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王光美，是為了打倒劉少奇。
欲置王光美於死地的罪名是「特務」，欲置劉少奇於死地的罪名則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時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誰，只要此人曾被敵人捕獲過，那麼「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頂。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1966年8月，康生就要「彭真專案組」辦公室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於是，南開大學「八一八」、「衛東」紅衛兵，北航「紅旗」紅衛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戰鬥隊」。9月16日，康生致函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隨信附上了《反共啟事》。
當時，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產黨重要幹部被捕，關在獄中。考慮到幹部缺乏，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報告中共中央。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同意了這個決定。於是，柯慶施通過徐冰，把這一決定告知獄中的中共支部書記孔祥禎。
根據這一決定，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投入新的工作。
此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被選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過審查，作出「本人不能負責，符合代表資格」的結論。
康生卻借「文革」浪潮，把這一舊案翻了出來，借此可給一大批中共重要幹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給劉少奇定下一大罪狀。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兩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江青、康生、謝富治等借此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稱「負擔著第一個大專案」的江青，以為光是給劉少奇安上「招降納叛」的罪名，還遠遠不夠，能不能給劉少奇也戴上一頂最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細細推敲劉少奇的歷史，專案組找到了突破口：劉少奇1929年曾經被捕。只要是被捕過，那就不難給安上一頂「叛徒」的帽子！
那是1929年8月22日，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和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部長孟用潛一起來到瀋陽奉天紗廠，尚未進門，便受到該廠廠衛隊的盤問，以為可疑，當場拘捕。內中的原因，是該廠有人向廠方密告中共活動，使該廠中共地下支部書記被捕，因此門口對外來人員的盤查也驟然加緊了。
劉少奇和孟用潛，只是因廠衛隊以為「形跡可疑」而被捕。審問了一番，沒問出什麼名堂。半個多月後，兩人「取保釋放」。其中孟用潛的判決是：「煽動工潮，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劉少奇是「不予起訴，取保釋放」。
為了「證明」劉少奇是「叛徒」，孟用潛一下子成了「要犯」，在1967年5月22日被隔離審查。
孟用潛面對專案組的審訊，據實答覆，如此「頂牛」了一個月。
專案組著急了，在6月22日報告：「孟用潛一個月來，根本不交待實質問題，態度極不老實。」
康生批：「繼續審訊，不要為他所騙。」
江青在該專案組5月29日的呈閱件上則批：「富治、東興同志：當心孟用潛騙我們的審訊人員，他在演戲給我們看。」
這下子，專案組對孟用潛的「攻勢」一下子加強了。
專案組副組長巫中曾這樣敘述當時的情景：「一到現場擺好陣勢，氣氛緊張，我就按事先擬好的提綱一一提問。孟用潛同志有的講不出來，或者講的不合專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態度，說他不老實，威嚇他不交待就要升級（逮捕），謾罵他老頑固，還拍桌子，總之採用了各種手段，對他施加壓力，逼他交待問題。這個會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潛同志還是不承認有自首叛變的問題。後來，一連搞了七天……在這種情況下，孟用潛同志違心地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但過後就申訴翻案了。」
孟用潛從1967年8月到1969年3月，寫了20次申訴，否定自己因被逼而講的違心的話。
孟用潛在1968年1月22日寫的申訴材料中說：「1929年在瀋陽被捕，我沒有叛變。在隔離審查過程中，我確實也交待過劉少奇和我1929年被捕後的叛黨罪行。但是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
專案組火了，當著孟用潛的面，撕毀了其中的五份申訴材料。孟用潛1968年1月22日寫的這份申訴，因未被撕毀而得以保存下來。
專案組威脅孟用潛道：「再對1929年叛黨提意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除了孟用潛之外，當年許多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過的人員也受株連，一個個被拘捕，受審訊，逼著他們作偽證。
內中有：
河北省副省長楊一長，原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於1967年7月27日被捕，被關押了八年多；原中共中央臨委專職委員，對於專案組要他寫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說「槍斃了我也寫不出來！」他在1967年10月31日被拘捕，當時正患肺癌，1968年3月26日就死於獄中。
丁覺群在1967年9月寫道：「劉少奇在省工會工作，我在市黨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觸，沒有特殊關係。」可是，他在獄中受到逼供信，講了違心的話。翌日，他就聲明：「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們逼問了，所以我才說。」
就連當時擔任奉天紗廠協理的王廣恩，並不知道劉少奇怎麼被捕，也在1967年7月19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廣恩說成是「策劃逮捕劉少奇的當事人」。王廣恩在獄中受到12次「突擊審訊」，始終未說過劉少奇是叛徒，於1968年8月27日死於獄中。
江青在1968年3月「八個專案組會議」上，講了一番狠毒的話：「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鬥，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鬥。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請他吃燒酒！」
江青甚至還發動300名紅衛兵在瀋陽大查國民黨時期的檔案，想查到劉少奇「叛變」的「證據」。查了兩個多月，一無所獲！
經過兩三年的「嘔心瀝血」，江青終於把她所「負擔著第一個大專案」結案，在一大堆偽證之上，給劉少奇戴了三頂大帽子：「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上，大筆一揮，寫下這麼一段「批示」：
「我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
一連串的「大」，一連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對劉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審查報告》，多給劉少奇安了兩頂帽子，即「大特務」、「大反革命」。
9月29日，林彪看了這份《審查報告》，寫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說「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全會批准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用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
面對政治高壓，難能可貴的是，中共中央委員陳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這一決議，舉座皆驚。66歲的陳少敏，1928年加入中共，當時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除了陳少敏公開表示反對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在全黨、全國宣讀那份《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1968年11月6日，張春橋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舉著那份《審查報告》說道：「不要小看這麼一本，裡面做了許多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幾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這一本審查報告，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張春橋的話，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劉少奇中所起的關鍵性的作用。
向劉少奇本人傳達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是在會議結束後的第24天——1968年11月24日。選擇了這一天，讓劉少奇知道他被「永遠開除出黨」，是因為這一天正是劉少奇70歲的生日！
聽罷決議，劉少奇發燒到攝氏40度！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所謂「一號手令」，劉少奇從北京被押往河南開封。那時劉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裡插著鼻飼管，喉嚨裡通著吸痰器，身上紮著輸液管，白髮長達一尺多！病中的他，沒穿衣服，用棉被一裹，抬上擔架，送上飛機。
深秋的寒氣，使本來病重的劉少奇著涼，肺炎並發。到了開封，他陷於持續高燒之中。
1969年11月12日6時45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慘死在開封一座用來隔離審查的樓房中！
當天深夜，他的遺體被抬上一輛吉普車，拉往火化場，他的腳都露在車外！
專案組人員在火化單上這麼填寫：
「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就這樣，在無聲無息中，劉少奇的遺體被推進了火化爐。
順便提一筆，隨著張春橋在政治上日益顯赫，他也日益擔心妻子文靜的叛徒問題影響自己的前途。張春橋在去北京參加籌備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時，便曾經向江青談起自己的苦衷，透露出打算與文靜離婚的心思。江青對他說：「你以為離了就乾淨了嗎？退一步就沒法收拾了？」江青這句話，使張春橋暫時打消了與文靜離婚的念頭。
■ 受盡迫害的劉少奇慘死開封
回到上海時，張春橋對文靜說：「他們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打倒我。」張春橋所說的「他們」，指的是毛澤東、江青。
從那以後，張春橋提出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讓文靜稱病長期躲在家裡。但是所有中央文件，仍由專人送到家裡給文靜。文靜雖然不在上海拋頭露面，但是仍在幕後為張春橋在上海「看家」。文靜不時通過電話向張春橋報告上海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