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漢字創字者的巧妙構思，炫耀的「炫」字用「火」與「玄」組成：只有像「火」焰一般光彩「炫」目的東西，才值得向人「炫」耀！
他是一個喜歡炫耀的人。
1966年初冬，他的深藍色的中山裝上，忽然金光四射。那是一枚燦燦耀目的五角星像章和一枚長條的「為人民服務」語錄章。雖說那時候的毛澤東像章、毛澤東語錄章差不多人人都有，可他的那套「章」卻是部隊裡發的，唯有現役軍人才能每人領到一套。在「老九」成堆的大學裡，他胸前的像章成了「稀有元素」。
他腆著大肚子，挺著胸膛，抬著禿頂的腦袋，昂然步入上海師範學院（今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26]。那像章引來人們的「注目禮」。他興奮不已，飄飄然了。
「姚先生，你的這套像章從哪裡來的？」已經不止一個人向他發問了。
「孫女兒給的！」他得意揚揚地用「紹興官話」答道，那聲音中充滿自豪感，榮譽感，優越感。他所要炫耀的，與其說是那「光焰無際」的像章，倒不如說是這句話。
誰都明白，他的兩個孫女兒，還不夠入伍年齡哩，哪來部隊發的像章？他所說的「孫女兒給的」，其實就是「兒子給的」。
他的兒子何許人？眾所周知，姚文元也！
姚文元的兩個女兒，那時寄養在他——姚蓬子家中。他胸前璀璨奪目的像章表明，姚文元最近來過上海，把像章送給了老子哩。
哦，他所炫耀的，是他那個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兒子！
未過幾時，姚蓬子更加神氣活現，臂上又多了一件閃射著火紅光芒的炫耀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造反隊」袖章。
他一點也沒有覺得，作為大學教師、作家的他，戴著個「工人造反派」袖章，那副模樣何等滑稽。他卻趾高氣揚，招搖過市，唯恐別人沒有見到他臂上的紅布圈兒——那是「革命」的象徵！
可惜，好景不長。那紅布圈兒才戴了十幾天，他還遠遠沒有戴得過癮，就忽地不見了。
非常遺憾，迄今雖經多方「考證」，尚未能確定，姚蓬子的「造反」袖章，究竟是被「工總司」收去了呢，還是他嚇得不敢戴了？
據推測，多半是因為他嚇得不敢再戴了。
他幹嗎有點害怕呢？
原來，他的那個「工總司」袖章，畢竟太刺目了一點。
才戴了一兩天，就有人向「工總司」反映：「姚胖子」（他的雅號）解放前是「作家書屋」的老闆，是資本家，怎能混入「工人造反派」？「資本家參加造反派不像話，工總司不是統戰部」！
也有人確實有那麼點「造反」精神，調查了姚蓬子的「入隊」問題：
一查，他是直接找「工總司」頭頭，加入工人「造反隊」的。
一查，他是貨真價實的資本家。
於是，開除了他的「隊籍」。至於那紅布圈兒，是否當場沒收，不得而知。
總之，姚胖子的炫耀品，從兩件減為一件，只剩下胸前的像章。
對於「開除隊籍」，姚蓬子很有些憤憤，滿腹牢騷。
很快的，這消息長了翅膀，傳入那個「工總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腳：「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親，請他入隊都請不到呢！他參加『工總司』，是姚文元對『工總司』的支持。這樣，『工總司』的後台更硬了。你們怎麼可以把姚蓬子開除了呢？」
很快的，這消息又長了翅膀，飛進那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耳朵裡。
1967年2月，在那「一月革命」風暴剛剛過去，張春橋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在錦江飯店宴請阿爾巴尼亞國家歌舞團。在宴會上，他見到了「工總司」組織組的頭頭，問起了怎麼會開除姚蓬子的「隊籍」。張春橋陰沉地說：「你們要寫檢查！」
就這樣，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隻小小的袖章，王洪文發急了，張春橋發怒了。
當然，胸前的那個像章，臂上的那個紅布圈兒，只是姚蓬子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實，豈止於此。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那篇「震撼全國」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對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同事說：「我替他翻了一些書，提供了一些資料。」話說得挺「謙虛」。然而，卻是十足的炫耀：須知，那篇「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總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進行，唯有江青知、張春橋知，姚文元知，連陳丕顯、曹荻秋都被蒙在鼓裡。然而，姚蓬子卻知道兒子在寫什麼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書，提供了一些資料」，父子之間何等親密，那就用不著加任何註解了。
「文革」風雲驟起，姚文元平步青雲，從一個「刀筆吏」、「棍子手」，一下子成為「中央首長」，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熱勢絕倫」。姚蓬子把姚文元身著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醒目地壓在玻璃板下，每一個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見到這張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見到這張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榮」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場「文革」，彷彿把中國大陸寬廣無比的國土，化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為演員，紛紛「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齡，早已失去那種「革命朝氣」，心似古井，不會參與演出「鬧劇」。
不料，他卻似乎仍有著一股不亞於紅衛兵們的「造反」勁頭，表演十分「精彩」。
看著紅衛兵們貼大字報、印傳單，姚蓬子心裡癢癢的，他居然組織上海師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師，也成立了「戰鬥組」。
那年月，每個「戰鬥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稱。姚蓬子嫌「紅旗」太濫，「星火」太多，「井岡山」、「東方紅」之類也處處可見。他一拍腦瓜，建議取名「勁松」，立即獲得一致通過[27]。
深知內情者明白，「勁松」者，姚文元也！
「勁松」，怎麼會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難考證。
1965年12月15日《文匯報》上，那篇《歡迎「破門而出」》，署名「勁松」，乃姚文元手筆也！
1966年6月2日《解放日報》上，那篇《「三家村」裡的壞傢伙是民族敗類》，署名「勁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揀起兒子的筆名作為戰鬥旗號，以為有兒子的光輝的庇護，可以所向無敵，旗開得勝。
從此，在上海師院常常出現署名「勁松」的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大字報。
從此，牆頭壁角常常出現「革命造反」傳單，署名「勁松」。
「兒子英雄，老子好漢」。姚蓬子領導著「勁松」戰鬥組，「昂然挺立」似「勁松」，在上海師院熱鬧過一陣。
無獨有偶。有如此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動之下，居然也「朝氣蓬勃」。
她不甘寂寞。雖然她無職無業，一名家庭婦女而已，居然也組織「戰鬥隊」，也扯起「造反」旗號。
她的「戰鬥隊」的名號，屬於「稀有元素」，曰：「閒散勞動力造反隊」[28]！
在隊裡，隊員們尊稱她為「革命媽媽」，叫喚聲顯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誰都知道她有著一個「了不起」的兒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風暴」中，就在她的兒子夥同張春橋奪了上海市委的權的時候，她也如法炮製，在裡弄裡進行「奪權」。
她，率領著「閒散勞動力造反隊」，衝進裡委會，搶走了「木頭疙瘩」——裡委會公章，就算是「奪權勝利」了！
她把裡委會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嘗到「權力」的滋味兒，嘴巴終日如同「開口笑」。
當她把「勝利」的喜訊告訴兒媳婦——姚文元之妻金英，兒媳婦倒有點著急了。
金英勸她：「裡委會的圖章拿不得，趕緊送還吧！」
真可惜，在家裡藏了三天三夜的「木頭疙瘩」，不得不拱手交還給裡委會。
她的「奪權」鬧劇，不得不匆匆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