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下棋一般，張春橋已經對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將了兩軍：
第一回，借助於「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總司」，將了一軍；
第二回，借來「大炮」聶元梓，猛轟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紅革會」，把上海中學、大學紅衛兵組織起來，策劃「《解放日報》事件」，又將了一軍。
深謀遠慮的張春橋，正籌劃著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將死。
「看來，一定要來個『內外夾攻』。」回到北京，張春橋跟姚文元說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聶元梓從外面進攻，上海市委還是倒不了的。」姚文元這個「秀才」，如今居然也滿口軍事術語了。
「我看，這一著棋，要由你出面——爭取丁學雷和羅思鼎起義，來一個『後院起火，中心開花』。」張春橋說著，劃了一根火柴，點起了香煙，「丁學雷、羅思鼎都是你腳碰腳的文友。你給他們打電話，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應下來。
從1966年11月29日起，姚文元與上海丁香花園之間，架起了「熱線」，「丁學雷」和「羅思鼎」要出馬了。
丁香花園旁邊，有一幢小洋樓，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所在地（嚴格地講，那座樓不屬於丁香花園範圍）。寫作組建立之際，正是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的時候。秀才們也真會動腦筋，取丁香花園的「丁」為姓，以「學雷」為名。於是，上海報刊上常常出現署名「丁學雷」的文章。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真有「丁學雷」其人呢！
丁學雷寫作組負責人，便是徐景賢。
至於羅思鼎，取義於雷鋒的名言「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亦即「螺絲釘」的諧音。羅思鼎寫作組的負責人即朱永嘉。
此處單表徐景賢其人。筆者曾於1984年11月，在上海市監獄，對徐景賢作了錄音採訪。徐景賢出獄之後，筆者也與他多次見面。
徐景賢
徐景賢，上海人叫他「徐老三」。其實，他並非排行第三，卻是因「文革」中，上海的「老大」乃張春橋，「老二」乃姚文元，他是「老三」。
徐景賢比姚文元小兩歲。論筆頭，他不比姚文元差；論口才，遠遠勝於姚文元。他長著「奶油小生」般的臉，頗有風度。作起報告來，一口氣講三四個小時，滴水不漏。倘若把他的報告整理成文字，便是一篇思路很清楚的文章。
徐景賢的人生經歷，與姚文元有許多相似之處。
徐家原在上海郊區奉賢縣縣城——奉城鎮。在鎮的東街8號，開過一家名叫「東王成」的布店，後來改為百貨店，那便是徐景賢的老家。雙開間的門面，雇兩三個夥計，日子小康。
1904年，徐景賢之父徐宗駿出生在那裡。徐宗駿又名徐雅平，1917年小學畢業以後，就離家到松江上中學。1921年，他考入南京的東南大學化學系。1926年夏天，他從東南大學畢業之際，正值中國處於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他回到了奉城老家。在這縣城裡，大學畢業生並不多見，22歲的徐宗駿受到了鄉親們的尊敬。
就在這個時候，徐宗駿在鎮上結識了當地豪紳之子李主一。李主一也是個知識分子，與徐宗駿情趣相投。不久，徐宗駿才知道，李主一是中共黨員。在李主一的介紹下，徐宗駿在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則在潘漢年介紹下，於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徐、姚的父親的經歷，也是那麼的相近。
經李主一提議，借助於徐宗駿在當地的影響，於1927年在奉城創辦了私立曙光中學，徐宗駿出任校長。學校裡來了兩位湖南口音的老師，皆姓劉，人稱「大劉」、「小劉」。大劉名叫劉德超，又名劉柄；小劉則是大劉的堂弟，名叫劉先齊。
在今日中國，劉先齊這名字，幾乎無人知道。這個當年的「小劉」，後來變成了「劉曉」——把「小劉」顛倒了一下。劉曉是中共著名人士之一，1931年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4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解放後，出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徐宗駿手下，除了「大劉」、「小劉」之外，還有李白英、王厚生、姜兆林、姜輝林、范純、范志超、張模、周務農等進步教師，其中大都是中共黨員。曙光中學成立了中共黨支部。後來，這個黨支部擴大為淞浦特委，負責人之一便是劉曉。李主一則出任曙光中學校董。
曙光中學成了「共產黨老窩」，這消息傳入奉賢縣縣長的耳朵。
1928年4月，趁學校放春假之際，國民黨縣政府逮捕了李主一，查封了曙光中學。
1928年4月7日，上海《申報》第3版刊登了徐宗駿的「自首申白」。
不久，李主一被國民黨槍決，為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徐宗駿逃往上海，起初在一所中學任教，後來到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擔任教師。從此，他埋頭業務，脫離了共產黨。這一段經歷，又大致與姚蓬子類似，但徐宗駿沒有像姚蓬子那樣成為叛徒，為人也比姚蓬子老實。
1928年8月徐宗駿與戴秋楠（前妻）結婚。1933年，戴秋楠生下一子，取名徐景賢。
徐景賢小學畢業後，正值父親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兼任化學教師，他考入了這所在上海赫赫有名的老牌中學。父親的政治生涯，畢竟給了他以影響。在中學裡，他接觸了中共地下黨支部。
解放後，頭腦靈活、筆頭又快的徐景賢，成了中共華東局宣傳處的一名幹事。寫寫總結，起草文件，替領導擬個發言稿，這些工作鍛煉了他的政治才幹。
1957年，在「反擊右派」的時候，上海《解放日報》上最活躍的是姚文元，而張春橋則用各種各樣的筆名發表文章。這時，也冒出幾篇署名「徐景賢」的文章，向「右派分子」發射幾發炮彈。
此後，徐景賢寫了一些報告文學。他的父親是「老交大」，在交通大學當了20來年的化學教師。這使徐景賢熟悉交大，瞭解交大。他以交大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穆漢祥的事跡為題材（迄今，上海交大校園裡，仍屹立著穆漢祥紀念碑），寫了人物傳記《穆漢祥》，連載於《中國青年》雜誌。
他寫起雜文、政論、影評來了。他的發跡跟姚文元一樣，關鍵的一步棋，是被張春橋看中，調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從此，他可以不斷地從張春橋那裡聽到柯慶施的聲音。他關心政治，勝於關心文學。他花大量的工夫，用來揣摩、猜度柯慶施的腦子裡在想些什麼。
作家的名聲是與作品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徐景賢很想成為一個作家，無奈，他在報上所發表的雜七雜八的文章，很難算得上是正兒八經的作品。
機會終於來臨。聽說上海戲劇學院排演了陳耘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很不錯，柯慶施去看，他也趕緊隨之同去。柯慶施正在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年青的一代》正合他的心意。於是，柯慶施派人幫助提高這齣戲的質量，以求在全國打響，樹為「寫十三年」的「樣板」。柯慶施派誰去呢？派的便是市委寫作班支部書記徐景賢。
徐景賢在「提高」的過程中，參加了創作，成了作者之一。於是，隨著《年青的一代》在1964年3月成為文化部的獲獎優秀話劇，隨著話劇搬上銀幕，徐景賢名聲大振。
1965年，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出版了徐景賢的書《生命似火》。他興高采烈地在樣書上題字，廣贈文友。
就在這個時候，姚文元不聲不響地在那裡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那篇大塊文章突然在《文匯報》上冒出，曾使徐景賢感到震驚，感到嫉妒，也感到失落——姚文元太不夠朋友了，連半點風聲也不漏！
「姚文元」這名字變得炙手可熱。一時間，徐景賢無法靠上張、姚那條船。他畢竟是市委寫作班子的核心人物，在張、姚看來，他是陳、曹線上的人物。於是，當「安亭事件」風起雲湧之際，徐景賢所忙碌的事，竟是為陳、曹起草檢討書！他受到造反派的大轟大嗡。
眼看著陳丕顯、曹荻秋大勢已去，敗局已定，善於隨機應變的徐景賢，已在向張、姚暗送秋波了。他已準備好扯起白旗，反戈一擊了。
形勢不斷吃緊。1966年11月25日「羅思鼎」頭頭——上海市委寫作班丁學雷小組負責人朱永嘉被復旦大學紅衛兵揪回學校，進行批鬥。紅衛兵送給他一個雅號，叫做「黑秀才」。紅衛兵勒令朱永嘉交代，在市委寫作班裡，接受過陳、曹什麼「黑指示」，替他們寫過什麼「黑文章」。反正什麼都要加一個「黑」字：黑線，黑幫，黑話，黑筆桿。
27日夜，丁香花園附近出現復旦大學紅衛兵的身影。他們前來捉拿「丁學雷」，要把「黑秀才」們一鍋端掉。
火燒眉毛，徐景賢終於在28日清晨，撥通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組」的長途電話，向張、姚求救。
「時候到了！」剛從上海返回北京的張春橋，與姚文元計議了爭取「丁學雷」、「羅思鼎」的「起義」之策。
明暗兩線，通向徐景賢：明裡，姚文元從「中央文革小組」給徐景賢撥電話；暗裡，張春橋掛電話到上海康平路家中，把意見告訴文靜，再由文靜轉告徐景賢。
姚文元的一個電話，就救了朱永嘉。姚文元在長途電話中，囑令徐景賢轉告復旦大學紅衛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罷官》中，做了許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們馬上釋放朱永嘉同志……」
果真，朱永嘉跳出了「牛棚」。
徐景賢深有所感。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當年「腳碰腳」的文友姚文元，如今一個電話就那麼管用。「中央文革小組」，有著無形的、龐大的權力。在「《解放日報》事件」的猛烈衝擊下，上海市委已變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賢已經意識到，張、姚取代陳、曹，一統上海，是大勢所趨了。
姚文元一次次通過電話，催促徐景賢亮出「起義」之旗。
1966年12月12日晚上，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催促秀才們趕緊「上火線」。姚文元問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後，寫作班子能不能成為我們的工作班子？」
政治「靈敏度」非常高的徐景賢，馬上意識到，這是封官許願之言。一旦打倒上海市委，在陳丕顯、曹荻秋下台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理所當然會坐上上海的第一、第二把交椅。但是，他們的目標，是在中央立足，是坐在北京遙控上海。正因為這樣，他們需要在上海挑選一個信得過的「老三」，建立一套「工作班子」。這樣，寫作班子的秀才們一旦「起義」，就會一一封官。
第二天下午，徐景賢緊急召集寫作班子的全體秀才，傳達了姚文元在電話中透露的重要信息。秀才們都是聰明人，真的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人物。決定寫作班子命運的這次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子夜，秀才們越談越興奮，文縐縐的話語裡充滿火藥味：「我們不再做舊市委的『奴隸』！」「我們要照『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辦事。」「我們要殺回馬槍！」「我們要來個『裡應外合』！」「我們要向外拋出陳、曹的『核心材料』，從內部攻破堡壘！」。
會議的溫度升到沸騰之際，市委寫作班黨支部副書記郭仁傑站了起來，他激動萬分，說出了一段「名言」：「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現在到了決定我們寫作班命運的時候了，現在正需要一面從市委內部殺出來的旗幟——那就是我們！」
後來，「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這一「新潮」口號，在上海廣為流傳：成為街上的大字標語，成為遊行時高呼的口號，成為大會主席台兩側的對聯。
不過，秀才們喜歡鑽牛角尖。有人反覆推敲著，覺得「造反才知主席親」一句語病甚為嚴重：第一，「主席」指誰？須知，當時主席是毛澤東，而國家主席是劉少奇，怎麼可以只寫「主席」呢？第二，即使寫成「造反才知毛主席親」，也不行。試問，你什麼時候「造反」？還不就是在「文革」中才「造反」的。難道在此之前，你就一點也不知「毛主席親」？
這兩點，不用「上綱」，就已經在「綱」上了。於是，趕緊加以修改，改成：「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毛主席親。」如此這般，才終於「無懈可擊」。
市委寫作班的動向，被《支部生活》（中共上海市委內部刊物，全市黨員幾乎人手一冊）的造反派頭頭王承龍獲知，遂與寫作班建立「聯合陣線」。這兩支秀才隊伍，在中共上海市委內，豎起一面造反大旗，名曰：「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
聶元梓來「串連」了。她與徐景賢初次見面，便非常投機。他們這次會面產生的成果，就是擬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動「戰略」口號：「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秀才很注意修辭的不重複性。徐景賢和聶元梓分別用「炮打」、「火燒」、「揪出」、「打倒」、「砸爛」，體現了「政策」的「不同」。
12月18日下午，這個口號在上海文化革命廣場高喊著。這是一個「後院起火」的大會。扇形的會場，寬大的主席台，上面高懸橫幅：「批判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召開這個大會的，便是「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這是「聯絡站」的第一次公開亮相。
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徐景賢、王洪文、孫篷一（聶元梓於16日離滬返京）等等，大會主席為郭仁傑。坐在台下接受批判的有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楊西光和常溪萍作為「反黨分子」，押上了主席台。
徐景賢以他懸河般的口才，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歷數上海市委的「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這是徐景賢第一次以「造反派」身份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中。
幾乎每一個步入文化廣場的人，都得到一份傳單。這份傳單可以說是「秀才造反宣言」。
現把傳單全文照錄於下：
最高指示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聲明
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怒濤，正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的方向，衝開一切暗礁、險灘，奔騰澎湃向前猛進。
今日上海，「革命造反有理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革命工人群眾奮起造反了。革命造反派小將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勇敢、更堅定、更聰明、更成熟了。革命學生同工人群眾開始相結合了。廣大受蒙蔽的幹部和群眾，也正在覺醒，在掙脫反動路線的枷鎖，開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邊來了。上海市委內部的一小撮赫魯曉夫式的壞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亂。這樣革命的大亂好得很！
我們——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全體工作人員和市委文革小組成員徐景賢（丁學雷小組負責人）、朱永嘉（羅思鼎小組負責人）鄭重聲明：我們要造反，我們要造上海市委頑固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們要造上海市委內部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爺們，我們這個反是造定了。你們把那些慣用的什麼打擊迫害、造謠中傷、欺騙拉攏、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統統使出來罷。我們有毛主席撐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將支持，有廣大工農兵革命群眾的支持，什麼都不怕。我們上了梁山，就決不再回頭。而你們，除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外，休想撈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消息飛快地傳到「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笑了，張春橋笑了，姚文元笑了。
張春橋要姚文元打電話給徐景賢：「口號提得很好，四個人分四檔，表示是有區別的。」
就在這時，剛剛返回北京的聶元梓給張春橋打來電話，要匯報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張春橋已處於「百忙」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