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8日，就在張春橋遙控著上海，指令徐景賢實行「中心開花」之際，他在北京又幹了一樁「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門，一輛草綠色的吉普車開到門口，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三個穿軍大衣的男人。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小伙子對門衛說：「我是蒯大富。春橋同志打電話約我來的。」
門衛接通了張春橋的電話，聽見張春橋說道：「讓蒯大富一個人進來。」
於是，吉普車只好停在門外，兩個男人——一個是司機，一個是蒯大富的秘書，留在車上。蒯大富獨自進入中南海，張春橋與他單獨談話。
這是一次極為機密、極為重要的談話。張春橋從來沒向別人透露談話的內容。所幸，談話的另一方——蒯大富，總共三次說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1970年12月，蒯大富被作為「五一六」分子受到審查。他在「交代提綱」中，寫及：「1966年12月18日，春橋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劉少奇。25日『一二·二五』打倒劉少奇大行動。」
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
第二次，是在1971年1月15日，蒯大富在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中，有一句：「春橋同志號召我們反劉少奇大行動。」
以上兩次，語焉不詳，事出有因：張春橋當時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詳細透露談話內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張春橋這張王牌摜出來，以便堵住審查者的嘴。
只有在1980年11月27日，當張春橋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這才寫下自己的真實證言。現照蒯大富親筆寫的回憶，摘錄於下：
在西門內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
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他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
我一聽就很明白，張春橋要我們去反對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要把劉鄧搞臭……
張春橋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單獨召見蒯大富，面授機直，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劉、鄧開炮。
蒯大富在證言中繼續寫道：
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的頭頭，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裡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撒傳單，還進行遊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個所謂的「一二·二五」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打倒劉少奇同志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張春橋在我們圍攻和誣陷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幕後操縱者的角色。
張春橋，郭沫若稱之為「狗頭軍師張」。張春橋找蒯大富單獨密談，授以錦囊妙計，充分顯示了他「狗頭軍師」的伎倆。劉少奇被徹底打倒，就是從這次密談開始的。
本來，雖然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轟了劉少奇一炮。但是，後來劉少奇寫了檢查，毛澤東看了，在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基本上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部更好。」毛澤東的話，在那時「一句頂一萬句」，劉少奇似乎度過了政治危機，可以喘一口氣了。在黨內，劉少奇還名列第八位。
張春橋深知，要幹掉劉少奇、鄧小平，唯有借助於紅衛兵。正因為這樣，他親自給「蒯司令」掛了電話。
密談後的一個星期，上萬紅衛兵湧上北京街頭（除清華外，北大各校也紛紛響應），「打倒劉、鄧」之聲震撼首都，雪片般的傳單撒向全國，掀起「打倒劉鄧」的高潮。
12月30日，江青和姚文元來到清華大學，當眾緊緊拉著「蒯司令」的手，講了許許多多鼓勵的話。頓時如同火上加油，清華大學紅衛兵「打倒劉、鄧」的聲調變得更高了。誠如蒯大富當時所言：「江青同志和姚文元同志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大大提高了我們清華井岡山的威望和影響，說明我們打劉少奇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清華大學紅衛兵們沸沸揚揚，江青、姚文元發表演說嘰哩哇啦，唯有張春橋像「隱身人」一般神不知，鬼不曉：他與蒯大富密談時，再三關照，只是「隨便聊聊，不要往外說」；江青去清華時，張春橋不去，卻要姚文元替他去……他是一個擅長搖鵝毛扇的人物。倘若借用毛澤東當年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的話來形容張春橋，倒是非常妥切：「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
如果不是後來蒯大富成了階下之囚，作了交代，那麼誰也不知「打倒劉鄧」之火，是張春橋點起的。
張春橋的陰險，也就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