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打常」，不可不寫那個「狗頭軍師張」。
就在聶元梓到達上海之前——11月11日，張春橋坐飛機不可一世地回到上海。張春橋彷彿「欽差大臣」一般，凌駕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趕往安亭，簽署了「五項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時候，張春橋仍「撥冗」與到達上海的聶元梓聯繫。
11月24日，張春橋已決定當天飛回北京。就在離開上海的匆忙之際，他在那華麗的俄式建築物——上海友誼電影院，接待了華東師大的造反派，對常溪萍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這時候，他一副「左派」面孔，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為聶元梓「揪常」鼓勁撐腰。
幸虧當年的造反派們用錄音機錄下了張春橋的講話——本來是作為「中央首長指示」，如今卻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且看張春橋在台上是怎樣演戲的：
我對常溪萍也不是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過去聽說他比較好，我又沒有與他同過事，坐在桌面上，見見面，這對幹部是不能瞭解的。我覺得看一個幹部應看全部歷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時一事的表現來判斷好壞，這是對的。但是……
張春橋在談完自己的「認識過程」之後，在「但是」後面說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關鍵的問題上，雖然是一個時候、一件事，但這個事比較大，是關鍵問題，是在關鍵時刻，是在關鍵問題上，這就不能與平時所說的一時一事表現等同了。
在過去，我們對北大那件事，還僅僅認為是一個孤立的事，就那麼一個學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後，揭發出大量事實證明，那就要與彭真、陸定一聯繫起來看。原先我還沒有把彭真、陸定一當作壞人，問題沒有揭出來。而現在揭出他們的問題，再來看常溪萍的問題，覺悟就提高了。這不是個別的事，而是彭真鎮壓文化大革命採取的第一步驟。
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方面突破了，就要把別的問題統統帶出來。當時批《海瑞罷官》一個劇本，為什麼彭真那樣震動？當時不能理解。現在理解了，瞭解了。因為批《海瑞罷官》就要帶到吳晗，提出吳晗就要提到鄧拓。把鄧拓提出來，三家村就提出來了，那麼彭真問題就提出來了。彭真問題提出來了，那麼，對常溪萍的問題，我覺得應該重新研究。
經過張春橋這麼一「拎高」，常溪萍的問題上「線」了，上「綱」了。
不過，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陸、羅、楊」的「彭、陸」聯繫在一起，「拎」得還不夠高。張春橋又繼續往新的高度上「拎」，又「但是」起來了：
但是，在那個時刻，還沒有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常溪萍給中央的信，是鄧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我對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揭開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對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認識過程……
現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少數派給我送來的材料很厚，你們今天又給我一疊。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沒有把常溪萍當作一個重大問題，現在我感到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了，要把這個問題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們要我今天講，常溪萍是什麼性質，我今天還不能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講。但是在北大問題上，他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一下子捲進去了，你想扮演一個正確的角色，結果扮演了一個特務……
我希望能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問題作為一個孤立事情，把當時階級鬥爭形勢，把兩條路線鬥爭，與彭真聯繫起來看，這個問題的認識可能就比較統一了。
經過張春橋這麼一番「上掛下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常溪萍的問題一下子變得嚴重起來，成了「特務」，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這個時候，聶元梓在上海公佈了她離京之前「炮打」鄧小平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11月8日，把常溪萍和鄧小平聯繫在一起進行「批判」：「要徹底鎮壓北大社教運動，就必須奪工作隊的領導權。於是鄧小平就利用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頭號叛徒常溪萍的告密書，下令召開了鎮壓工作隊革命派的民族飯店黑會，撒了隊長張磐石同志，換上了黑幫分子許立群，常溪萍也被塞進了工作隊的九人領導小組。革命的工作隊於是成了反革命的還鄉團。1965年我國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發生了。常溪萍至今還有恃無恐，恃的就是鄧小平。」
張春橋和聶元梓一唱一和，頓時使華東師大的「反常」派聲勢大振，以致使「反常」擴大到上海全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打倒大叛徒常溪萍」的巨幅標語。
「反常」，一切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