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1958年，給鄭君裡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1959年4月25日至27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1957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1933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1933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荀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荀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著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原詞中個別字，據李求知《憶李淑一老師》修改。——引者注）：
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愁多少。 底事太難堪，驚儂曉夢殘！ 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 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5月11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引者注）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裡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裡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覆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1932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1930年11月14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荀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著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裡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1958年寫給鄭君裡的信。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裡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裡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裡知。
不過，在1980年12月1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待，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裡、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裡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裡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裡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1958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1958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裡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裡！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裡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1958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1958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20世紀30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裡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