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剛過去，毛澤東電召張春橋、姚文元速去北京。
農曆正月初四——2月12日，張春橋和姚文元飛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張春橋的衣袋裡，放著關於「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匯報提綱。他和姚文元的臉上，都蕩漾著春風——他們在上海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毛澤東一定會蹺起大拇指。但事實並非如此。
當他們向毛澤東問候新春好的時候，毛澤東眉間的豎紋沒有展開，這意味著不是個好兆頭。
張春橋和姚文元剛剛坐定，張春橋還沒來得及掏出匯報提綱，毛澤東就發話了：「上海的情況，我都知道了。你們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為什麼不跟我打一聲招呼？」
並不是因為屋裡的暖氣開得太大，並不是因為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軍裝裡面還穿著厚厚的毛線衣——他們出的不是熱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當時秘書記錄下來的毛澤東的原話，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們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
現在出了個問題，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與上海一樣。有的地方已經這麼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國務院叫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什麼？
這樣下去，就發生了改變政體、國家體制問題，國號問題。是否要改為中華人民公社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是否改變成中華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長？這就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因為改變國號，外國的大使都作廢了，要重新換大使，重新承認……
經毛澤東連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問題，張春橋和姚文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張春橋在解決「安亭事件」的時候，來了個先斬後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提出的五項條件上簽字。後來，他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一回又來了個「先斬後奏。」
不料，毛澤東給張春橋、姚文元兩顆發熱的腦袋潑了一盆冷水。
毛澤東神情嚴肅，繼續說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麼黨怎麼辦？黨放在哪裡呢？因為公社裡有黨員、非黨員。公社的委員裡有黨員和非黨員，那麼黨委放在哪裡？總得有個黨嘛！有個核心嘛！不管叫什麼，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貫道也好，總得有個黨，一貫道也是個黨。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總不能代替黨吧？還有，什麼人叫社員？農村裡地主、富農不能當社員，那麼上海人民公社什麼人能當社員，什麼人不能當社員？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毛澤東的一連串問話，問得張春橋和姚文元啞口無言。思想深邃的毛澤東，縱論古今中外，從理論上談透了這個問題：
這些名字改來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不解決內容問題。
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現在誕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而是勝利了，據我看，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因為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允許法國的工人階級掌握政權這麼久。
再一個是蘇聯的政權的形式。蘇維埃政權一出來，列寧當時很高興，認為是工農兵的偉大創造，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但當時他沒有想到，這種形式工農兵可以用，資產階級也能用，赫魯曉夫也可以用。
英國是君主制，不是有國王嗎？美國是總統制，本質上卻跟英國是一樣的，都是資產階級專政。
還有很多例子。南越偽政權是總統制，它旁邊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國王，哪一個比較好一點呢？恐怕還是西哈努克好一點。
印度是總統制，它旁邊的尼泊爾是王國。這兩個，哪一個好一些？看起來還是尼泊爾王國比印度好一點。
中國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國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則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稱變來變去，能說明什麼呢？
我看，不能看名稱，問題不在名稱，而在實際。不在形式，而在內容。
總統制、國王制、君主制，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制，這些都是形式。總統這名稱在英文裡和校長是一個詞。我們看來好像校長低得多，總統高得多，在英文裡是一樣的。
所以，名稱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國歷史上，最喜歡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當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職統統改了，就像現在有人不喜歡「長」字一樣。王莽還把全國的縣名統統改了，就像紅衛兵把北京街道名稱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麼多地名，連自己都記不得了，鬧糊塗了。王莽皇帝下詔書就困難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寫在詔書裡。這麼一來，使公文來往變得非常麻煩……
毛澤東邊說邊笑起來。張春橋卻沒有笑，他的腦袋裡亂糟糟的，盤旋著一個巨大的問號：「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個篡政的王莽？」這麼一想，張春橋的內衣被冷汗濕透了，冰涼地緊貼在嶙峋的脊樑骨上。
毛澤東並沒有覺察到張春橋的臉色變白，卻還在那裡闡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話劇這形式，中國可以用，外國也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其實，不光是巴黎公社、蘇維埃，就連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階級都可以用，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
我看，我們還是穩當一點好，不要都改名了。原來憲法規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這些都不動了。國務院還叫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必改名字。
現在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好！
大學裡的，還是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因為這是『十六條』所規定的。
革命委員會要實行革命的『三結合』，有革命幹部的代表，有軍隊的代表，有革命群眾的代表……
聽到這裡，姚文元趕緊問：「主席，我們上海怎麼辦？」
毛澤東思索了一下，扳著手指頭道：
我看，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是不改名字。不過，這麼一來，全國只有你們一家叫「公社」，那不是很孤立嗎？而且，又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登載你們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登，全國都要叫「公社」，否則人家有意見，為什麼只准上海叫，不准我們叫？
第二種是全國都改，那麼就要發生剛才提到的問題，要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旗號，發生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
第三個辦法是上海改一下，和全國一致。
這時，張春橋才明白了《人民日報》為什麼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連聲對毛澤東說：「改，改，我們一定照主席的意見改！」
從毛澤東那裡出來，張春橋和姚文元面面相覷。
回到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的一身冷汗剛干，徐景賢從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又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由於《人民日報》遲遲不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被上海的群眾看成中央不承認「上海人民公社」。上海民心浮動，「炮轟張春橋大會」已經準備就緒，將有上萬人參加這一大會。
火燒眉毛。張春橋和姚文元不敢在北京久留，在2月18日匆匆飛回上海。
《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下達了，不許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全國各地奪權後的新政權，取了統一的名字——「革命委員會」。
張春橋和姚文元當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辦，把「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於是，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現象：2月24日，上海又一次百萬人集會，又一次歡呼，慶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
所謂「文革」，所謂「群眾運動」，實際上不過是「運動群眾」罷了！
《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誕生的消息。張春橋和姚文元這才鬆了一口氣。不過，他倆原先想搶旗幟，使上海成為全國第一個「奪權樣板」。這時，卻落了個第四名；繼貴州和黑龍江之後，「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也已在《人民日報》上亮相了！
雖說如此，由於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後吹噓「在一個星期中主席接見了三次」，由於《人民日報》總算承認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那個「炮轟張春橋大會」被張春橋借用「最高指示」鎮住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化險為夷，總算沒有在這場政治風浪中翻船。
張春橋神氣起來了。在全市大會上，張春橋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譏誚那些反對派們：
有人造謠說：因為上海沒有實行「三結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還有人說：因為「紅革會」沒參加，所以《人民日報》沒有登。還有什麼往街上貼了七問、八問、十問等等。現在就請這些人把你們這些問題統統收回去算了，我們不過是改了一個名稱。上海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從舊市委、舊市人委手裡奪到了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裡，這一事實是任何人改變不了的。
如果還有誰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問題上做一點什麼文章的話，我勸他們不要再在這方面打什麼主意，這方面沒什麼文章好做，在這上面做文章，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人民日報》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用了這樣的話語：「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其他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
不再是「勤務員」，而是「領導成員」。那「其他領導同志」，顯而易見包括王洪文在內。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總算站穩了腳跟，王洪文也從政治危機中解脫出來。王洪文剛剛喘了一口氣，就把拳頭向勁敵耿金章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