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房子醫院」，老上海都這麼叫著。這家在上海享有頗高知名度的醫院，歷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區南面鬧中取靜的方斜路上。其實，它的房子跟普通醫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樓，在青磚之中鑲了一圈又一圈紅磚，老百姓稱之為「紅房子」。
於是這家醫院也就以「紅房子醫院」而遐邇聞名。
它的正兒八經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寫在大門口的招牌上：「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
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輛接一輛小轎車停在「紅房子醫院」大門口。到了下午，小轎車越來越多，差一點把方斜路堵塞了。驚動了公安局。民警在「紅房子醫院」大門口忙碌著。便衣警察在小轎車間巡逡，不時用冷峻的目光掃視著每一個行人。
不言而喻，這兒出了非常事件。
三樓手術堂，湖綠色的牆壁並沒有給人們帶來舒適的感覺。「白大褂」們忙碌異常。
據現場記錄，當時擁立於手術室的「白大褂」，僅本院的便達33人。
上海各醫院的名醫、教授，一個個請來了。
上海第一醫學院領導、上海市衛生局領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一個個趕來了。
雖然在上午11時，病人已開胸進行心臟按摩，仍毫無起色，搶救無效。可是，在場那麼多人，誰也不敢第一個開口說：「停止搶救。」
一直到下午3點20分，這才由市領導發話：「結束搶救！」
醫生和護士們這才緩了一口氣。
「紅房子醫院」突然出現的非常事件，驚動了「康辦」。「康辦」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
上海「康辦」與北京「釣魚台」之間的長途電話接通了。徐景賢壓低了聲調，以便送入話筒的聲音帶有一種沉痛感：「春橋同志，我向你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
徐景賢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春橋的聲音便在電話耳機裡響起：「我已經知道了！」
顯然，耳目眾多的張春橋，早已接到報告。儘管如此，徐景賢還是詳細匯報了如何組織搶救的情況：「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說畢，徐景賢拿起了鉛筆，畢恭畢敬地問道：「春橋同志，後事怎樣處理，請您指示！」
徐景賢的鉛筆，刷刷地記下了「春橋同志三點指示」：
「喪禮要盡量簡樸，不要超過一般的工作人員；
「不要去整出這次醫療事故的醫生；
「不幸的消息暫時不要告訴母親，以免她受不了。不過，估計也瞞不了多久……」
徐景賢見張春橋無責怪之意，鬆了一口氣。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橋同志三點指示」向下傳達。
消息傳到「紅房子醫院」，頓時，勞累了一天的醫護人員放下了心中的石頭。
「春橋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長！到底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春橋同志作為家屬，這樣高姿態，真難得！」
一時間，有口皆碑，「春橋同志」的形象，變得無比高大，彷彿他那雙三角眼裡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陰沉沉的臉忽然漾起了和藹可親的微笑。
善良的人們很難理解他陰暗的心理，爽直的人們無法捉摸他九曲的肚腸。他像黃鱔一樣滑，又像蛇蠍一樣毒。他除了作了那「三點指示」之後，從未公開對非常事件再作表態。然而，他的意思，卻不斷通過他的妻子、他的親屬透露出來。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卻從無任何把柄落在別人手中。
後來，當王秀珍到上海興國路「慰問」張春橋之妻文靜的時候，文靜拿出一封張春橋寫給兒子的信。王秀珍讀罷這封切齒之聲可聞的信，立即明白張春橋的「三點指示」全是欺人之談，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體現在給兒子的信中。其實，他的家書中的話，並非寫給兒子看的，分明是講給「馬徐王」聽的。（上海人早已習慣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合稱為「馬徐王」，因為他們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氣。）
王秀珍趕緊掏出筆記本，想抄下「春橋同志指示」。文靜立即笑瞇瞇地收起了信。因為她知道，張春橋是不願留下「痕跡」的——他以「家書」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圖，其目的就在於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靜出示「家書」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辦」，立即把記憶中的「春橋指示」轉告了馬天水、徐景賢。
「馬徐王」豈敢怠慢！
腥風血雨頓起，刀光劍影畢露。一場大禍降臨在「白大褂」們頭上。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張，名佩瑛。張春橋之胞妹也。
張佩瑛有三兄三弟。張春橋為長兄。她是七個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從她猝然死於手術台，屍體在冷庫中延宕多日，以致變形，這才終於決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隆重舉行。數百人接到通知，到那裡肅立，聆聽悼詞：
「張佩瑛同志，生於1928年3月，山東濟南人。1948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婦產科醫院助產士、助產士長、團總支組織委員、工會主席、黨支部書記，1970年起任第一醫學院教育革命組副組長、院機關黨支部書記、民兵連政治指導員等職……終年46歲……」
她的遺體，終於推進火化爐。
「白大褂」們取下胸前的黃花和臂上的黑紗，回到手術室和病房。
人們漸漸淡忘了這一非常事件，以為追悼會為非常事件畫上了休止符。
12年後，極為偶然，我在上海一個與醫務界毫不相干的單位查閱成堆的「文革」檔案時，見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發文日期：1976年12月1日。
密級：絕密。
標題：《關於上海市委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私自組織張佩瑛死因調查組的情況》。
這份「絕密」文件，是根據調查組的一位成員的揭發材料寫成的。這個成員曾在那個單位擔任「工宣隊員」，所以案卷中會出現這一文件。
我讀罷這一「絕密」文件，深為震驚：像幽靈一樣，一個行蹤詭秘的「調查組」，當年曾在上海上躥下跳，調查著張佩瑛的死因，秘密調查、秘密審訊、秘密立案、秘密關押。所作所為，比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有過之而無不及！
調查組是由一批「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嫡系部隊」組成。調查組名單由王秀珍擬定，與馬天水、徐景賢討論決定，上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調查組內分三個小組，各小組只與組長保持單線聯繫，組長則直接與「馬徐王」聯繫，外人莫知。就連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這麼個調查組——組內沒有一個公、檢、法成員。因為王秀珍說過，「對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調查組對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
那份「絕密」文件透露：
「調查組一成立，就宣佈了三條組織紀律：一、調查組情況不得向調查組成員所在單位的領導匯報；二、調查情況不准對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屬講；三、工作要抓緊，情況要一天一報。
「市委馬、徐、王還規定，調查組直接由他們領導，別人不得過問，嚴格保密，情況只向他們三人及市委辦公室張某匯報，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絕密」文件，談到了兩個「絕密」的例子：
「成立這個調查組是極為神秘的，連市革委會、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於牽涉一個普陀二中的教師，要到那裡去瞭解情況，我們就直接去找當時普陀區委書記楊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點不瞭解這件事，更不清楚我們這個調查組……」
「又有一次，有一個情況要到北京調查，徐景賢就專門作了指示，對北京市委要保密，千萬不能對他們講為了什麼事來調查，只是說一般人事調查。去北京的介紹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會的鉛印介紹信，而用單獨打字的專門介紹信，徐景賢在上面簽了字……」
慣於特務伎倆的張春橋，手下曾有過一支別動隊，曰「游雪濤小組」，代號「244」。這個秘密調查組也是一支別動隊，雖然名義上並不直接隸屬於張春橋，然而，真正的指揮官正是他！他通過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義發「指示」，而調查組的簡報則送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由何秀文轉交張春橋。張春橋對調查組實行「遙控」，但是他從不直接出面說三道四，甚至佯裝不知道有這麼個調查組，與他毫不相干——因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實行「迴避」！
大抵由於「嚴格保密」的緣故，調查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動的潛水艇，淹沒於萬頃波濤之下，世人鮮知。
也正因為「嚴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緣故，在張春橋被趕下歷史舞台之後，就連調查組成員所寫的揭發材料，也赫然在天頭上標明「絕密」字樣，繼續為張春橋「保密」！
尤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幫」十年之後，那個調查組當年的秘密活動，仍未有片言隻字公之於世！
我以那份偶然見到的「絕密」文件為線索，追尋那艘深水中的潛水艇。費盡周折，我終於在北京一個很不顯眼的單位裡，在一張普通的辦公桌旁，找到了當年被稱為調查組的「靈魂」的Q。Q是調查組副組長，實權人物。如今，已經四易工作單位，從部級領導降為一個普通工程技術人員。當我突然向他提及「張佩瑛」三個字，他顯得緊張。好在畢竟早已事過境遷，那段往事已成為歷史，他慢慢鎮靜下來，陷入回憶之中。
我追尋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驚動當今上海市的領導機關，這才終於得到支持，允許我查閱。我仔仔細細「拜讀」了一箱「絕密檔案」。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猶如讀了一部極為精彩的「推理小說」！
那一箱近千萬字的檔案，是調查組秘密活動的內幕的詳盡記錄。令人震驚不已的是，他們竟私自秘密審查了46人，其中立案審查的達15人，一般審查31人。外調材料、檔案摘錄、提審記錄、交代材料、旁證材料、專案簡報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順利的是尋訪受迫害者。他們吐出了積壓在心中多年的憤意，為之一快，為之一爽。
是時候了，該撕掉那些「絕密」封條了；
是時候了，該把那艘潛水艇從深水中撈出來，公之於眾；
是時候了，該把當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於天下。
此案之所以成為「通天大案」，是在於當年的張春橋官兒大。他戴著一頂又一頂光華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來並不「大」的張佩瑛，也儼然成了「大人物」。她的猝死，便成了「大案」。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把時間倒撥至1974年，按照當年秘密專案組的「推理過程」，敘述這一秘密大案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