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密探、偵探之類，理所當然，首推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筆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爾摩斯。此外，數得著的，誠然還有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裡斯蒂筆下的矮個兒比利時偵探埃居爾·博阿洛，還有英國作家柯林筆下的探長剋夫……然而，如果跟那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相比，都將大為遜色，自歎弗如。
那個調查組見微知著，敏銳的目光遠遠勝過福爾摩斯鷹一樣的眼睛；那推理邏輯大大超過以思維嚴密著稱的博阿洛；至於那豐富的聯想力，則使剋夫望塵莫及，甚至以富於幻想知名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都得退讓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縫就查，有洞就鑽。什麼都要查一查，讓領導放心。」
我和Q相談。我本以為，他被王秀珍點名擔當重任，勢必在公安部門工作過，有著豐富的偵審經驗。不料，問及他的身世，他竟從未與福爾摩斯為伍。他，山東人，長在東北，高小畢業，後來入北京建材學校速成班。1957年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嘩啦嘩啦飄揚的年月，他當上了上海一家規模宏大的玻璃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他結識了王秀珍，頗得青睞。1974年3月15日，他已經接到調令，榮升建材工業部核心小組成員，擔任部級領導。正在他對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時，忽然，4月24日，他接到緊急通知，前往「康辦」報到。
下午，他這個干玻璃行當的廠革委會副主任，跟上海市衛生局工宣隊政委一起，步入「康辦」小會議室。
他倆剛在沙發上坐定，徐景賢和王秀珍就來了。
就這麼四個人密談，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佈，要建立一個精悍、絕密的調查組，組長是那位工宣隊政委，副組長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遲前往建工部報到，一心一意地把調查工作搞好。
把他這麼個「部級」幹部，充任一個小小的調查組的副組長，未免有點「屈尊」。可是，當他聽罷王秀珍、徐景賢的談話，受寵若驚，連聲說：「感謝組織上的信任！我決不辜負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筆記上，當場所記的王秀珍、徐景賢的原話。
王秀珍說：
「這個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辦的。前些時候，春橋同志來過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謙虛。為了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讓你倆負責調查組，是經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報洪文同志同意的。這是對你們的信任和考驗。」
「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你們不要就事論事來調查。要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把問題搞清楚。」
「家屬寫過信，說是政治迫害。」
「要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清查！」
徐景賢則說：
「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辦的案子，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不要以為只是張佩瑛同志一個人的問題。」
「下去以後，要發動群眾、幹部。把前一階段的調查情況告訴群眾，發動群眾大揭大議。」
「調查的情況和問題，要隨時報告。」
「這個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後有事，直接與市委辦公室主任聯繫。」
聽罷，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樣甜。這樣的「通天大案」，不交給上海市公安局，卻交到他手中。「中央首長」、「市委領導」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連連唯唯是從。
Q覺得福爾摩斯可笑。福爾摩斯一生辦了那麼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長」交辦的？哪有他那麼硬的靠山？
佔領了一醫的一座小洋樓。4月28日，秘密調查組在極為嚴肅的氣氛中宣告成立。一部直線電話，成了小樓與「康辦」之間的「熱線」。
Q明白，徐景賢所說的直線聯繫的市委辦公室主任不過出於客套。他的「熱線」，逕直跟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聯繫。徐景賢隨時隨刻知道調查組的動向。
Q和他的前任———一醫黨委副書記Fe截然不同：Fe搞調查，依靠的是專家、教授、藥品檢驗報告、紅外分析報告、屍體解剖報告；Q呢？他憑借舉世無雙的幻想力，無與倫比的「邏輯推理」。Fe從科學的角度，調查死因；Q則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大刀闊斧地整人。
Q真的「有縫就查，有洞就鑽」。有了這樣的「靈魂」，秘密調查組的「豐功偉績」，幾乎可以編成一本《政治笑話集》。
他們進行了種種大膽推理。
大膽推理之一：把打字機「推理」為發報機！
提審方兆麟的一份記錄，尊重「原著」，照錄於下——
問：你的妻子萬廷鈺學英文吧？
答：學的。一般在下午七點。
問：你會幾種外文？
答：英文較熟練。俄文不太熟，法文學一點。
問：你給外國人寫信，用筆寫的嗎？
答：用打字機。單位裡有打字機，可以打。我哥哥家裡也有打字機。「文革」中借過來，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1973年）還給哥哥。
問：你說清楚一點，打字機是什麼時候借的？
答：大概是1967年借的。
問：打了些什麼東西？
答：打過麻醉方面的書，打了沒幾次。去年，打了一本新書，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幾天。有時候，萬廷鈺也幫我打幾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資料，有些還在，有些丟掉了。
以上的提審記錄，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調查組查的是張佩瑛之死，怎麼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機來。
哦，我看了案卷，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段提審記錄，從「萬廷鈺學英文」問起，旁敲側擊，問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機的來歷、打字時間……
事出有因。一個鄰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時候，忽聽得方家發出「嘀、嘀、嘀」的聲音，約莫持續了五分鐘。
在「文革」之中，就連孩子的「階級鬥爭」覺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馬上聯想起電影《無名島》中特務偷發電報的「嘀、嘀」聲。
這消息傳入調查組耳中。根據「有縫就查，有洞就鑽」的精神，方家這「嘀、嘀」聲當然需要查一查。因為調查組未經調查，已從王洪文那裡論定是「階級報復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當然，方家的「嘀、嘀」聲，表明方兆麟可能像《無名島》裡的特務一樣，跟國外特務機關有著密切聯繫。
不過，經過實地秘密調查，有點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離中山醫院只有一箭之遙的平江路一醫宿舍裡。他住底樓，那個孩子住在三樓。房屋結構甚好，底樓即使開著收音機，三樓也聽不見。
從「作案」時間考慮，似乎也不對頭，因為方家地處交通要道，鄰居們上上下下都要路過他家門口，中午時來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務」，怎麼會在中午時間「發報」？
經過向電報局調查，發報員說：「一般的發報機聲，是一種較輕的打擊聲，不是電影中那樣的『嘀、嘀』聲！」
至此，本來早就可以結束「發報機」問題的調查。不過，調查組聽說有人反映，方家雙職工，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小的是雙胞胎，方的經濟條件寬裕，卻不雇保姆，只請了一個白天來照料一下的短工！這被「推理」成方可能從事特務活動，生怕被保姆發現。
調查組到底有點「本事」，打聽到方兆麟的妻子在1967年生下雙胞胎時，奶水不夠，曾請過奶媽。那位奶媽住在方家，一定瞭解方家的詳細情況。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媽孔秀香在揚州鄉下的地址，又進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當保姆。調查組找到了她，外調記錄如下：
問：方家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間裡，沒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問：方家有外國來信嗎？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國來信未見過，也未聽到過外國寄錢來。
問：有沒有聽見「嘀嘀嗒嗒」的聲音？
答：沒有，從來沒有聽見。
問：方家有壁櫥嗎？
答：沒有。方家只有衣櫥。
問：方家夫婦談文化大革命嗎？
答：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他們夫妻在家裡也談，不過我聽不懂內容。
問：常來方家的是什麼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沒有見過別的客人。
問：他聽收音機嗎？
答：他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有時候，他把半導體放在耳朵邊聽，聽了一會兒又開大，放在桌子上聽。
雖然奶媽如實地否定了「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亦即收發報機）和「嘀嘀嗒嗒」聲，但是她談及的半導體收音機看來是一條「縫」，調查組決定「鑽」一「鑽」。他們懷疑，這只半導體收音機會不會是經過偽裝的收發報機？
他們設法取到那只半導體的收音機，來到生產該機的上海無線電三廠，請技術員鑒定。
技術員寫下這樣的鑒定：「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導體收音機系本廠正式產品……搞收發報機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裝置附件的地位。此機未發現裝置收發報機附件及其地位。」
調查組的大膽「推理」，一再碰壁，無法證明方家有收發報機。但是，那「嘀、嘀、嘀」聲彷彿一直在他們耳邊響著，尚未查個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會不會是打字機的聲音？
可是，他們到方家查過，沒有見到打字機，哪來打字機的聲音？
終於，他們決定提審方兆麟，問起了英文打字機。
他們又從方兆麟的哥哥處，查證了是否確實把打字機借給方兆麟，甚至還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機，摸了又摸，確實並非收發報機，才結束了這一問題的調查！
大膽推理之二：由送大黃魚「推理」為同案犯！
調查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接到重要情報：在張佩瑛猝死的當天晚上，有人送大黃魚到方家！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想想，方兆麟進行「階級報復」，「害」死了張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黃魚表示「慰問」，此人極可能是「同案犯」！
這一線索，絕不可放過。
他們使出了比福爾摩斯高超百倍的偵查功夫，很快就查明：3月30日晚，上海基礎公司第三工程隊起重工虞國夫給方家送去兩條大黃魚。
於是，虞國夫立即成了調查組的審查對象。
調查組查閱了虞國夫的檔案，在檔案中似乎沒有什麼「刻骨仇恨」之類記載。因為虞國夫只不過是一名青年工人，檔案材料非常簡單。
他們決定找虞國夫正面「交鋒」，要他「交待」在兩條大黃魚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兩條大黃魚引出的一段「審查」。虞國夫的「交待」，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檔案之中。現原文照錄，可看出當年的調查組神經過敏到了何等地步。
1969年，我在上海日暉港裝卸污水管時，認識了萬廷鈺。當時，我是起重工，萬是醫生。1970年底或1971年初，在大屯又碰到萬廷鈺。我在三隊，她在四隊，有一次我返回上海，萬托我帶東西，帶的是一隻箱子及一些零星的東西。回上海以後，我把東西送到她家，這才認識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詳盡地「交待」了他與萬廷鈺、方兆麟的「認識史」。接著，在調查組的逼問之下，他開始「交待」大黃魚問題：
去年（1973年）10月，我臉上生了一個東西，慢慢大起來了。我想他們都是醫生，想托他們找熟人開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點。我跟他們的來往多了一點。萬廷鈺和上電醫院龔醫生很關心我，曾替我介紹女朋友。由萬醫生和龔醫生當介紹人，我認識了那個女朋友。見面以後，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時間是在今年春節之後，在方醫生出事情前一個月左右。
雖然女朋友不跟我來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謝萬醫生。3月30日，正好是方醫生出事情的那天，我買到幾條大黃魚。我就在下班之後，晚上七點鐘，送到方家。當時，方醫生還沒有回來。萬醫生叫我坐在沙發上。她的女兒也在家。萬醫生說，女朋友的事，我以後替你再留意，你臉上的皮下囊腫還是要抓緊開刀。我問起方醫生怎麼還沒有回家，她說「方醫生今天為張春橋的妹妹開刀，忙得很。」
調查至此，大黃魚的來歷已經一清二楚，大黃魚與本案無關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調查組還要查下去，繼續盤問虞國夫。無奈，虞國夫只得再作「交待」：
大約8點鐘以後，方兆麟回來了。萬醫生問他，手術怎麼樣？方說，很不順利。萬又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說：司××針（對不起，我只記得「司」，講不出名字來）打下去以後，就不來事啦。關於開刀的事，他們講了一會兒，我聽不大懂。我見他們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裡覺得不自然。我對萬醫生說，我該走了。萬醫生說，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總共只一個多小時。談話的時候，我和萬醫生坐在沙發上，方醫生坐在對面的凳子上。
調查組並不輕信虞國夫一面之詞，又分別審問了方兆麟和萬延鈺，口供相符，這才排除了虞國夫是「同案犯」的嫌疑。
不過，虞國夫在談到萬醫生為他介紹女朋友時，另一個介紹人為「上電醫院龔醫生」。看來，龔醫生跟方家關係密切。調查組對於這條縫，又要查一查！
大膽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審查！
「上電醫院龔醫生」，調查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電業職工醫院麻醉護士龔雅琴，女，40歲。
調查組火速趕往上海電業職工醫院，與龔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調，調查組便發現，龔雅琴確實跟方氏夫婦關係密切。
與方兆麟的關係——龔雅琴早在1953年入中山醫院進修麻醉業務時，就認識方兆麟。1973年8月，龔雅琴調往上電醫院之後，一直把方兆麟當作「業務靠山」，遇到疑難便向方兆麟請教。
與萬廷鈺的關係——龔雅琴1953年進中山醫院時，萬廷鈺是開刀間護士，彼此相識。這些年，一直有來往。1974年2月，龔和萬曾一起到長寧電影院看電影。為了替虞國夫做媒，又和萬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電影院看電影。
在調查組的眼中，「關係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龔雅琴比虞國夫更不幸。虞國夫送了兩條大黃魚，遭到審查，而龔雅琴替虞國夫作伐，竟被調查組立案審查！
在調查組的絕密檔案中，有一厚冊便是龔雅琴立案審查材料，總共收入33份材料！
翻開案卷，首頁標題，赫然入目：《關於對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對像龔雅琴的審查結案報告》！
報告居然振振有詞地開列了三條「審查理由」：
一、發現龔雅琴在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後與方兆麟及方妻萬廷鈺來往密切，活動頻繁。
二、據揭發方兆麟的材料提供：「懷疑方兆麟於3月29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龔家也住在淮海中路×××弄××號。
三、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
鑒於上述理由，認為有必要對龔雅琴的政治面貌、龔雅琴在「張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調查。
咄咄逼人的口氣，幾乎欲置無辜的龔雅琴於死地！
調查組居然開列了龔雅琴的「五大問題」，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於篇幅，本書無法一一例舉調查組對那「五大問題」的種種審查，這裡僅以調查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後與方兆麟的聯繫為例，便可見調查組曾花費了多少氣力！
調查組不厭其煩地「考證」了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一天及當日的活動：「3月29日，龔雅琴上午在手術室，做顎裂手術。下午在科內業務學習。晚，科內政治學習。然後值夜班。沒有發現調班或有人代班等情況。也沒有發現龔雅琴與院外有電話聯繫。」
以上情況，有五份旁證，一份本人交代，還附上電醫院工作人員值班表：「3月30日，龔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醫生、內科醫生一起到瑞金醫院觀看闌尾針刺麻醉手術，11時結束。下午在本院參加一例頭皮再植手術，五時離院。」
又是三人旁證，本人交代。
最為詳細的調查，要算「考證」龔雅琴何時獲知「張死」消息。
據龔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4月8日，亦即「張死」之後第九天，才得知這一消息的。
調查組認定，龔雅琴在耍花招！因為「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有著「同案犯」的極大嫌疑，怎麼可能直到「張死」之後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裡裡外外地查，一個一個地問，調查組把上電醫院搞得人心惶惶。
賣身求榮者雖有，但畢竟不多，上電醫院的醫師、護士們，在審查面前不說假，不誣陷加害於人，使調查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寫出如此曲折、如此煩瑣的查證：
標題——《龔雅琴如何獲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證——「據查，在上電醫院內第一個說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醫務組副組長邵幼善。他的消息來源是通過其子邵元麟在瑞金醫院外科進修的機會，從那裡聽到後，向其父轉告的。4月8日，邵幼善進手術室時，將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訴護士趙影，要她在麻醉用藥時多加小心。當時還提到，『不要給龔雅琴聽見』。同時在場的有外科主任黃士勤等。同一天，黃士勤遇見龔雅琴就問：『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龔雅琴一呆，回答：『沒有聽說。』黃士勤就把從邵幼善那裡聽來的情況告訴龔雅琴，並說明是『聽邵幼善講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黃士勤旁證；（2）手術室趙影旁證；（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證；（4）方兆麟交代；（5）萬延鈺交代；（6）龔雅琴交代。
就這樣，一個與「張死事件」風馬牛不相干的女護士龔雅琴，遭到無端「立案審查」！
調查組的成員們忙得「廢寢忘食」。像他們如此這般的荒唐調查，即便是福爾摩斯，恐怕也會累得倒下！
大膽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謀」！
關於龔雅琴的「立案審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據揭發，「懷疑方兆麟於3月29日晚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在調查組的眼裡，這是極端重要的「敵情」！
須知，方兆麟在「蓄意謀害」張佩瑛的前夜，騎著自行車外出，必定是進行「預謀」！尤其是晚九時左右還騎車外出，行蹤蹊蹺，值得打上個大問號。
龔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牽連。方兆麟的妻子萬廷鈺，竟也受此連累。
本來，「一人做事一人當」，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種無法無天的年月，方兆麟成為「政治謀殺犯」，理所當然，妻子萬廷鈺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謀」。調查組對萬廷鈺進行「立案審查」，其中重要的一條理由，便是萬廷鈺在「張死」前夜於上海耳鼻喉醫院值班，而這家醫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調查組調查了萬廷鈺開出的處方、病人病假單，查閱了病人病歷，證實「張死」前夜，萬廷鈺確實在上海耳鼻喉醫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9點去醫院找她，那必定與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裡來過耳鼻喉醫院，給萬廷鈺送過東西！
「重大線索！追！」調查組死死抓住這一問題，要萬廷鈺「交待」。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絕密檔案中，有一厚本《萬廷鈺談話記錄》。僅1974年6月24日至9月11日不到三個月內，調查組便審問萬延鈺達23次之多。每一次審問，都作了詳細記錄。其中有一次審問記錄，竟達19頁！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實，在「張死」前夜，萬廷鈺自早上8點至下午2點，在醫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與方兆麟見過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醫院，從晚6時至夜9時，在一醫黨委辦公室出席針刺麻醉會議。萬延鈺則從晚7時至次日晨8時在耳鼻喉醫院值班。妻子根本沒有與丈夫照面，毫無「預謀」的「跡象」。
可是，調查組一口咬定，有人見到方兆麟連夜去過耳鼻喉醫院，送過東西。
「方兆麟真的來過嗎？他送過東西，送什麼東西？」妻子苦苦思索，回憶。
幸虧她的大腦記憶倉庫之中，還儲存著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她終於寫出了「交待」，標題就叫《關於方兆麟到醫院裡送蛋糕一事》：
「今年2月6日前後，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陽路耳鼻喉醫院值急診夜班（晚上7點至次日晨8點）。7時許，我女兒來醫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診室來梳頭，約8時回家。到家後洗衣服，發現一隻塑料梳子不見了，便對方兆麟說：『我剛才在媽媽急診室裡還梳頭，不知會不會丟在急診室？』方兆麟說：『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飯盒，裝了一個蛋糕，放在網袋裡，騎自行車來醫院……」
純屬家庭瑣事，只是陰差陽錯，被調查組誤接鏡頭，接到了「張死」前夜！
調查組向萬廷鈺的同事調查，向萬廷鈺的女兒調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待，直至確證「送蛋糕」不在「張死」前夜。
萬延鈺無端遭到審查還不算，甚至牽連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親友。調查組到處查「縫」找「洞」，隨意整人，大有株連九族的勢頭。
大膽推理之五：姐夫幾乎成為「殺人兇手」！
調查組從萬廷鈺身上沒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證據，依然緊抓方兆麟「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這一「重大線索」不放。
他們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帶的親友名單、地址，都一一開列出來。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號××室，一下子就引起了查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聞，光憑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審查」對象！
這一查，不得了，從李精武身上撬開了一條縫，差一點把他打成「殺人兇手」！
我翻閱著厚厚的《關於對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對像李精武審查報告》，整個案卷收入37份審查材料。我一邊看著，一邊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無巧不成書，就介方兆麟被誣為「謀殺」張佩瑛之際，調查組查出了李精武「謀殺」華汾的重要「證據」。雖說張佩瑛之死與華汾之死毫不相干，但是，調查組的「階級鬥爭覺悟」甚高，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謀殺」了華汾，勢必會參與「謀殺」張佩瑛！
調查組在「立案依據」上，便明確寫著：「為查清李精武是否參與謀殺張佩瑛同志的嫌疑問題，特立案對李精武進行審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謀殺」，何等驚心動魄的字眼，怎麼會落到李精武頭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學數學教師。華汾，女，身材高大，與李精武同校，也是數學教師。
李精武怎麼會「謀殺」同事華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雖然案捲上清楚地寫明反映者的姓名，本書暫且略去。此人說得有聲有色：1967年4月19日下午，華汾來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邊請她喝茶，一邊談著。李與華在「文革」初期，本屬一派群眾組織，後來產生分歧。華汾到李家，勸說李精武不要分裂。華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發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翌日凌晨，華汾身亡。死者渾身青紫。
這句「死者渾身青紫」，使調查組頓時聯想到張佩瑛死時也渾身青紫。他們猜測，李精武會不會是「主謀』，以同樣的「毒藥」毒死了華汾和張佩瑛？
這是「重大發現」，這是「重要線索」，李精武差一點被押上斷頭台！
千幸萬幸，面對如此重大的「嫌疑」，許多被調查者根據事實說真話——如果有人落井下石的話，李精武就不堪設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董興康醫師，當年曾負責搶救華汾。董興康醫師明確指出，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絕非被人謀害致死。華汾個性好強，除了向要好同事講起過自己有婦女病之外，從未談及高血壓症，加上她身材高大，於是給人以身體健壯的印象。其實，據病歷記載，她懷孕時便查出血壓極高。她的父親高血壓，親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壓。她自己也時有心跳過快、頭昏的感覺，甚至曾突然暈倒在地。根據這些情況，可斷定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醫室則解釋了「死者渾身青紫」的原因：華汾死於凌晨，而同事們來看她遺體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時，遺體當然會發青發紫。
調查組以豐富的想像力，對李精武提出新的懷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華汾患高血壓症，於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種藥物，使華份的血壓猛然升高，達到「謀殺」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和上海藥品檢驗所的答覆，既嚴肅，又幽默：在我們多年的工作中，從未發現用藥使血壓上升導致死亡的謀殺案件！
科學從不與荒唐為伍。鐵的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那個草包調查組。
在李精武身上，他們本以為可以撬開一條大縫，無奈，撬斷了棍子，白費力氣！
我看罷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慶幸：他總算沒有被那個發瘋了的調查組置於死地。
大膽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幫兇」！
禍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調查組的注意，是因為他和妻子孫用余在「張死」之前，於3月27日、28日兩次來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間，有來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況大哥、大嫂兩次來訪，是因為大嫂孫用余準備到中山醫院作乳房切除手術。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醫院醫生，找他瞭解一些手術情況，更是極為正常的來往。
不料，調查組把這也作為「重要動向」：早不來，晚不來，為什麼在「張死」之前頻頻而來？何況夫妻雙雙同來，必有陰謀！
顯然，這又是一條「縫」。「查！」調查組撲向方兆祥的工作單位——上海製藥二廠。
說實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說既無「縫」，又無「洞」：他，生於1912年。194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54年入黨。1956年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範。歷任生產技術科長、副廠長、總工程師。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衝擊，仍任上海製藥二廠廠革委會常委、技術組負責人。
調查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到該廠，就查方兆祥的幹部檔案。方兆祥的歷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麼問號。
陡地，方兆祥自傳上一句極其平常的話，被調查組那靈敏的嗅覺聞出了問題：「1956年左右，在五洲製藥廠工作時，曾與開明化學廠朱先生聯合試制過笑氣。」
好傢伙，你原來試制過笑氣！你一定深知笑氣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氣毒死張佩瑛——你顯然是「幫兇」，甚至可能是「主犯」！
興奮，以至近乎發狂。調查組以為能從方兆祥的自傳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線索，陷入極度的亢奮之中。
於是，調查組揮筆疾書，寫下了對方兆祥「立案審查依據」：「方兆祥系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後，與方兆麟接觸往來頻繁。又，方兆祥於1956年曾在五洲藥廠工作過，參加笑氣試制工作。我們根據上述情況，結合其複雜的社會關係、海外關係等問題，為弄清其是否參與謀害張佩瑛同志，於1974年5月28日開始對其進行立案審查。」
最使人驚心觸目的是，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以預謀來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氣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3月27日、28日連續兩次到方兆麟家。又據萬廷鈺交代，出事後的3月31日方兆祥夫婦也來過。他們很有可能在笑氣瓶中加進其他藥物而促進死亡，需要作進一步調查……」
如果調查組的這「推理」得到「證實」，非但方兆麟要判處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頭難保。
調查組又開始「求證」這樣欲置人死地的命題。
他們詳盡調查了方兆祥當年參加試制笑氣的過程。
笑氣其實是俗名，化學學名叫「一氧化二氮」，是無色而微臭的氣體。早在1799年，英國化學家戴維首先發現，人一旦吸入這種氣體，就會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邊吸入少量笑氣，一邊瘋瘋癲癲地在實驗室裡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維牙痛，吸了點笑氣就不痛了。從此，笑氣成了牙科醫師常用的麻醉劑。後來，越用越普遍，成為外科手術中常用的氣體麻醉劑。
這種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氣體，一直依賴從國外進口，我國不會生產。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醫郭星孫，是一位興趣非常廣泛的人。除了行醫之外，也喜歡騎摩托車、打獵，還愛做點化學實驗。他居然把家裡一間亭子間作為化學實驗室，自己動手，製成了笑氣。為此《人民日報》在1954年11月作了報道。
這篇報道發表之後，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醫學院吳玨教授表示願意合作，把郭星孫的笑氣用於臨床。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處讀報後大驚，因為笑氣易燃，會惹出火災，就發出通知，禁止郭星孫在亭子間裡試制。
上海製藥專業公司來找郭星孫，希望轉讓技術，由他們投入生產。
調查組從上海第五製藥廠的技術資料中，花費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查到當年試制笑氣的技術檔案：
（科NO. 5）
試制笑氣（N2O，Nitrous Oxide）
日期：1956年1月25日至4月25日。
地點：租借上海虹橋路九六一弄四號企中化學社之一幢紅磚房（經市公安局消防處同意試制三個月）。
組織領導：上海市製藥專業公司。
技術小組名單：
組長——高福為（五洲藥廠總工程師）。
副組長兼顧問——郭星孫醫師。
組員——朱吟龍（開明化學工業社負責人），倪關清（企中化學工業社負責人），方兆祥（五洲藥廠生產技術和科長），傅伍堯（五洲藥廠總工程師），吳玨，章開平。
產量——每月七十公斤，總共生產二百公斤
……
這份歷史性技術文件，清楚地表明，方兆祥是我國第一批笑氣的試制者之一。
這本是方兆祥對中國製藥工業的貢獻。不料，這種笑、醉兼具的古怪氣體，跟方兆祥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18年後，竟發生如此的巧合：張佩瑛死於國產的笑氣，而麻醉師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於是，他的貢獻，反成了罪孽！
我國的笑氣生產，自「文革」開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氣，是上海天星化工廠生產的，在中山醫院的倉庫中已沉睡了十幾年。「文革」中，麻醉手術幾乎不用笑氣。只是考慮到張佩瑛是張春橋的妹妹，方兆麟才動用了庫存不多的笑氣。不料，也正因為多年不用笑氣，葉醫師把笑氣瓶裝錯了，方醫師也未能發覺，以致釀成醫療事故：笑氣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幫助呼吸。當面罩中充滿了笑氣，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氣，給方氏兄弟帶來的不是笑，而是淚水和苦汁。
不過，儘管已經查明方兆祥曾試制笑氣，也熟知笑氣性能，卻無法憑這一點給他定罪——調查組並沒有查到方兆祥「預謀殺害」張佩瑛的任何證據。
調查組空歡喜了一場。最初，他們彷彿吸足了笑氣一般狂熱，而清醒之後卻意識到毫無所獲！
大膽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審！
調查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縫」，把目光轉向大嫂孫用余。
孫用余的身世，彷彿跟調查組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縫」實在太多，弄得調查組無所適從，不知該從哪裡下手。倘若有縫「就查」的話，調查組的成員再增加幾倍，恐怕也不夠用！
他們一查閱孫用余的檔案，就感到頗為棘手，因為她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孫寶琦！
1956年11月22日的《新民晚報》，曾這樣介紹過孫寶琦先生：
「清朝時他做過大學士，做過駐俄、比、法、德、奧五國公使。辛亥革命時，他正做山東巡撫，曾一度獨立。在北洋政府裡，他做過總長、國務院總理……」
孫用余有著這樣的父親，在調查組看來，當然是一條大「縫」。
然而，孫用余有五個母親、16個姐妹（她排行15）和八個兄弟。這24個兄弟姐妹，有著各種各樣的「縫」。如果再加上數十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話，調查組縱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
調查組對孫用余審查了一陣，實在查不了那麼多的「縫」，只得不了了之！
至於方兆麟的表姐夫錢宇人受到審查，說來也是一條奇聞：竟是因錢宇人的兒子錢大復的一張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錢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壓著兒子的一張照片：頭戴耳機，手按電鍵，「桌上有類似發報機般的東西」！
頓時，調查組的神經又興奮起來。因為他們曾查過方兆麟家的「嘀、嘀、嘀」問題，查不出什麼名堂，如今錢宇人的兒子居然在「嘀、嘀、嘀」，豈能輕易放過！
調查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謀殺」張佩瑛，受命於「帝、修、反」，而他與國外的聯繫，是通過表姐夫的兒子收報、發報！
於是，自1974年7月19日起，對錢宇人立案審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關係、查錢宇人與方兆麟的關係等六大問題之外，重點放在查他的兒子的收發報機。
一查，兒子錢大復真的有收發報機！
然而，當調查組追查到錢大復所在的學校裡，老師卻如實地說明了如下情況：
「錢大復同學練習收報、發報，是本校規定的國防訓練項目。除了他以外，許多同學也要進行這一訓練。錢大復同學的電訊器材，是本校打了證明，讓他到舊貨商店買的。」
調查組跟蹤追擊，查到舊貨商店，果真查到學校為錢大復所開的證明。
唉，東奔西查，調查組又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其實，倘若讓福爾摩斯來查此案，恐怕就省勁得多，根本用不著對錢宇人進行立案審查。福爾摩斯顯然會說：「倘若他的兒子是特務，他怎麼會把收發報的照片公然壓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誕、可笑的「立案審查」，調查組的先生們大約忙糊塗了吧！
調查組忙吶。
調查組忙得很吶。
查了不知多少條「縫」，鑽了不知多少個「洞」。
風塵僕僕，夜以繼日，秘密調查組肩負著「中央首長」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闖」。
僅上海一地，調查組審查所及，達四局二區，即化工、儀表、郵電、輕工四局，盧彎、普陀二區。
此外，外調還涉及北京、內蒙古、新疆、廣西、四川、雲南、江蘇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國夫、護士龔雅琴。
還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強，弟媳許風珊；審查了方兆麟和萬廷鈺的許多親屬、同事、朋友。
就連出事的那天清早，一個從蘇北來滬的人，偶然在中山醫院門口跟方兆麟說了幾句話，也「有人反映」，結果，那個人受到審查！
更有甚者，長途台的一位接線員，在長途電話中常常聽見關於方兆麟的事，偶爾向中山醫院總機問了句「你們醫院那位麻醉醫生怎麼樣了」，居然也被調查組查到了，受到審查！
聽說調查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認真負責」，「不放過一個疑點，不漏掉一條線索」，王秀珍眉開眼笑，得意了：「這個案子，如果交給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來！」
她對調查組不斷打氣：「你們要繼續全力以赴，查清問題，不要難為春橋、洪文同志了！」
不過，調查組也非鐵板一塊，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張春橋賣命的，也有不以為然的。
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實在看不下去，寫信給徐景賢，指出：「至今，我沒有發現方兆麟有蓄意謀害的事。現在調查組拚命從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賢把這一意見轉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裡聽得進。她說，她到張春橋家看過了，張春橋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講，張佩瑛是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犧牲的！
Q一聽說張春橋發話了，頓時查得更凶、更起勁了，非欲置方兆麟於死地而後快，以求報效於張春橋。
大膽推理之八：追查柯慶施之死。
說實在的，不論是查打字機，還是查送蛋糕，查來查去，查不倒方兆麟，無法把醫療事故「推理」為「政治謀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難破。
調查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級情報」，說得有鼻子有眼：柯慶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慶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妥鈉之後死去的！這次，張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妥鈉之後死去的！
誣告，也需要某種「才能」——把假的說成比真的還真。「有人反映」說，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給柯慶施所打的那一針硫苯妥鈉，是他從家裡帶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鈉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廠裡生產的！
何等聳人聽聞！似乎方兆麟以相同的手法害死了柯慶施和張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幫兇」！
還有人「反映」：在張鳳瑛死後，為了查驗所用的硫苯妥鈉是否混入毒物，曾尋找過那支硫苯妥鈉空瓶。可是，查遍手術室，未能找到，最後在洗手間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證——他給柯慶施也打硫苯妥鈉。
這一「特級情報」非同小可。比起張佩瑛來，柯慶施要大得多了。柯慶施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在「文革」中，報上提及柯慶施，總要冠以如此親切的稱呼——「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調查組一旦能夠查明方兆麟是「謀害」柯慶施的「兇手」，不用說方兆麟必死無疑，而調查組會立一大功，震動全國，個個飛黃騰達。
然而，這卻是一個高難度的命題。
調查組查訪了參加搶救柯慶施工作的醫務人員。這些醫務人員不怕壓力，忠於事實，寫下一份份外調材料，證明方兆麟無罪，使調查組找不出一條「縫」。
其中以華東醫院院長、搶救柯慶施醫療小組負責人薛邦琪寫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權威性：
……柯慶施夫人反映柯慶施非常煩躁，我和林、董、陶、崔等醫師商量以後，考慮用硫苯妥鈉，並提出請方兆麟參加討論。方兆麟來後，我請他考慮用硫苯妥鈉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說：「小劑量是安全的。」於是，決定用此藥。藥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製。方兆麟說，用小兒科劑量。配製時還戴口罩。配好藥，由陶、方、我、胡一起進入柯慶施臥室。方兆麟打針，我們看著。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後，病人打呼嚕了。觀察了一會，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慶施身旁。約半小時後，柯慶施手腳動了一下，但人未醒……柯慶施死後，我們在成都分析死因，對利用硫苯妥鈉認為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打了硫苯妥鈉後，人會動，呼之也能答應，話也會說。
討論由吳階平主持。
調查組本來把柯慶施之死當作王牌，不料調查一番之後，方兆麟依然打不倒。
大膽推理之九：查出「後台」王維國！
調查組的小樓裡，煙霧繚繞。煙灰缸裡的煙頭，跟雙眉緊鎖的調查組成員所絞的腦汁成正比。
桌上，攤著那封他們不知讀了多少遍的徐景賢轉來的密告信。
驀地，其中的一段使他們產生靈感：「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e是空四軍的……」
哦，「空四軍」，意味著什麼？
調查組飛快地聯想到空四軍頭目王維國！
王維國，林彪死黨也。中山醫院的軍宣隊，是空四軍派出的。調查組把空四軍跟王維國畫上了等號。儘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王維國早已鋃鐺入獄，何況空四軍的廣大指戰員並非「王家班子」。但是，調查組卻把張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線鬥爭」聯繫起來，跟王維國聯繫起來，跟空四軍聯繫起來，追查方兆麟的「後台」。
這麼一聯繫，這麼一追查，又產生一連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這句話，是調查組查閱中山醫院會議記錄時，查到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調查組如獲至寶，立即上報「康辦」。很快的，張春橋也知道了這一重要消息。
這句話，其實頗為令人費解：「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是張春橋過去到中山醫院驗過血，所以那裡有張春橋是什麼血型的記錄。如果這樣的話，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是什麼，這又有什麼了不起？
不，不，調查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軍」頭上，覺得問題的性質越發嚴重了。因為調查組核對了幾份會議記錄，發覺那句沒頭沒腦的話是記錄者偷懶而省略的，全文應為：「1971年11月，婦產科軍宣隊副組長S交代：『支左辦公室知道，中山醫院有張春橋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問題怎麼會不嚴重：空四軍的「支左辦公室」從中山醫院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材料，可見中山醫院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情況多麼複雜，怪不得會發生「謀害」張春橋之妹事件！
查！這樣重大的問題，豈可放過？
帶著「敵情觀念」，開調查會，查線索，查來查去，這才查明：原來，在1967年國慶節前後，華東化工學院的學生Y和Z，參加了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後來，受到追查。他們把一份材料交給一醫的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後來在中山醫院血庫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庫裡……
輾轉傳言，猶如通過一面面哈哈鏡似的，使事實完全走樣、變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無關，跟空四軍無關，跟張佩瑛死亡事件無關，只得作罷。
奇怪故事之二：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住處地形。
這件事當然非同小可。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家的地形，意味著什麼，那是不言而喻的。這件事也意味著：「謀殺」張佩瑛，由來已久。方兆麟的「後台」，就是王維國！
然而，這又是一個輾轉「翻印」、完全走樣了的故事。
那是在1971年7月，張佩瑛因乳房出現腫塊，在中山醫院開刀之後，住在12病房。一天，張春橋之妻文靜來到病房探望，被軍宣隊得知。於是，軍宣隊向上匯報，很快傳入王維國的耳朵。
8月中旬，張佩瑛出院，在家休養。
一輛淺灰色的華沙牌小轎車，駛過大世界時，停了下來。車上坐著三個軍人，兩男一女。他們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店裡買了兩瓶橘子水。
轎車駛入高安路。三位軍人步入張佩瑛家。他們放下橘子水，說道：「首長對你的病很關心，他特地派我們前來看望。」不言而喻，這「首長」是王維國。
那位女軍人，乃空四軍模範軍醫。她說出了首長的意思：「空四軍醫院的醫療條件好，歡迎你到那邊住院！」
客套一番，小轎車揚長而去。
這就是「偵察地形」的經過！
其實，這只是一次「友好訪問」，聯絡感情而已。王維國聽說派去的使者，竟然只買了兩瓶橘子水為禮，曾大發脾氣，責怪他們太寒酸！
至於「偵察地形」，用得著派三個人坐小轎車去驚動張佩瑛？這是極普通的軍事常識。然而，調查組偏愛上綱上線，故弄玄虛。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千真萬確。經調查組匯報之後，曾使張春橋暗暗吃驚：王維國曾秘密調看了張佩瑛的檔案，不僅從中知道了張佩瑛過去曾隱瞞政歷、虛報學歷、風流韻事等等，而且知道了張春橋父母張開益、宋蕙卿的種種情況。
從此，張佩瑛的幹部檔案被張春橋下令封存、調走，不許任何人查看！
於是，中山醫院黨支書記Fe受到了調查組秘密審查。
上掛下聯，審查面越來越寬，打擊面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