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拿著《查封徐家匯藏書樓的匯報》，張春橋的眉頭舒展了，彷彿了結一樁心事。從此，狄克那篇發表於1936年3月15日《大晚報·火炬》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封入「凍土層」。他的許許多多暗箭般的毒文，也不再有暴露之虞。
細思量，他又不由得雙眉緊鎖。死材料易禁，活口難封。那麼多書庫管理員，勢必看過那些30年代報刊。這些人一張口，就會發射出「炮打江青」、「炮打張春橋」的炮彈，更何況那個洩露「狄克=張春橋」這一天機的主炮手，迄今隱伏，未曾抓獲。
張春橋又下一道密令。
1968年9月20日，「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向解放軍學習」的口號響徹上海文化廣場。「工軍宣隊進駐上海文化系統」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那裡舉行。主席台上，戴著大紅紙花的工、軍宣隊代表，慷慨激昂地發言，不斷引述姚文元在8月25日發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9月22日，一支由穿綠軍裝和藍色工裝者組成的隊伍，挎著鮮紅色的語錄袋，步入上海圖書館大門。軍人6名，工人27名。這支「領導一切」的隊伍，事先接到張春橋的密令，肩負特殊使命，進駐這「敵情非常嚴重」的單位。
張春橋毫不含糊地說：「上海圖書館有一批很壞的人！」
不僅「壞」，而且是「很壞」；不只是一個，而且是「一批」。上海圖書館的「敵情」如此嚴重，張春橋這一句話就說得夠清楚的了。
在上海市革委會的一次會議上，張春橋說及有人用30年代資料「炮打」他，頓時豎眉瞪眼，窮凶極惡地說：「以後誰再要提這個事，我就不客氣了，我是要整人的！」
果真，張春橋「不客氣了」，「整人」了！
徐景賢為「整人」定下了罪名：「上海圖書館有人曾提供了30年代資料，就是提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材料！」
不言而喻，「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現行反革命。
在「清理階級隊伍」、「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口號下，「整人」開始了。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徐家匯藏書樓的工作人員。誠如1977年3月2日《人民日報》所披露：「藏書樓的九名工作人員，包括工勤人員、圖書館修補工，也沒有一個逃脫『四人幫』的魔掌。甚至臨時在藏書樓工作過的人、進過藏書樓的人、接觸過三十年代資料的人，統統成了『審查』對象。」
藏書樓那百年老屋裡，刀光劍影閃耀，腥風血雨可聞，一時間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學習班」不斷收進「新學員」。只進不出，挨整的人數從9人擴大到20人、30人、40人以至50多人！
張春橋還不解恨。他批評進駐上海圖書館的工、軍宣隊還太右，指派得力干將、市文教組頭頭徐海濤親自坐鎮上海圖書館，工宣隊員增至37人，軍宣隊員增至9人。大軍壓境，烏雲欲摧藏書樓。
張春橋激將了：「『一辦』（即市文教組——引者注）的徐海濤，你好像沒有一點波濤。我看你很怕」。徐海濤馬上答曰：「我不怕！」張春橋繼續說：「我看你怕，怕什麼？在這塊陣地上戰鬥，不準備頭破血流是不行的！」
徐海濤掀浪興濤了。
1970年2月9日，徐海濤殺氣騰騰，在上海圖書館召開了「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動員大會」。
坐在台上，他的手指朝上海圖書館主樓頂上的巨鐘一指，罵聲咧咧：「你們上海圖書館的鐘樓，不是鐘樓，那是炮鍾！」
這句話，頓時成了徐海濤的「名言」！
徐海濤從軍裝口袋裡，掏出一張名單。台上唸一聲，台下的打手們抓一個。
一個又一個無辜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被抓進了隔離室。
徐海濤還宣佈，對這些被拘留者的家，進行「保密檢查」。
多麼動聽的詞兒——「保密檢查」，其實就是抄家！抄家的重點，是收繳那些「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防擴散材料」。唯其「防擴散」，故曰「保密檢查」。
以下是一部分被隔離審查者的名單及隔離期限：
費毓龍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羅良健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 施龍生 1970年2月至1972年6月。 任光亮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劉萱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 於為剛 1970年2月至1970年4月。
當年，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如今，張春橋則「封書囚儒」！秦始皇焚書坑儒，為的是「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張春橋封書囚儒，為的是遮蓋自己的罪惡，掩人耳目。滿口馬列的張春橋，到頭來率由舊章，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藏書樓案件」，震驚上海。1971年4月，王洪文把「藏書樓案件」列為上海所謂「十大反革命案件」之一，竟又增派工、軍宣隊二十多名。
在那風雲變幻的歲月，忽地全國上下掀起「五一六分子」來了。
徐景賢像繞口令似的，把「藏書樓案件」提到了新的高度：「清查『四一二』，就是清查『五一六』，清查『五一六』，就要清查『四一二』。」
如果將來不出版一部《「文革」辭典》的話，不用說後人將弄不清楚這些「四一二」、「五一六」了，就連現在三十來歲的人也不知所云。
1971年4月28日，在上海文化系統清查「五一六」動員大會上，藏書樓又成了重點目標。王秀珍聲色俱厲，大叫道：「『五一六』分子在藏書樓查了那麼多的材料，殺了他們的頭也不解恨！」
無端受審，無端蒙塵，朱保炯成了第一個犧牲者。1971年5月16日，朱保炯悄然服下過量的肺結核特效藥「雷米封」，自殺身亡，以死相抗。
青年工作人員袁嘉錫被逼得精神失常。他，只不過在上海紅旗電影製片廠（即原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引者注）「紅影組」為了寫《電影戲劇四十年兩條路線鬥爭紀錄》，來借30年代電影雜誌，由他經辦；他，只不過在「四一二」炮打的時候，說過「張春橋是叛徒」、「藏書樓有張春橋的罪證」。他被定為「清查重點」。
1970年2月13日，袁嘉錫被送入「學習班」；
1970年4月24日，袁嘉錫被隔離審查。
儘管他在隔離審查時精神失常了，1970年11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仍發出了逮捕證。
他鋃鐺入獄，直至1973年3月才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