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3日夜，北京平安裡3號，解放軍報社的辦公樓。
一輛從西郊北京大學駛來的吉普車，載著四五位男子，駛入報社[4]。他們剛剛在二樓小會議室坐定，張春橋、姚文元一身軍裝，踱了進來。
「春橋同志！」為首的三十來歲的男子，親熱地跟張春橋握手。
「這是文元同志，」張春橋介紹道：「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紹了同行者，25歲的陳阿大和18歲的「小廖」。
陳阿大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工人，此時已成為上海「工總司」常委，王洪文的小兄弟。至於那個「小廖」，就是廖祖康，上海國棉十七廠技工學校的學生，此時成了王洪文的「秘書」[5]。
王洪文、陳阿大、廖祖康是前一天乘飛機抵達北京的。他們直奔北京大學，聶元梓安排他們住在學校招待所，隨即給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王廣宇掛了電話。據王廣宇回憶，聶元梓說，上海的王洪文等人來北京串連，現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們想向張春橋匯報上海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請張春橋同志接見。
王廣宇向張春橋報告了聶元梓的電話內容，張春橋答應接見，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讓王洪文等主要負責人來談就可以了。時間定在當天晚上，新任辦事組長宋瓊將接見地點安排在解放軍報社。
當天晚上，王廣宇乘坐解放軍報社的吉普車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個人，一起乘車去解放軍報社。
據王廣宇回憶，王洪文等人向張春橋、姚文元談了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運動中的情況，介紹各派頭頭的能力、優缺點、威信以及在運動中方向是否正確之類，也談了和「走資派」鬥爭批判資反路線的情況。
「春橋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龍無首，只有你們出馬，才能壓住陣腳！」王洪文在匯報了上海發生的第三次風潮——「康平路事件」之後，說出了這句話。
「是的，我們也準備馬上去上海——《文匯報》明天就要奪權，這是整個上海奪權的先聲。」張春橋停頓了一下，說道，「如果我和文元這時候不回上海，將來大權旁落，就很難挽回！」
「你也馬上回上海——現在上海到了關鍵時刻。」姚文元對王洪文說道。
就這樣，決定發動「一月革命」的密談，在北京解放軍報社二樓悄然進行著。
翌日，出現在上海街頭的《文匯報》，突然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人民日報》1957年7月1日社論——出自毛澤東手筆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的造反派以這樣特殊的形式，宣告《文匯報》「新生」。
就在《文匯報》撒向四面八方之際，張春橋和姚文元正奉毛澤東之命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飛。姚文元原本是張春橋一手提拔和倚重的。從這時起，張姚成為上海的共主，張姚在許多場合總是一起亮相。當然，在張姚二人之中，張春橋永遠的第一提琴手，姚文元則聽命於張春橋。
10時，他們剛剛降落在上海機場，就鑽進轎車，直奔興國路上高牆圍繞的興國招待所。這家名為「招待所」，其實，綠茵草地簇擁著一幢幢西式小樓，比高級賓館還高級。此處在「文革」中，曾經長期成為張、姚在滬的據點。
張春橋行魂甫定，頭一樁事情便是打電話給幾百公尺處的丁香花園旁的小樓，那是徐景賢的據點——武康路2號，為了免遭意外，徐景賢把「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牌子，掛到淮海中路最熱鬧的地段——622弄7號原中共上海市委黨校裡，而把武康路2號的小樓作為他的秘密辦公處。
下午2時半，當張春橋、姚文元出現在這幢「丁學雷」小樓，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朱永嘉等一班秀才早已到齊了。
「一月，是關鍵性的一個月。」張春橋對上海的形勢進行分析，「陳、曹的垮台，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和文元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陳、曹之後，在上海建立嶄新的政權，而你們——『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將是新政權的工作班子……」
張春橋的話不多，每一句話都很有份量。他的話，使秀才們陷入無限的興奮之中。「工作班子」，意味著秀才們手中不光握筆桿，而且要掌大權。一席密談，張、姚定下了「一月革命」的步驟。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匯報》造反派開會慶祝奪權成功。
緊接著，第二天，張、姚與王洪文、潘國平密談，給「工總司」佈置了「任務」。
緊接著，第三天，由「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聯合召開了十萬人大會——「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通過電視向全市傳播。徐景賢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長篇講話，而「主角」並未出場——張、姚躲在興國招待所裡，目不轉睛地看電視。
大會結束之後，上海外灘的一幢十幾層大樓上，出現四條從頂至底的紅色巨幅標語，據說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聲」。上海，一下子為之轟動了。這四條巨幅標語是：「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歡迎張春橋同志當上海市市長！」「歡迎姚文元同志當上海市副市長！」
這四條大標語掛出之後，上海人為之瞠目結舌：張春橋、姚文元什麼時候已經成了上海的總管！不然，怎麼來個「歡迎」呢？怎麼職務已經寫得那麼清楚，那麼具體？
原來，那大標語是「工總司」掛的，而標語的字句都是徐景賢擬的！所謂「上海人民的心聲」，竟是「丁學雷」的聲音！
四條大標語，一下子傳遍上海灘。
羞答答，主角終於從幕後走到台前亮相了。
上海的局勢劇變。
1月5日，《解放日報》宣告「新生」，開始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這兩家大報落進「革命造反派」手中，佔了輿論優勢。誠如毛澤東所言：「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先進事跡之類報道，幾乎不觸及上海「文革」的實際情況。就在《解放日報》事件爆發的那些日子裡，從《解放日報》上也查不到一條關於《解放日報》事件的報道。
兩報「造反」了，再也不顧過去關於宣傳報道的條條框框。1月5日，《文匯報》開創了從未有過的先例——刊登了一張傳單！
這張傳單，題為《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急告全市人民書》。
這張傳單指出：
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運動初期，他們以「抓生產」為名，來壓制革命，反對抓革命。我們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來革命，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就以生產任務壓工人，給我們扣上「破壞生產」的大帽子。
他們真的是「抓生產」嗎？不是的。他們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烏紗帽，企圖阻撓我們革命。我們戳穿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勇敢地起來造反了。
於是，他們又拋出了另一種花招，以極「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詞句，煽動大批被他們蒙蔽的工人赤衛隊隊員借口北上「告狀」為名，破壞生產，破壞交通運輸，以達到他們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傳單的末尾，排列著11個參加起草、簽名的造反派組織的名稱，依次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反到底聯絡總部，上海新聞界革命造反委員會，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首都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北航紅旗戰鬥隊駐滬聯絡站，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駐滬聯絡站，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臨委會駐滬聯絡站。
這麼多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上了「大報」（那時通常把紅衛兵、造反派等群眾組織辦的報紙稱為「小報」），這是第一次。在「大報」上點了「赤衛隊」的名，這是第一次。在「大報」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執行的資反路線」，這也是第一次。
這張傳單，是元旦凌晨東湖招待所會議的成果。當時由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舒澤池擬出草稿。雖然這份傳單的一些觀點，陳丕顯不盡同意，但畢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號召工人回到工作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產」，所以他從大局出發，還是給予支持。
草稿經過修改，在1月3日印出初稿。
1月4日，初稿經參加起草的11個群眾組織修改後，簽了字，送交陳丕顯。陳丕顯當即簽了「同意」兩字，派人送交文匯報社作為傳單，印了20萬份，在上海市廣為散發。
元旦凌晨的會議，王洪文中途「造反」，揚長而去，沒有參加這張傳單的起草。
在傳單寫出初稿時，王洪文正在北京與張、姚密談。
考慮到「工總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組織，而《急告全市人民書》主要是針對工廠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總司」名列第一。簽字時，王洪文還未飛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總司」簽了字。王洪文飛回上海，聽說耿金章在陳丕顯也簽名同意的傳單上簽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匯報》「星火燎原」總部看中了這張傳單，決定轉載。他們在1月4日晚上打電話給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宣傳組組長，徵求張、姚的意見。
姚文元接了電話，對那位宣傳組組長說道：「我和春橋同志剛回來，事情很多，許多情況不瞭解，看了以後也沒法表態。登不登，由《文匯報》他們自己決定吧。」
既然姚文元說由「他們自己決定」，《文匯報》便把那張傳單推上了1月5日頭版版面。
萬萬料想不到，這張曾遭王洪文反對，受到張、姚冷落，由陳丕顯簽發的傳單，經《文匯報》一刊載，在北京激起強烈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