓬子主持[29]。他操一口「紹興官話」，洪亮的聲音，替那些受屈者申冤，批鬥著系黨總支的負責人。
他的開場白，富有煽動性：「中文系黨總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為嚴重！必須徹底批判，徹底揭發！」
姚蓬子說罷，得意地坐在主席座位上，從別人手中接過一支煙，猛吸了一口。儘管因患氣管炎，他已經戒煙，此時此刻不得不破例，以求提起精神投入戰鬥。須知，往常的學習會，他總是無精打采，就連看電影時也往往會發出如雷鼾聲。然而，如今他的雙眸不斷閃射著明亮的目光。每當進入鬥爭高潮，他會抓著時機振臂高呼口號，使會議的「溫度」不斷上升。
雖然姚蓬子有一肚子的「冤氣」，可是，他沉得住氣，整整一上午，只替別人「申冤」，不為自己「平反」。他，不慌不忙，沉得住氣。
下午，會議繼續在原地舉行。姚蓬子宣告「引退」，改由另一個戰鬥隊的頭頭充當主席。
下午的會議，火藥味兒比上午更濃。會議的主題是為姚蓬子「平反」。「勁松」隊員們連珠炮似的發問：
「你們為什麼抄姚蓬子的家？」
「抄姚蓬子的家，等於抄中央文革小組！」
「整姚蓬子的黑材料，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組！」
「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
猶如粵曲《步步高》似的，批鬥會的調門，越唱越高。
到了最高潮，姚蓬子霍的一下，站了起來，用洪鐘般的聲音，震得窗玻璃都搖晃著：「我已經寫好一份告全上海人民呼籲書，題目叫《我要控訴，我要呼籲》。如果不給我平反，我隨時都可以向上海人民散發。我要追查抄家的黑後台！我要追查匿名信！」
抄姚蓬子的家，近乎「太歲頭上動土」！在上海師院，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人人皆知。當姚蓬子把抄家的消息告訴姚文元，姚文元震怒了。
抄姚蓬子的家，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一群「嘴上沒毛」的年輕人幹的。
那是在1966年10月20日下午4點多，一封貼著四分郵票[30]的信，寄到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辦公室。
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寫著：「上海師範學院 中文系領導 收」。
不敢怠慢，辦事員把信送到中文系黨總支書記手中。
信很簡單，字極蹩腳：「姚蓬子這個老奸巨猾的傢伙把手槍藏在屋簷裡面，你們快來，我們在弄堂口等你們。」落款為「幾個紅小兵」。
事情來得突兀，緊急。
辦公室裡，幾個青年教師傳閱著這封信。
「去查一查！」四個青年教師召來四五個大學生，匆匆吃過晚飯，從教師通訊錄上查到姚蓬子家的地址，就出發了。
四個青年教師，都不過二十來歲，渾身「虎」氣，不知天高地厚。他們帶著學生，來到上海市中心靜安寺附近，找到了姚蓬子家的弄堂口。
令人遺憾的是，不像信中所說的那樣，沒有人在弄堂口等待他們。
他們闖進了裡委會。裡委幹部看了那封紅小兵的檢舉信，也以為姚蓬子家值得查一查。
一幢三層樓房，那便是作家書屋老闆姚蓬子當年用金條買下的私宅，響起了敲門聲。一群不速之客，突然出現在姚蓬子面前，聲言前來「掃四舊」[31]。
姚蓬子臉上，出現驚惶的神色，一雙金魚眼瞪得大大的。
無奈，他只得接受這群年輕人的指揮，「協助」他們「掃四舊」。
年輕人們口口聲聲說的是「掃四舊」，眼睛卻盯住屋簷、牆洞、床下、皮箱之類容易藏匿手槍的地方。
姚蓬子的家，真是夠亂的。橫一本，豎一本，椅子上、茶几上、窗台上，到處是書。
查過底樓。那裡是姚蓬子的書房，沒有發現槍支，只查到一些屬於「四舊」的書。
查過二樓。那裡是姚蓬子夫婦的臥室。在箱子裡，查到周修文的尖頭皮鞋、旗袍之類——這在當時是屬於「四舊」。周修文連聲喏喏：「該掃『四舊』！該掃『四舊』！」
查過三樓。那裡本是姚文元夫婦的臥室。當年，姚文元和金英結婚後曾住在那裡。後來，姚文元青雲直上，跟老子「劃清界限」，搬到康平路去住了。眼下，床上睡著的，只是姚文元的女兒。在三樓，年輕人們細細查過屋簷，似乎沒有任何藏槍之處。姚蓬子在一旁睜大了眼睛，如同墜入五里雲霧之中，不知道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會到屋簷之下去「掃四舊」？
幾個小時過去，不見手槍蹤影，年輕人們只得作罷。他們把「四舊」物品集中在底樓書房裡，關照姚蓬子道：「你自己處理！」
於是，年輕人們雙手空空，離開姚家。
這便是抄檢姚蓬子家始末。
沒有核實，沒有證明，光是憑著一封「紅小兵」的檢舉信，就到姚蓬子家「掃四舊」——這在今日聽來彷彿如同神話一般，然而，在當年卻確實如此。「破四舊、立四新」的「雄文」，出自姚文元之手。不料，年輕人們卻到他的老子家「破四舊、立四新」。
姚蓬子耿耿於懷。「抄姚蓬子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借助於兒子的「虎威」，姚蓬子一口咬定，那些「嘴上沒毛」的年輕人有「後台」，受人指揮去「抄中央文革小組」的「家」！
非常遺憾的是，那群年輕人「辦事不牢」，在姚蓬子家抄家（嚴格地講是「抄檢」）之後，隨手一丟，把那封「紅小兵」的檢舉信丟了。
這下子，姚蓬子更來勁了，說年輕人們在編造謊言，壓根兒就沒有什麼「檢舉信」，完全是對他進行「政治陷害」！
雖然，將近十來個年輕人，還有那位系黨總支書記和裡弄乾部，都證明看過「紅小兵」的檢舉信，都說信是確實有的。但是姚蓬子不信，說這些人都在那裡「炮打中央文革」！
沸沸揚揚，一出鬧劇演得有聲有色。
就在「勁松」和另一個戰鬥隊召開「中文系教工平反大會」翌日，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黨總支只得按照姚蓬子的要求，在他家的大門上，貼上紅紙頭，醒目的標題三個字：《道歉書》！
姚蓬子雙臂交叉在胸前，在紅紙頭前嘟道：「哼，連鑼鼓都不敲，算什麼『平反』？人家貼紅紙頭，都是敲鑼打鼓的！」
自從「平反大會」旗開得勝，「勁松」戰鬥隊軍威大振。姚蓬子益發趾高氣揚，動不動斥責黨員幹部是「特務」、「狗腿子」、「國民黨」。
「勁松」戰鬥隊的油印機也嘩啦啦地印得歡，傳單的印數與日俱增。前來索取傳單的，交換傳單的，門庭若市，其盛況不亞於當年作家書屋的門市部。
就在「勁松」們「勁」頭十足的時候，忽然，一張大字報貼上門來，如當頭一棒。
其實，那張大字報寫得挺簡單，而且並沒有指名道姓地攻擊「勁松」戰鬥隊。
那張大字報，只不過全文抄錄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發佈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這個文件總共六條，人稱「公安六條」。大字報在「公安六條」下面，加了一句：「凡符合『公安六條』的，不許參加革命群眾組織！」
貼在「勁松」戰鬥隊的門上，其含義是不言而喻的。
「勁松」戰鬥隊沉默著，隊員們雙眉緊皺，躲在小房間裡一籌莫展。
隊長姚蓬子用雙手托著下巴，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宣佈退出『勁松』戰鬥隊！」終於，一位頭髮灰白的隊員，打破了沉默。他說罷，站了起來，走出了「勁松」戰鬥隊。
「我退出『勁松』戰鬥隊！」
「我也退出『勁松』戰鬥隊！」
又有兩名隊員一邊說著，一邊朝外邊走去。
宣佈自動退出「勁松」戰鬥隊的人，越來越多。隊長的雙眉緊緊地擰在一起，拉住隊員道：「就這麼一張大字報，『勁松』就散伙，太丟臉了吧！」
可是，隊員們各懷心腹事，掂量著門上那張大字報的份量。
1967年3月，「勁松」戰鬥隊終於宣告解散。
姚蓬子一臉沮喪，一蹶不振，再也沒「勁」了。
沒幾天，他交來一張病假單，從此躲進小屋，不再在大庭廣眾之中露面。
特別是當他聽說上海師範學院的紅衛兵成立了「姚蓬子專案組」，他戰戰兢兢，食不甘，眠不安，生怕自己的底細有朝一日被用大字報公佈出來。
他常常做噩夢，夢見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重演1955年那觸目驚心的一幕。
然而，當他醒來，看見玻璃板下那張兒子一身戎裝、巍然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他心中忽地又踏實了。
「炮打我姚蓬子，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組！」他不住地用這句話，安慰著自己空虛、惶恐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