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與王、關、戚並駕齊驅
像穿梭似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來來回回，往返於上海和北京之間。
他們不能放掉上海，因為上海是他們的老巢，是「基地」。
他們不能丟掉北京，因為不在北京稱雄，無法奪得中央大權。
「炮轟張春橋」的浪潮像地火在上海灘運行，不時噴射出火光，震顫著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根基。
北京，大搏鬥在持續，江青時時需要她的「軍師」和「棍子」，而張春橋和姚文元也時時需要「第一夫人」的提攜，覬覦著中南海新華門裡的交椅。
上海——北京，北京——上海。張春橋和姚文元幾乎要買京滬之間的「飛機月票」了。
就在上海的「一月革命」鬧得地覆天翻之際，北京也大風大浪，大起大落：「中南地區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開進北京。江青和康生正在為打倒王任重而籌劃於密室，聞訊大喜，當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頓時，「打倒王任重」的大字標語鋪天蓋地，貼滿京城。
緊接著，江青推波助瀾，大聲疾呼：「王任重的後台是誰？是陶鑄！他是劉鄧的新的代表人物！」於是，「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大字標語，又刷滿北京的大街小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下台了，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被打倒了。
中共中央書記處停止了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取而代之。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升了一級。
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被林彪、江青一夥誣為「二月逆流」。這以後，中共黨史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現象：「中央文革小組」取政治局而代之！
「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成了中國的政治核心，成了最高決策中心！
直到這時，雖然它還叫「中央文革小組」，還只不過是個「小組」，但它已成了至高無上的「小組」。這正如毛澤東所說：「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
隨著這個「小組」一步步登天，「小組」不是越來越大，反而越來越小：顧問陶鑄被打倒了，只剩下康生；副組長王任重、劉志堅被打倒了，只剩下江青、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等也被打倒了，只剩下四枝禿筆——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
這個「小組」成了名副其實的「小組」，加上組長陳伯達，全組不過八個人而已。
當然，這八個人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正式成員。「小組」之下的辦事機構、辦事人員卻隨著「中央文革小組」的鼎盛而不斷擴大、增加。
這時候姚文元的頭銜，依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然而，這個「組員」，「不在於名稱，而在於實質」——實質上已相當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了。
四名「秀才」並列為「組員」，姚文元與王、關、戚並駕齊驅。
王力、關鋒、戚本禹跟姚文元一樣，都是從墨水瓶裡爬出來的「大人物」，都是把棍子當作撐竿躍入「中央文革小組」。
王力[1]是江蘇淮安縣人，比姚文元大九歲。他年輕時便已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東北軍裡從事秘密工作。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調往山東《大眾日報》，擔任記者。不久，出任中共山東渤海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而當時的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便是康生。
■ 王力在「文革」中
新中國成立後，王力在上海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宣傳處長。60年代初，調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顧問。回國之後，升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1965年9月，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20週年，中央決定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由康生定稿，而執筆者便是王力。從此，王力得到林彪、康生的賞識。王力寫《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際，正是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時。一個依靠康生接近了林彪，一個依仗張春橋接近了江青，他們的「登龍術」何等相似。
關鋒原名周玉峰[2]，號秀山，比姚文元大12歲，是四名「秀才」中最年長的一個。1919年7月，他生於山東北部與河北交界的慶雲縣，他的雜文曾常用「慶雲」為筆名。1933年，他在慶雲中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擔任中共樂縣縣委書記。1939年改名關鋒。1944年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1947年任山東回民師範學校校長。1950年任中共山東分局理論教育處處長。1952年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1955年擔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校長為夏征農。1956年，調來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與艾思奇、胡繩等共事。對於關鋒來說，這一調動，從地方進入了中央。1958年6月1日《紅旗》雜誌創刊，關鋒調入《紅旗》雜誌社，編輯供毛澤東參閱的《思想理論動態》內刊。不久，成為《紅旗》編委，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據關鋒自雲，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短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向》，提及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研究中國哲學史，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從此，得到毛澤東的垂青。關鋒喜歡寫雜文，1962年起，以筆名「慶雲」（也有用「何明」）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許多雜文。有人把關鋒寫的雜文送到毛澤東那裡，說他反毛澤東思想。
1966年2月8日，毛澤東看後說：「這點雜文有什麼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過，還不錯。」於是，關鋒被保護過關。作為「左派」，關鋒如同姚文元一樣，也曾寫過許多「棍子」文章；還曾與戚本禹聯名寫過誣陷彭德懷的信，說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徹底清除這個隱患」，以致彭德懷被撤回北京，慘遭揪鬥。
戚本禹[3]是山東威海市人，跟姚文元同齡，都生於1931年。
戚本禹早年的經歷有點類似姚文元。他是在1942年隨父親從山東來到上海，父親在上海報關行工作，他進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讀書。上海解放前夕——1948年，戚本禹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姚文元也是在那一年在上海成為中共地下黨員。
筆者曾問戚本禹，據傳他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他大笑，他的最高學歷就是高中，沒有上過大學。
比姚文元幸運的是，上海解放後，戚本禹被選送到北京勞動大學學習。勞動大學名為大學，其實就是共青團中央團校的前身。
經過勞動大學的短期培訓，1950年5月4日，19歲的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他的工作單位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為師哲，副主任為江青、田家英。戚本禹最初主要是處理信訪。後來，戚本禹成為田家英的助手，為《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做校對工作。戚本禹回憶說，收入《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的文章，他差不多每篇都讀過五六十遍。
戚本禹告訴筆者，1957年至1958年，中南海發生「八司馬案件」。「八司馬」原本是指唐朝順宗永貞年間韋執誼、柳宗元等八人遭貶，至邊遠地區擔任州司馬。由於中南海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即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當時在反右派運動中有八名科級幹部被批判，成了挨整的「八司馬」。其中之一便是戚本禹。
戚本禹還說，有一次，毛澤東在散步時，偶然遇見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澤東訴說了「八司馬」之冤。毛澤東令田家英細查。不久，毛澤東為「八司馬」平反，戚本禹便成了中南海受人注意的人物。
戚本禹向來喜歡歷史，業餘鑽研歷史。戚本禹真正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他在1963年第四期《歷史研究》上發表的《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向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等發起挑戰。於是雙方在《光明日報》上展開論戰。毛澤東看後，讚揚了戚本禹。據戚本禹說，毛澤東並在一張刊有他的文章的報紙空白處批曰：「白紙黑字，鐵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戚本禹也因此在史學界一舉成名。
於是，戚本禹調入《紅旗》雜誌社，擔任歷史組編輯，後來成為歷史組組長。
在田家英遭貶、自殺之後，戚本禹取而代之，一度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擔任中共中央秘書局副局長、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雖然「王、關、戚」依次，戚排在最末，實際上戚當時最接近毛澤東，手中的實權遠遠超過王與關。
1967年4月1日，他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對劉少奇開了猛烈的一炮。劉少奇曾風聞戚本禹要就影片《清宮秘史》發難，於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信，闡述自己對於影片《清宮秘史》的看法。戚仍執意發表那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成為公開聲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信號彈。
這四支筆桿，各有各的「登龍術」：王力替林彪捉刀，關鋒批楊獻珍起家，戚本禹攻劉少奇奪取「頭功」，姚文元則是以評《海瑞罷官》進入「中央文革小組」。
筆桿子們之間，有過你呼我應：在批《海瑞罷官》時，關鋒和戚本禹曾一起專程來滬，跟張春橋、姚文元密商[4]。不久，關鋒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戚本禹發表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跟姚文元南北配合，圍剿吳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