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要整倒她的一個個怨敵、私敵，更著力於打倒她的一個個政敵。
一個明顯的訊號，從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發出。
江青說道：「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這裡沒有提及陶鑄。這不是疏忽，也並不意味著陶鑄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內。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佈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陶鑄名列第四，在陳伯達、康生之前，怎會「疏忽」了他？何況，陶鑄是分工管文藝工作的常委。
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鑄的訊號！
江青本來是看中陶鑄的，以為「陶鑄厲害」，要用陶鑄壓住鄧小平。不過，沒多久，江青就發現，陶鑄是「保皇派」，他保劉少奇，保鄧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武漢的造反派卻要打倒他，說他是湖北的「走資派」。
陶鑄夫人曾志這樣回憶：「轉眼到了12月底，1966年只剩下最後幾天了。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約二十六七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面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曾志，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評我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很嚴重。』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很平靜，『江青為什麼突然批判你呢？』陶鑄憤憤地答道：『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志說起。』……」[5]
陶鑄眼看著王任重受到武漢造反派的圍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體又不好。陶鑄想給王任重解圍，便寫報告給毛澤東，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職務，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治病。
毛澤東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遵照毛澤東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組」召開了聯席會議。
這個會，毛澤東定下的主題是「對任重提提意見」，不料「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們在批評了王任重幾句之後，火力集中到陶鑄身上。據陶鑄告訴曾志，「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他們加給陶鑄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點把陶鑄擊倒了！
不過，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如曾志所憶：「只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曾志，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著，他講了事情的經過：那天上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衝他說：『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主席說：『江青這個人很狹窄，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還批評陶鑄：『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6]
毛澤東一席話，那一陣密集的批判排炮，似乎煙消雲散了。
陶鑄舒心地笑了。
可是，雲眼中露出的一縷陽光飛快地過去，滾滾烏雲密佈蒼穹。
幾天之後——1967年1月4日晚9點，夜色濃重的北京街頭，忽地爆發出一陣陣「打倒陶鑄」的呼喊聲！
■ 陶鑄（左一）與毛澤東在一起（孟昭瑞 攝）
原來，「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武漢「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江青、陳伯達、康生齊上陣。
江青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獨斷專行」。陳伯達、康生也發表了反陶演講。
他們的講話，飛快地印上傳單，標以「『中央文革小組』首長講話」的標題，撒遍北京街頭，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僅煽動了紅衛兵，她也在毛澤東那裡進行了煽動。
曾志這樣回憶：「（1月5日）凌晨2點多鐘，總理電話召見陶鑄，總理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鑄問主席是否知道？總理說：『不清楚。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裡，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主席匯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指陶鑄在12月30日接見『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對他們蠻橫無理的要求發火。——引者注），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不大好。也就再沒有講什麼了。』」
「文革」是怪事層出的歲月。作為「第四號人物」的陶鑄，經江青、陳伯達、康生這麼一轟一煽，居然被打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