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陶鑄，抓彭德懷，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劉少奇……
江青意猶未盡，居然覬覦周恩來！紅衛兵提供的一份舊報紙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為有了擊倒周恩來的重磅炮彈！
那是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之後，「揪叛徒」的浪潮席捲全國。在「文革」中，原本「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圖書館，一下子變得門庭若市。戴紅袖章的紅衛兵、造反派們，撲在那些發黃的舊報紙上，仔仔細細尋找那些《脫離共黨聲明》、《自首啟事》。
天津的一些紅衛兵在1967年夏，忽地在舊報紙上查到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誰？有人告訴他們驚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來！
原來，在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在天津成立和領導了學生進步團體「覺悟社」。社員抽籤編號，周恩來抽到五號，便以「五號」的諧音取了個化名「伍豪」。此後，周恩來發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筆名。鄧穎超抽到一號，以「逸豪」為化名、筆名。
周恩來怎麼會發表《脫離共黨啟事》？難道他也是「大叛徒」？
於是，天津紅衛兵趕緊把那啟事影印件在5月13日送給江青。江青一看，如獲至寶，對周恩來發動了突然襲擊。那份啟事曾在1932年2月20日、21日《申報》，2月18日、19日《新聞報》，2月16日、21日《時事新報》，2月16日、17日《時報》號外版刊載。啟事全文如下：[13]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滅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採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江青在收到天津紅衛兵送來的啟事的第四天——5月17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寫了一封信，附上了啟事。
江青在信中寫道：「他們查到了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談。」
顯然，江青下了一著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來處於極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來當即作出堅決回擊，於5月19日連夜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了事情的真相，答覆江青的「挑戰」。
周恩來的信，全文如下：[14]
主席：
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同志也於昨日轉來各件，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2月18日登出的。登後，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面就向申報館設法，結果，《申報》20日、21日登出偽造的啟事，22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設法否認的處置，但結果不明，16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兇犯周恩來、趙容（康生）之前，現在證明是我記錯了，查遍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的上海各報，並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兵也未發現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所以我只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在，把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的上海《時報》1931年11月12日合訂本一冊，《申報》1932年1月2日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傳閱送上各件後，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敬禮！
周恩來 5月19日夜
也就在5月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寫了一段話，予以回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材料後，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5]
所謂的《伍豪等啟事》，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顧順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處，對中共威脅極大，由於國民黨中統頭子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是中共地下黨員，獲知這一緊急情報飛速從南京赴滬，周恩來、瞿秋白等連夜轉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軍覆沒。
當時，除了顧順章之外，顧在上海的家屬也知道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情況及中央機關地址。特別是在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後，他們知道了新址，寫信向顧順章告密。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採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來、趙容（康生）領導下，於1931年5月處理了顧順章家屬十餘人。
1931年11月，外號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員王世德（化名李龍章）被捕，供出了顧順章家屬被殺的情況。於是，11月21日，國民黨下令發掘被埋的顧順章家屬屍體，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在膠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號，在新問路，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經一周發掘，掘出男女屍身各8具，共16人。
一時間，上海報界轟動，《時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競載新聞，刊登照片，報道顧順章家屬被處死的詳況。
緊接著，各報又紛載《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懸賞「洋三千元」，捉拿「共黨首要周恩來、趙容。」
周恩來在上海處境危急，中共中央決定他於12月上旬離滬，沿著廣東汕頭——閩西——贛南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兩個多月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得知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已無法「緝拿」，便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刊登，進行反間。
當時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工作的陳雲看見啟事，當即派人前往申報館，送去《伍豪啟事》，要求刊登，以駁斥那個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館不敢刊登。幾經交涉，才於2月22日在《申報》上登一「曲筆」廣告：「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登。申報館廣告處啟。」
這表明「伍豪」已送來另一則「廣告啟事」，只是「手續不合」，而「致未刊登」，間接地否定了那則偽造的啟事。
3月4日，《申報》刊出「周少山」啟事。那是中共臨時中央借助於在上海開戶營業的法國律師巴和，終於得以公開否定那個偽造的啟事：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 法大馬路四十號六樓五號
「周少山」，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常用別名。這則啟事「構思」頗為巧妙，聲明那個發表「脫離共黨啟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來！採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終於以「合法」的面目，在《申報》上登了出來，以正視聽。
與此同時，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報《實報》，刊登《伍豪啟事》，指出：「最近在各報上看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說出許多國民黨走狗常說的話，這當然又是國民黨造謠污蔑的新把戲！」
「伍豪事件」有關消息，傳入江西中央蘇區。2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貼出佈告，鄭重聲明：「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16]
毛澤東當時的這一聲明，把那個偽造的啟事痛加駁斥。因此，毛澤東本人，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當事人康生、陳雲對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隨風而逝，變成了歷史，只是偶爾還提及一下：
比如，國民黨特務黃凱在1953年6月受審主導時供稱，偽造伍豪啟事，「絲毫未達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黃凱道出了偽造伍豪啟事的本意，除了離間周恩來之外，還在於企望中共黨員們來自首——怪不得那偽造的啟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壯氣勢！
此外，在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曾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材料上，寫下這樣的話：「這完全是造謠污蔑……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老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樣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紅衛兵之口，做起「文章」來，使周恩來不能不認真對待——儘管那偽造的啟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說不定會弄出什麼風波出來，如同當年巴和律師啟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來深知，江青便屬「不肖之徒」，她能製造偽證把劉少奇打成「大叛徒」，難道就不能利用那啟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1967年10月，她在釣魚台對吳法憲說：「我這裡什麼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這一口袋是周總理的材料！」江青這話，透露了她整周恩來之心。這些「材料」何時拋出，要看「形勢」了。
也就在這時，張春橋、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列入了《抓叛徒》簡報之中。
1968年5月，上海檔案館造反派頭頭劉和德，把有關誣蔑周恩來的檔案材料，密封交給了吳法憲。
種種跡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偽造的啟事，耍弄陰謀詭計。
周恩來不能不提防。他在1967年10月和11月，囑咐工作人員把載有偽造啟事的報紙和他給毛澤東的信拍照存檔，以備日後還擊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1967年12月22日又起風波。這天，北京大學「六四六信箱」某學生給中央寫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擊周恩來。
1968年1月10日，周恩來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將有關報紙以及他給毛澤東的信件拍照存檔，還強調指出：「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習上海政情和共運的，均知其為偽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風、下半年開的中央座談會上已原原本本談過，今年有暇，我當在小碰頭會上再談此事，並予錄音，記入中央檔案」[17]
看了周恩來的信和那個北京大學學生的信，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作了如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18]
毛澤東的批示，一言九鼎，為平息「伍豪啟事」風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196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一次提到：「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他都不知道這件事是敵人偽造的，可見瞭解當時歷史情況很不容易。」[19]
考慮到「像許世友這樣六十多歲的人」都不知道，毛澤東擬在一定範圍內，讓周恩來把事件的前前後後講一講，只是當時諸事繁忙，耽擱下來了。
由於毛澤東已作明確表態，連謝富治和康生也講了實話。
謝富治是1972年3月26日病死的。據其家屬記載，謝富治病重期間，在1971年9月20日曾說：「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偽造的，毛主席講過這啟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授一份記錄：「所謂『伍豪啟事』完全是國民黨特務的偽造，用來攻擊誣蔑我們黨和周總理的。」
重要的當事人之一陳雲，在「文革」中「靠邊」。自1969年起，陳雲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接受「工人階級教育」。[20]直至1972年4月23日陳雲才終於得以離開南昌，返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陳雲便參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毛澤東要周恩來在會上講一講所謂的「伍豪啟事」。6月13日，陳雲以當事人身份，在會上說道：「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對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記得是國民黨的陰謀。伍豪二百四十幾人的脫黨聲明，是在恩來同志已經到達中央蘇區之後。」
當天，陳雲還寫下書面證明：「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6月23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並宣佈根據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把報告的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錄音記錄稿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作為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保存一份，以便黨內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真相，避免今後有人利用這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
會後，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沒有得以貫徹，周恩來的錄音帶以及有關文獻資料並未發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周恩來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這個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病重，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周恩來仍牽掛著此事。周恩來要來他1972年6月23日報告的記錄，在記錄稿的第一頁末的「1972年6月23日」之後，用顫抖的手補充了一行字：
進入手術室1975年9月20日
周恩來在生命垂危的時刻還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在他去世之後，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江青會採用瞞天過海的手法，利用那個偽造的啟事把他打成「大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