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換星移。
和風吹拂的日子，我推開那扇灰色的邊門，步入藏書樓。
院子裡的水泥路，掃得乾乾淨淨。草地上綠草茵茵，彩蝶翻飛。
樓下的閱覽室裡，日光燈通明，白髮銀鬚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幹部，戴著眼鏡的中青年學者，正在燈下翻閱那些用繁體字豎排的舊報章。照相機在卡嚓作響。複印機上的指示燈在閃爍。那些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印的封條，早已無影無蹤。
我沿著寬大的木樓梯上樓，那裡靜寂無聲，我在書堆裡找到了費毓龍[23]。他正聚精會神地翻閱著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國善本書籍。
他，年近花甲，文質彬彬，正襟危坐，說話慢條斯理。他被隔離審查達兩年零七個月。舊事重提，他黯然神傷，如同做了一場噩夢。
他，1951年畢業於滬江大學。來到上海圖書館以後，一直管理科技方面的外文書籍。他懂英語、俄語、法語、拉丁語。本來，他一向在總館工作，跟徐家匯藏書樓毫不相干。
僅僅因為極為偶然的原因，他被捲進那可怕的政治漩渦。一向做人小心謹慎的他，居然也給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書樓所藏的中文舊報刊，本來根本用不著他這個英語系的畢業生去當管理員。
「文革」開始，藏書樓原來的一些老管理員靠邊了。他這個既無政治問題，又無「反動言行」的人，被臨時派往那裡工作。他是個膽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從不去翻看那些30年代的舊報刊，況且他對那些內容也毫無興趣——當他見到年輕的工作人員翻看藍蘋劇照時，他還好心提醒他們，不要看這些，免得招惹是非。
1970年2月9日，當上海圖書館召開「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大會」的時候，他感到有點異常，因為他一走進會場，就有人跟著他。他坐下來以後，前後左右馬上有人坐下來，不時用目光掃視著他。
徐海濤坐在台上，逐一念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個，揪一個。
突然，徐海濤念到了「費毓龍」！那幾個事先坐在他旁邊的人，馬上把他的手臂擰到背後，按下了頭，來了個「噴氣式」。
他，一個「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人，就在當天被隔離審查。
他，單獨隔離。隔離室在上海圖書館主樓的三樓。這座樓原本是舊上海跑馬廳的「搖彩間」，他所住的隔離室是原先的廚房間。沒有窗戶，終日不見陽光，24小時開著電燈。看守不時從門上的小孔往裡窺視。冬日，凍得發抖；夏天，熱得像蒸籠，坐在那裡不動也出汗。
吃著食堂的剩菜。吃不飽，但也餓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許洗澡。尿盆在封閉的小房間前發著熏人的臭氣。
他想念著妻子、父母和兩個孩子。音訊全無。連通信的權利也被剝奪。
最可怕的，莫過於孤寂。面壁而坐，終日無言無語，不許與人說話，生怕「擴散」。
人有思想。思想關不住，鎖不上。只要他活著，他總是在思想，想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兩聲鳥鳴，也會激起他思想的漣漪：「鳥兒能自由翱翔於藍天，我連鳥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樓死一般的寂靜，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響起了腳步聲，那是看守來提審同樓的審查對象。他這一層樓裡，關押了好多個「炮打」者。聲聲腳步，由近而遠，邁過一級一級樓梯。聲聲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產生恐懼的感覺，彷彿每一步都是從他的身上踩過。
他過度的敏感，過分的慎微，天長日久，他竟產生幻覺、幻聽。他常常覺得母親在耳邊親切呼喚他，待他答應了一聲，母親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覺得有人朝他走來，可是，始終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總是跟他保持一段距離，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無從尋覓。
他明白，他的神經開始錯亂了。為了打破過度的寂寞，他開始背《實踐論》，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轉移到背書上。可是，畢竟無法終日背書。放下書來，那種可怕的孤寂感，又襲上心頭，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
一次又一次提審他。他實在交待不出什麼：他被調往藏書樓，管理報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麼，他按照借書單，把報刊借給讀者。僅僅如此而已。可是，當那些讀者成了「炮手」，專案組一查借書單，是經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進了隔離室。因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麼？能交待什麼？
他無法交待，便被認為態度頑固，受到斥罵。彷彿只有他承認自己是什麼「五一六分子」，這才是「老實」，這才是「坦白」。
他發高燒，額頭滾燙，不得不上醫院。可是，就算在醫院裡他的後邊也一直有兩個看守緊緊盯著，人們對他投來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劍，深深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從此，他發誓不去醫院，任憑高燒折磨著自己。
他，終於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片。他還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軸承裡的鋼珠。他當時唯一的願望是，趕緊離開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發現了，送入醫院灌腸。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氣糊塗了。在一份交待裡，把「向毛主席請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請罪」！可是，他竟沒有發覺，把交待交上去了。
幸虧一位工宣隊員，是心眼挺好的老師傅。師傅看了他的交待，沒有聲張，叫他趕快補上個「向」字。就這樣，使他避免了一場大災難。
怪不得徐海濤罵有的工宣隊員「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點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鬱是癌症的引發劑和催化劑。在費毓龍關押期間，父親以淚洗面，死於肺癌。
臨終之際，還在病床上不斷呼喚著費毓龍的小名：「麗生啊，麗生啊……」
費毓龍的弟弟畢業於南開大學，在洛陽部隊工作，當時患風濕性關節炎，住院治療。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變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跤，嚴重腦震盪，遽然而逝。
可是，費毓龍在隔離室內與世隔絕，一點也不知道父親、弟弟離世的消息。
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關押審查，實在查不出費毓龍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為「一般工作錯誤」，終於在1972年9月2日獲釋。
直到這時，他才得知父親和弟弟受到牽連，早已不在人間。他失聲痛哭，兩天水米不沾牙。
噩夢醒來，他已是患有嚴重心臟病的人了：心臟變形，呈套鞋形。還患上了高血壓，醫生給他開長病假，組織上也多方照顧他。
可是，他卻把病假單塞在衣袋裡，忙於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費了的時光。
如今，他正埋頭於整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圖書。這些書大都是當年那些傳教士攜來中國的。他精通多國外語，非常適合做這樣的研究工作。他從堆積如山的外文舊書中，發現明代科學家徐光啟譯的《幾何原本》所依據的《歐幾里得幾何學》原版本，一百年前傳教士所著《徐家匯孤兒院》善本，1706年出版的雅爾蘭·義迭思所著《使華三年歷程記》，1682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時人南懷仁的《天主教在華傳教情況公開信》等等。他如魚入水，探驪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尋找寶貝。
雖然「文革」給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憶，但今日他的心情卻是舒暢的。他用兩句話，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盤旋於他的腦中的是「士可殺不可辱」；
在「文革」在後，他常常想到的是「士為知己者死」。因為鄧小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要報知遇之恩。
這就是他，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士」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