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先按下北京的反響不表。
自從1月5日上午，王洪文、潘國平來到興國路招待所會見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王洪文全力以赴，忙著在翌日召開的大會。他並不著重發什麼《急告全市人民書》，他所著急的是奪權。
1月6日，上海飄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變成銀白世界。原計劃開十萬人大會，只到了兩萬多人。
主席台上方，懸掛著紅色橫幅：「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會議由那個「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接連熬夜的王洪文雙眼充滿血絲，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著呵欠。不過，一想到他精心炮製的三個「通令」將在大會上露面，將會對上海、對全國產生強烈的衝擊波，他頓時精神煥發了。
「曹老頭兒」早已成為打倒對象，被拉上主席台挨鬥，那是意料中之事。
陳丕顯也給拉來了，高高地站在一個木箱上，「低頭示眾」。《工人造反報》在翌日刊登了「鎮壓工人運動的罪魁禍首陳丕顯低頭認罪」的照片。陳丕顯身邊，站著兩個腰束皮帶、目露凶光的造反隊員。
王洪文代表「工總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長篇發言。這篇發言，曾印發過，現仍能查到。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氣，大聲地在話筒前叫喊道：「我以萬分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發陳丕顯、曹荻秋一夥在安亭事件中，反對毛主席、對抗中央文革小組、圍攻張春橋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斥罵著「曹老爺」，什麼「喪心病狂」，什麼「狗膽包天」，如同潑婦罵街一般。
在那年月，造反派們的發言，總是左一個「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右一個「最高指示」，王洪文卻與眾不同，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春橋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張春橋的話，為「工總司」辯護。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講「多數派的老工人對黨感情很深」時，來了個「春橋同志指出」：「不能說造反派工人對黨就沒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說「造反派隊伍不純」時，又來了個「春橋同志指出」：「不能因為一個組織中有幾個壞人，就說它不是革命組織。中國共產黨中間也會有壞人，中央常委中不是還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說「『工總司』搞亂了上海」之時，引用了張春橋的精心的辯解詞：「今天上海之所謂亂，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司令部才亂的，不能因果顛倒，因為亂才有司令部，不是因為有了司令部才亂。承認這個組織（指「工總司」——引者注），不僅是憲法上已有規定的問題，還有個對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去解散它，豈不成了陳獨秀？」
王洪文在即將結束發言時，對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斷言：「十分明顯，『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變質為資產階級司令部。在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市委書記處到常委，沒有一個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沒有一個人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沒有一個人支持張春橋同志。對於這樣一個受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動路線指揮的司令部，我們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爛它！」
王洪文振臂領呼口號：「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發言之後，一個又一個發言者像走馬燈似的，來到話筒前。
每一個發言者，都按照當時的「標準程序」進行發言：先念幾條「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聲調念稿子，最後高呼口號。
大會的高潮，在於宣讀那三個「通令」。幸虧《工人造反報》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這些「傑作」，所以在四十多年後仍可存錄「奇文」——今日的青年讀者可能一邊讀著，腦海中一邊會交替出現「？」和「！」。
這三個「通令」，雖是王洪文一手炮製的，但是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名義發出的。這三個「通令」，還於當天以急電形式發給毛澤東。
照錄原文於下：
第一號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一貫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頑固地推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群眾實行法西斯專政。在曹荻秋鎮壓革命群眾的罪行被揭露後，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公然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喪心病狂地把進攻矛頭直接指向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最後，在山窮水盡之際，竟挑動自己一手炮製的保皇工具——赤衛隊總部，又一次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惡滔天。革命群眾早已忍無可忍，為了搬掉絆腳石，徹底鬧革命，大會通令如下：
（一）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二）責成大會服務團（當時對於大會主席團的一種流行的「謙遜」的稱呼——引者注）在會後立即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批准在上海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
（三）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並責令其徹底坦白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監督勞動交代期間，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組織如有批判鬥爭，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統一安排進行，隨叫隨到。
1967年1月6日
第二號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幕後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頑固地推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猖狂反撲，證據確鑿。中央工作會議後，陳丕顯不僅不肯改惡從善，反而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繼續挑動群眾斗群眾，口蜜腹劍。現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現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陰謀活動中，陳丕顯都扮演了一個可恥角色。為此，大會通令如下：
（一）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就柯慶施同志逝世後上海市委如何忠實貫徹劉少奇、鄧小平反動路線，以及陳丕顯、曹荻秋等與劉、鄧修正主義司令部的黑關係等問題，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未作出決定改組上海市委前，陳丕顯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責任，滑腳溜走。今後上海市委如有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陳丕顯是問。
（三）以上兩項，如有違背，革命造反派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動，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均由陳丕顯負完全的責任。
1967年1月6日
第三號通令
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書記處，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一直頑固地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他們反對毛主席，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惡滔天，完全喪失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為此，大會通令如下：
（一）責成大會服務團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報告中央，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進行徹底改組。
（二）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王一平、梁國斌，候補書記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須向上海人民老實交代，徹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組織如要他們交代問題，必須隨叫隨到，如有繼續頑抗，定予嚴懲不貸。
（三）夥同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韓哲一也必須向造反派和革命群眾老實交代，徹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違抗，定予嚴懲。
（四）市委各書記、常委和各部委負責人，在上海市委改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崗位負責生產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監督，不得消極怠工。在此期間，對黨對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繼續害黨害民，則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膽敢破壞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組織有權採取革命行動，其一切後果完全由破壞本通令者負責。
1967年1月6日
這一天，王洪文創造了中共黨史上的一大「奇跡」：一個由群眾組織召集的大會，居然可以對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負責人發出「通令」，可以宣稱「不承認」，可以限時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進行「徹底改組」。這三個通令，堪稱「史無前例」。
在一個多月前的「工總司」成立大會上，王洪文還是躲躲閃閃，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來。轉眼之間，他披著軍大衣，坐在人民廣場主席台上，面對雪花揚揚灑灑的廣場，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態了。
王洪文挺直腰桿，威風凜凜，是因為他的背後有著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儘管他倆覺得剛回上海，出現在主席台上與陳、曹當眾對陣，不大方便，但他們坐在興國路招待所裡，目不轉睛地看著上海電視台轉播的大會實況。
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報告的《上海工作簡報》上，已經預告：「明天造反派開大會，批判市委，口號升了級，變成打倒陳丕顯、曹荻秋！」
當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簡報》上，作如此描述：「上海開了十萬人大會（據《工人造反報》載為兩萬多人。姚文元顯然誇大了數字——引者注），從上午10時到下午3時，有機關、工人、學生代表參加。中心口號：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陳、曹、魏、韓均到會。會後有通電、通令。不承認曹的市委書記，要求徹底改組市委，立刻軍管，陳一周內交代自己罪行。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勢大好。」
至於那個張，他的「導演痕跡」更明顯：在王洪文的發言稿上，多處出現張春橋的筆跡。
為了顯示自己的後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報》上，在刊登「工總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發言稿時，乾脆把張春橋修改、補充之處，標明「春橋同志指出」。
台前與幕後，演員與導演，緊密地配合著，向著陳、曹猛烈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