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人民日報》在上海發行航空版。每天，當北京的早班飛機飛抵上海，便把當天的《人民日報》紙型運來。然後由專車急送《解放日報》印刷廠。
下午3時左右，上海的街頭就賣當天的《人民日報》了。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2月6日下午，《人民日報》成為上海成千上萬的讀者關注的熱點。因為「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人民日報》迅即報道，而且還配發社論，表示慶賀。《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它的報道、社論，意味著中央對這些地方新政權的承認。可是，2月6日的《人民日報》，竟對「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個字也沒提及！
2月7日、8日、9日……一天天過去，《人民日報》依然對「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詞。
張、姚、王緊張，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組織高興。
上海街頭出現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報：
《一問上海人民公社》；
《二問上海人民公社》；
《三問上海人民公社》；
……
「問號」隨著《人民日報》一天天的沉默變得越來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問》、《九問》、《十問》！
因為「炮打張春橋」受到鎮壓的「紅革會」，放出空氣：「上海人民公社沒有請『紅革會』參加，所以《人民日報》不登！」
那些「大聯委」的成員們，則胸有成竹地說：「上海人民公社把我們排斥在外，沒有實現真正的大聯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報》不登！」
也有人直言不諱：「張春橋講『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這是錯誤的！因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數人搞起來的，所以中央不承認！」
耿金章再度活躍起來，又成為反對派們的領袖。雖然他上了主席台，當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發覺，實權在王洪文手裡，「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會」一次也沒請他這個「常委」參加。他成了一個「空頭常委」。
耿金章與「大聯委」的成員們在暗中計議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與「上海人民公社」相抗爭。
儘管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天天在為上海人民公社「歡呼」，而《人民日報》的沉默，愈加形成鮮明的對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幟，使張、姚、王坐立不安。
急匆匆，2月12日，張春橋和姚文元雙雙飛往北京。據張春橋臨行時再三聲言，「是毛主席要我們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澤東對「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認，張、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張、姚一走，上海的反對派們更為活躍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台！」白底黑字的大標語，覆蓋了那些「歡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紅色標語。
以「二兵團」為主力，聯合「一兵團」、「三兵團」以及那個「工三司」，捏緊了拳頭，發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嫌徒步遊行的聲勢不夠浩大，來了個「卡車大遊行」。反正各工廠有的是大卡車，裝上人，一邊開，一邊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車的兩側，差不多都貼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台」大字標語。幾百輛大卡車出現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轟動了。
雖說當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務員」，王洪文畢竟立足未穩，何況「上海人民公社」風雨飄搖，而他的後台張、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彷彿從沸點摔到了冰點，不斷撥電話到北京，向張春橋和姚文元探問消息。
張、姚到京之後，《人民日報》依然對「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報》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報紙。
反對派們越來越起勁，覺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鬧還不夠意思，於是，採取了當年王洪文對付陳丕顯、曹荻秋的辦法——進京告狀。「二兵團」和「一兵團」、「三兵團」、「工三司」，組成了「進京代表團」，到國務院接待站去告張春橋，告王洪文，告潘國平，告「工總司」。連北京天安門廣場、王府井大街，都出現了大字標語：「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後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單方面的奪權，上海人民不承認，黨中央不承認！」
王洪文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聲，一日高過一日。
雖然王洪文幾度要對耿金章反擊，無奈，他的後台張、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輕舉妄動。
咬著牙，熬過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個星期過去，張春橋和姚文元飛回了上海。
張春橋說明了原委，王洪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