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人們總是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視為最危險、最可怕。然而，更危險、更可怕的莫過於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有人向張春橋家屬偷偷報告調查組「右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飛到正在華東醫院住院的徐景賢之妻葛蘊芳手中，要她轉交徐景賢。鑒於張佩瑛之丈夫，乃葛蘊芳之表兄，葛蘊芳表示「迴避」不肯代為轉交。
很快的，這封密告信又飛到徐景賢保健醫生手中。於是，便展現在徐景賢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於那堆秘密檔案之中，摘錄原文於下：
徐景賢同志：您好！
我們想就張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調查工作，向市委領導同志反映一點情況，提出一點意見……
我們參加調查工作過程中，感到上醫黨委Fe和中山醫院總支態度曖昧……
我們的想法是，就目前的材料看來，不能用「粗枝大葉」來解釋。政治疑問不少，應當趁熱打鐵，搞得水落石出。
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a是空四軍的……
我們懇切希望市委領導同志組織適當人員，繼續深入調查。
信末，簽署著兩個人的姓名，寫信日期為「1974年4月21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對調查結果一口氣提出了十個問題。
鑒於兩位寫信者是調查組的組員，熟知內情，而且提出的十個問題，個個在「綱」上、「線」上，理所當然引起了「馬徐王」的重視。
「馬徐王」當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來了。
王秀珍最為起勁，提筆批道：「這些問題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這些問題徹底查清，查個水落石出。」
馬天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過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同意秀珍同志意見，一定要抓緊弄清這些問題。」
徐景賢寫道：「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見。」
為了「查個水落石出」，「馬徐王」決定另建調查組——也就是本書前面提到的那個行動詭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
1977年1月，當北京建工部來滬外調那個調查組的「靈魂」——Q的時候，王秀珍寫了如下交待：
張佩瑛死亡事件，開始是由市文教組、市衛生局和一醫組織了一個調查組，調查下來說成是責任事故。我看了這個情況後，認為這個案件說成責任事故是右傾。文靜對我說：一醫和文教組聯合調查組右傾，要我告馬天水認真抓這個案子。她還說，張春橋知道張佩瑛死了，他很難過。我把文靜講的，告訴了馬天水。因此，我講調查組右傾，馬天水也講右傾。我還惡狠狠地批了調查組的同志。
那個調查報告，曾同時送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張春橋沒有出面。由王洪文打電話給馬天水，還寫了批示，大意是：這個調查組嚴重右傾。張佩瑛的死亡，要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來看、來查，是階級報復等等。
根據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馬天水、徐景賢商量後，認為調查組要加強力量，充實人。我提出把Q暫借出來，可擔任調查組副組長。還要從工宣隊抽一點人，加強這個調查組。馬天水、徐景賢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張春橋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個階級報復案，給這個案子定了調子。調查組就是按這個框框和調子去調查的。
徐景賢在1977年10月31日，也作了類似的交待。其中談及：「成立調查組時，馬天水說：『這件事張春橋不好表態，我們決定算了。』但事後調查小組的報告，都由我送給張春橋秘書何秀文，由他轉給張春橋看。」
就這樣，本來已經閉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開。秘密調查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劇。
那封掀起狂瀾的密告信，來歷不凡……
「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為此信雖然出自調查組的兩位組員之手，而不出面的「導演」即是那個在北京穩坐「釣魚台」的張春橋。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紅房子」醫院黨總支負責人Y，此人跟張家有著密切的聯繫。
據Y本人交代：
1974年2月，一天晚上，張佩瑛的丈夫打電話給他，說張佩瑛腹痛，請他安排住院。
張佩瑛住院後，起初住的是三個人的房間，是他給她安排了單獨居住的病房。不久，甚至連張佩瑛的丈夫發燒，也是經他安排，讓張佩瑛的丈夫住入婦產科醫院的病房——這成了「紅房子」醫院議論紛紛的怪事，婦產科醫院裡怎麼會冒出男性病人？
張佩瑛的手術方案，是在他領導下制訂；那些名醫，是他去請，那手術方案，是他送到張春橋妻子文靜手中，請她「審閱」。
當張佩瑛突然死於手術台，是他當場痛哭不已。
他同張家的非同一般的關係，連他自己都承認。1966年，他第一次來到張家，張佩瑛的丈夫就對他說：「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佩瑛一直講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張死事件」發生之後，他跟張佩瑛丈夫的聯繫更加密切。調查組的一舉一動，通過他這根內線，把「信息」立即傳輸到張家。
1974年4月19日晚，張佩瑛的丈夫約Y在他家見面。
當Y來到張家，張春橋的二弟張鐵橋、四弟張月橋、女兒張維維也在那裡。顯然，這是一次秘密聚會。
Y讀到了來自北京的最新指令——張春橋寫給兒子毛弟（即張旗）的信：
……聽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驚。為了革命事業，我已有七、八年沒有看見過她了。她逝世，我當然很難過，但也不很悲傷。因為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有多少好同志、好黨員，為黨為人民犧牲了自己的親人，我們也為黨貢獻一個親屬吧。你代我問小白、小蘭好！另外，你們自己在這個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張春橋的信是寫給兒子的，話是講給別人聽的。這封信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張春橋對張佩瑛之死的態度：絕不是徐景賢公開傳達的「春橋同志三點指示」所說的「不要去整出這次醫療事故的醫生」，而是認定張佩瑛是「在這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的犧牲品。
在輕聲密談中，張的親屬清楚地表露了這樣的意思：必須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徹底查清張佩瑛之死，但是作為親屬不便出面寫信給徐景賢，而Y是調查組成員，由他出面比較「自然」。
Y心領神會，一口答應下來。
過了一天——4月21日，星期天，Y在下午來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寫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兩份。一份送到徐景賢手中，另一份「抄送」張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轉給張春橋……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4月25日的「向家屬匯報會」，張的家屬公開亮相、施加壓力了。
在上海衛生局大樓213室裡，根據家屬的要求，調查組向他們匯報著調查情況。
大抵由於張春橋慣於特務伎倆的緣故，他的兒子張旗也學得一二。他把一隻微型錄音機放在包中，步入213室，悄然錄下了調查組的匯報。
調查組的匯報，不斷被張的家屬粗暴地打斷，聲勢洶洶，不可一世。
調查組副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在會上重申，「我們不僅要替死者負責，而且要為活人負責。」
張月橋當場質問她：「什麼替死者負責？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張佩瑛的丈夫唱的「調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謀害」張佩瑛。
他說「Fe事先計劃周密，手法極為陰險，手術『殺人不見血，事後無證據』就連解剖屍體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e制訂了一套完整的殺人方案！」
他——這個1946年就已入黨的老黨員，居然說出這樣的話：「這次，Fe害死了張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夥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陰謀所要完成的任務！」
他們仗張春橋之勢欺人，那麼囂張，那樣凶狠，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末了，張月橋冷冷地說：「我們認為這不是Fe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也不再多流淚了，我們要起來鬥爭，一定要把問題徹底查清！」
終於，調查組被迫改組，重新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