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當，當……」新年鐘聲在上海上空迴響。
沒有歡歌，上海灘一片蕭瑟，人們在愁苦之中，迎來新的1967年。
新的一年將是大災大難的一年，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節目裡透露。播音員以刻板、冰涼的口氣，念著《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名發表的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戰鬥任務：「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的一年。」
據參加起草這篇社論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對筆者談及[2]，這一段關於「戰鬥任務」的內容，是從毛澤東的話中得到啟示的。
那是五天前——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73歲壽辰。「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們，包括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中南海毛澤東家中吃壽麵。
入席之際，「秀才」們舉起酒杯，異口同聲道：「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這時，毛澤東也舉起酒杯，出語驚人：「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毛澤東的話，使「秀才」們驚詫。
回去之後，「秀才」們議論著毛澤東的這句話，認為體現了毛澤東新的戰略部署的方針。有人提議，以毛澤東的這句話，作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1967年元旦社論的題目。
在那年月，雖然凡是從毛澤東嘴裡說出來的、筆下寫出來的，都被作為「最高指示」，可是毛澤東隨口而講的那句祝酒詞，畢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論太「凶」。於是，改以《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題，文中貫徹了毛澤東祝酒詞的含義——「秀才」們堅信，毛澤東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說那句話的，反映了他對文化大革命戰略部署的新見解。
元旦社論的發表，把已經進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殘酷的階段。
已經夠激烈、夠殘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經把上海「革」得氣息奄奄。
上海已經成了一個爛攤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聲：
滬寧線上，57趟客車、貨車停駛，上萬名旅客飢寒交迫；
黃浦江，100多艘輪船靜靜地靠在碼頭，無人裝卸，海港積壓的物資達40多萬噸；
上千家工廠停工或者半停工；
上海庫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楊樹浦發電廠的煤只夠用兩天了。如果煤再不運來，發電廠只好停電。
……
擁有60萬工人的「工總司」和擁有80萬工人的「赤衛隊」之間的一場大戰，怎不使上海——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陷入一片混亂？
除了「工總司」、「赤衛隊」之外，五花八門的「司令部」也應運而生：「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所謂「紅色工人」，即臨時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輪換工；「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農村的工人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個體勞動者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海市學徒造反革命委員會」；「紅衛軍」——由轉業、復員、殘疾軍人組成的，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
這樣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個。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經濟利益而「造反」：「紅色工人」要轉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屬「紅色工人」），支農工人要回滬……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瀾，使已經混亂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亂。
新年鐘聲剛剛響過，凌晨1點半，王洪文接到了張春橋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重要動向：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要陳丕顯把上海的工作抓起來，盡快把生產搞上去。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來了。你們已經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總理只能叫陳丕顯出來主持工作。」張春橋說，「其實，陳丕顯有陳丕顯的賬，你們照樣要和他清算。別以為總理叫陳丕顯出來，上海就是陳丕顯的了。那只是臨時性、過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屬於陳丕顯的！」
剛剛接完張春橋的電話，又從上海東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來電話。東湖路也是一條不足千米的短小馬路，緊挨著繁華的淮海中路，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自從康平路一下子成為不平靜的馬路後，陳丕顯便把東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稱「東湖招待所」）作為臨時的辦公處。陳丕顯的秘書通知王洪文，馬上到東湖招待所開會。
凌晨3時，王洪文的轎車駛入東湖招待所。「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裡了，正與陳丕顯低聲交談，在商量什麼[3]。王洪文的眼簾中攝入了這麼一個鏡頭，頓時使他頗感不快。
徐景賢來了，朱永嘉來了，「工總司」的黃金海、王勝利來了，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楊小兵來了，還有「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的紅衛兵代表，哈爾濱、西安駐滬聯絡站的紅衛兵代表也相繼到會。
會議開始了。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線的陳丕顯，此刻奉周恩來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陳丕顯向造反派們傳達周恩來的電話指示。王洪文掏著筆記錄著，眉頭緊皺。在他看來，由一個「走資派」向造反派傳達周恩來指示，心裡不是個滋味兒。當陳丕顯傳達完畢，有人提議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書，王洪文便走開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電話，向周恩來的秘書念了一通剛才的筆記。
「是這樣的。總理是有這樣的指示。」周恩來的秘書證實，剛才陳丕顯所傳達的是周恩來的原話。
「好，就這樣。」王洪文無可奈何掛上了電話。他原以為可以挑出點毛病來，給陳丕顯安上個「偽造總理指示」之類的罪名，不料，周恩來秘書卻證明陳丕顯的傳達並無訛誤。
當王洪文披著軍大衣回到座位，會議已推定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舒澤池執筆起草告上海人民書。代表們你一言我一語，正在湊著告上海人民書的內容。
看著陳丕顯在那裡主持會議，徐景賢造反了。他指著陳丕顯說道：「我們造反派不聽你陳丕顯的，要你出來工作是給你一個考驗的機會，問題由我們造反派來解決！」
徐景賢的話音未落，王洪文馬上幫腔，他說出了張春橋在電話裡跟他說的話：「你陳丕顯有你陳丕顯的賬。你的賬，我們造反派遲早要跟你算的！別以為總理給你打電話，你就神氣活現。你跟曹荻秋一樣，都是走資派，都是『赤衛隊』的後台老闆！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以你和曹荻秋為代表的！」
徐景賢和王洪文這麼一鬧，會議亂了套。上海，正瀕臨崩潰的邊緣。周恩來要陳丕顯出來主持工作，為的是挽救大亂中的上海。東湖招待所的會議，本是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示，眼下會議開上了岔道，變成了批判陳丕顯的會議。
王洪文聲稱陳丕顯在「玩弄陰謀」，沒有開完會議就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