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建國的夫人方林的回憶，提供了追尋「文革」冤案的重要線索：1967年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許建國詢問「18號案」時，有當時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張春橋在側。聽到許建國談及1954年偵查「18號案」時，張春橋說了句：「這件事我怎麼不曉得？」
周恩來所以向許建國詢問「18號案」這一歷史舊案，是因為羅瑞卿作為「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成員之一，受到批鬥。羅瑞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公安部部長。江青趁機舊事重提，說羅瑞卿借偵查「18號案」，收集關於她的「黑材料」。
張春橋是否向江青匯報了許建國這次談話情況，不得而知。但是從以下的時間表可以看出，江青、張春橋當時非常關注1954年偵查「18號案」時所形成的相關檔案：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從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王鑒辦公室保險櫃中翻出已封存的有關偵破「18號案」的部分材料，立即報告張春橋。
2月23日，張春橋派秘書將「18號案」材料取走，並向「中央文革小組」報告說：「我覺得一些不利於他們的材料恐怕早已銷毀了。」
4月21日，江青、葉群派人到上海，將「18號案」全部檔案拿到北京。
中央第二專案辦公室給江青寫報告說：「這是上海公安局偵破一個案件的材料，內有三十年代出版的雜誌、報刊資料和演『王老五』妻子（江青——藍蘋扮演）的劇照等。」
江青批示說：「案子已經破了，作案人已自殺身亡，材料沒有保存的必要了。」
於是，中央專案二辦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寫了一份請示銷毀此案材料的報告，林彪在報告上批：「由謝富治、楊成武、汪東興等負責集體銷毀。」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內，謝富治、汪東興親自動手銷毀了這批查破「18號案」的檔案材料。
就在「18號案」檔案材料即將銷毀之際，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組織造謠說：「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
9月11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委會會議上，聲色俱厲地指責說：「上海市公安局為什麼不追查這件事，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抱什麼態度？」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頭頭馬上行動起來，追查所謂「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內幕」和「幕後指使者」。不久，造反派向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上報「關於查反黨集團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顛倒黑白，將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黨組書記黃赤波和副局長、黨組副書記王鑒誣為「反黨分子」，上掛彭真、羅瑞卿、楊尚昆、徐子榮「黑線」上。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6個造反派組織又聯名向張春橋、王洪文、謝富治、李震、王少庸（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上報了「關於反黨黑幫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調查報告」，報告篡改了原辦案人員的證詞證言，誣陷黃赤波、王鑒、盧伯明、胡志毅（盧、胡都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以「借追查18號案件為名，使用各種卑鄙手段，調查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要求對此案件進行專門審查。
經謝富治、李震、張春橋等無限上綱，說什麼「他們把矛頭指向江青同志，實際上是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案件涉及面逐步擴大，上海市委副書記梁國斌被關押。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將所謂「反革命黑調查案」列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要案，由謝富治、吳法憲負責審查。[15]
王芳告訴筆者[16]，「文革」初期，他就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不斷遭到批鬥，不斷轉移關押場所。1968年2月28日，他正關押在杭州西大街獅虎橋浙江省公安廳的一個秘密據點。突然浙江省公安廳軍管組來人通知，要他把東西收拾一下，立即轉移。王芳以為，大約又是搬到杭州的什麼地方。沒想到，他被押上車之後，汽車直奔筧橋機場。在那裡，他被押上一架空軍專機。
王芳後來回憶說：「我上了飛機後，感覺氣氛有些異常。座位的前後左右都用白布隔離開來，除了看見幾名神情嚴肅的軍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員互相不能見面，不能說話，我不知道那白色圍布裡到底還有那些人。大概我是最後一個到機場，我一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直到七年後我從獄中出來才知道，同坐這架飛機的還有上海市公安局黃赤波同志，警衛處長王濟普同志，還有浙江公安廳呂劍光、叢鷺丹。」
這架空軍專機，總共解押17人飛往北京。這17人都是與偵查「18號案」相關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廳的相關人員。一到北京，全部被關押，並由中央專案組進行審訊。
王芳回憶說：「在北京，由中央專案組對我進行審查。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樣，要我交代在公安戰線長期執行所謂劉少奇反動路線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審問一個問題，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至此，王芳明白了把他用專機押送北京的原因了。
王芳說，自從「文革」開始之後，江青怕暴露她的歷史問題，遂將在查破匿名信案件——「18號案」過程中積累的材料，誣陷為「反革命黑調查」。江青把當年參與「18號案」偵查的相關公安人員，打成「反革命」。
王芳回憶說：「不久專案組對我的審查升級了。參加專案組的人是空軍部隊的，這幾個幹部的思想表現得很左，調子唱得很高，反覆聲明自己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誓死捍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就堅決打倒誰。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鐵證如山，抵賴不了。你不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還親自參加破案。你比朱明還朱明。你必須老實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還向什麼人擴散了這些內容？」
王芳在獄中受到嚴酷的折磨：
我在被關押期間，伙食分兩個標準。正部級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級的一天吃兩餐。我是副省長，按副部級待遇，一天吃兩餐。一餐兩個窩窩頭，每個只有雞蛋大小。每餐我把窩窩頭掰成兩半，一半分兩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湯，很難見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這種菜只給我們吃，連看管我們的戰士也不吃。我的牙齒就是那個時候嗑壞的。這樣的伙食，連半饑半餓也達不到，每天餓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國慶節的時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頓飽餐。
還有一些監規，例如每半個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時放風，就是輪流出來，在天井裡走動。規定關在這裡的人，誰也不能面對面見到誰。就是上廁所也一樣，先敲門報告看管的戰士，戰士再報告班長，允許了，亮起紅燈，才可以去，看管的戰士就在廁所門口守著。便後解除警報，方可返回房間。[17]
據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謝靜宜後來告訴王芳：1970年冬，她在北京大學蹲點，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張小報上，刊登了王芳勾結美蔣特務、企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內容。她回來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還把那份小報遞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右手拿起放大鏡，仔細地看了小報，對謝靜宜說：「是他，是王廳長。」並生氣地說，「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對王芳抓住不放，說王芳反對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廳長我熟悉他，他哪裡會反對我呢？他反對我幹什麼呀？他反對我，我自己怎麼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幾次，他是負責保衛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嗎？還能活到今天呀？」毛澤東還對謝靜宜幽默地說：「他就是有時候愛喝點酒，告訴他，以後別喝了。王芳是個好人哪！」
從毛澤東對謝靜宜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王芳是非常信任的。
可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一直拖著，沒有釋放王芳。
1973年7月，毛澤東又向汪東興查問王芳的情況，汪東興向「中央文革小組」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釋放王芳的指示。
1973年7月12日中央專案組起草了《關於釋放王芳的請示報告》。
可是，王芳依然被關在獄中。
據王芳妻子劉馨告訴筆者[18]，她忍無可忍，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要求釋放王芳。
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於1974年10月25日把劉馨寫給毛澤東的信以《來信摘要》（第1336號）呈報毛澤東。內容摘要中講到：「原浙江省副省長的愛人致信毛主席，說王芳從1968年受審查，已七、八年。現在身患各種疾病，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要求盡快作出結論，或是讓其回家治病。」後附劉馨9月28日給毛澤東的原信。
1974年10月28日，毛澤東親筆作了批示[19]：「王芳、呂劍光二同志，我看無問題，似應解放。」
毛澤東在簽了日子之後，又補寫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就在毛澤東親筆批示的翌日，中央第三專案辦公室向王芳出示毛澤東的批示，王芳終於獲釋。
由於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關心，王芳比起許建國要幸運，在「文革」之後還能出任公安部部長。
王芳對筆者說：「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監獄視察，從閉路電視上看在押獨犯的情況，也看到江青。聽管教幹部說，江青知道我當公安部長後，對監管幹部說，我和王芳很熟，他當了部長也不來看我。想當年，『文革』中這個『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權利，現在居然還好意思指責別人的寡情。對這樣厚顏無恥的人，還能說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