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毓龍只是偶然涉足藏書樓，橫遭飛禍，被隔絕人世於斗室之中。他顯然並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問費毓龍。他卻面有難色，說道：「你不見得能夠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況此人住在上海，怎麼會找不到？
費毓龍勸我，欲訪此人，一定要請上海圖書館黨總支助一臂之力。
我來到了黨總支辦公室。書記陳雷、副書記狄華，很熱情地向我介紹了情況：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張春橋」的，就是他。在「藏書樓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檔案上清楚地記載：經王維國、徐景賢批准，上海市公安局於1970年2月26日逮捕葛正慧。經五年零兩個月的監禁，於1975年4月26日獲釋。
如今，為什麼難以找到他呢？
兩位書記告訴我其中的緣由：葛正慧已經退休，不來上班，在圖書館裡找不到他。他一人獨居，又幾乎不在家。他外出何處，誰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從不在家中會客。如不事先去信預約，他是不接待的。他的脾氣確實有點怪癖。但是，他受了那麼大的冤屈，大家都體諒他的心境。如果他一旦願意接待你，那會非常熱情的。
狄華把葛正慧的住址告訴了我，我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一見。我不忘狄華的叮囑，在信中寫明，他的通訊處是狄華告知的。
信寄出以後，好幾天不見回音。
我決定上他家去拜訪。
他住在上海市區一幢三層樓房裡。我是在早上8點到達的，鄰居們告訴我，他已經外出，往往夜深方歸。
他的房間在三樓。從外面望過去，有一扇窗斜開著。一隻貓蜷伏在窗口，窗台上放著好幾盆花。
老鄰居們告訴我，葛正慧住在那裡好多年了。本來，他跟母親一起住。1962年，母親去世之後，他一直獨居。他的生活很簡單，買點麵包、罐頭，炒盤青菜，如此而已。
來了客人，一向在樓下弄堂或公用灶間裡談話。即使是上海市統戰部來人，也如此。
來訪者寫信預約，他答應了，到了預定時間，才能在樓下見到他。鄰居們把他的郵件，或者放在灶間，或者從房門的縫裡塞進。
鄰居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中上海圖書館造反派來抄家，他的書真多，裝了一卡車！
過了五年多，鄰居們終於又見到他。他變得幾乎叫人認不出來了，雙眼深凹，骨瘦如柴，沉默寡言，獨進獨出。偶然，他說過一兩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果真被他說中了，人民翻身了，「四人幫」垮台了！
鄰居們都說，他很有學問，埋頭看書、寫作。夜深了，他的窗口還亮著燈光。
我從他家回來，焦急地等待著他的回信。我知道，只有他答應與我長談，我才有可能瞭解這位當年「炮打張春橋」的主炮手。
一天天過去了，我終於等來了他的信。
信中說：
我因高血壓多年，說話時間一長，血壓即升高，就頭眩。館內我不常去，現抽暇參加編輯會刊《圖書館雜誌》，有時出去組稿、看稿、就診（坐「四人幫」黑獄多年的後遺症，病較多）往往不在家。
我準備送一些參考材料給你，以便你寫作。但我手頭的一些剪報已散失了，這幾天我到親友處尋索。
讀罷來信，我甚為欣慰。雖然我未見其人，卻已見到一顆赤誠的心。他的回信晚了些日子，是因為他在幫助我尋找寫作資料。
幾天之後，我就收到他掛號寄來的一大包剪報，附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在波瀾壯闊的上海人民反「四人幫」鬥爭中，我個人因擴散「狄克」而受的迫害，是渺不足道的，不能算是怒潮中的一朵浪花，只是一點泡沫而已。上海在反「四人幫」鬥爭中有無數同志受到比我更嚴重的迫害，甚至犧牲生命（這都有待於你向各方面拜訪）。我在上海人民反「四人幫」鬥爭中並無貢獻可言（因為不是我把「四人幫」抓了，而是「四人幫」把我抓了）。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你一定早看過。他曾翻閱了紐倫堡審訊納粹戰犯時所集中的數十萬件繳獲的德國文件中相當大的部分，才寫成此書。書前他引錄了桑塔亞那的一句話：「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由「四人幫」1976年垮台至今，已十年了，曾為「四人幫」主巢的上海尚未出版過那樣的巨著。倘無文字留鑒，人們是容易「忘掉過去」的，後代也難吸取教訓。此歷史著作之所以功德無量也。在黨中央明確要求「徹底否定文革」的今天，我預祝你寫作成功。
全部剪報和報紙，是我贈送你參考的，不要歸還。
在信中，他還寫明了他準備到我家長談的時間。
看了他的信，我的目光投向案頭的三厚冊藍色封面《第三帝國的興亡》。我也早已讀了這部巨著，引為寫作《「四人幫」興亡》的鏡鑒。我們的見解，竟如此不謀而合！
我期待著見到這位劫後餘生、外冷內熱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