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著手起草寫給中央的信。
他畢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3月4日的信，尚未見到復函。他有點焦急，在3月11日又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信中，他除了談了張磐石最近如何抵制鄧小平的意見之外，還重申了他要給中央寫信的決心：「在總結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見，基本上都遭拒絕。我沒有再說什麼，以免形成頂牛，但，我想，應當向中央反映一下情況，否則會犯自由主義，不知可否？請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個著重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急如焚。
張春橋又拿起鉛筆，在「春」字上畫了一個圓圈。
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們聚集在康平路會議室裡，研究常溪萍的兩次來信。
楊西光很詳細地寫及這一過程：「常溪萍對北大運動有些意見，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張春橋都認為這是正當的，同意他這樣做。為了更慎重起見，我們還把常信的內容向市委書記處所有成員匯報了。在一次書記處辦公會議上，由陳丕顯同志主持談了一下，都認為按照組織原則，常這樣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寫信反映，也可以向有關組織口頭反映。在工作隊內部可提出問題是我和張春橋與他個別談話時也已告訴他。這樣，我就通知當時教衛部辦公室負責人邱敏珠同志把市委的意見告訴常溪萍了。」
張春橋對於常溪萍給中央寫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這是有著確鑿的人證、物證的。
常溪萍是一個組織觀念頗強的人。他在徵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後，找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談了自己的意見。萬里的意見與他一致。他又找張磐石當面交換意見，談了自己的看法，張磐石與他如針尖對麥芒，怎麼也談不攏，沒有商量的餘地。
考慮再三，常溪萍終於在3月17日，寫定致中央的信。考慮到中央是鄧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慮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考慮到陸定一是中宣部部長、張子意是中宣部副部長（北大社教工作隊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雙重領導），常溪萍的信是這樣寫的：
小平、彭真、定一併子意同志：
我向中央和宣傳部反映一個情況。
張磐石在領導北大的社教運動中，採取了一系列的對中央書記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錯誤態度和做法……
這裡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1964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在1966年5月16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撤銷，建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
常溪萍在信中批評了張磐石的一系列錯誤，肯定了北大陸平、彭珮雲、宋碩的意見。（請注意，一年多以後，聶元梓等七人拋出的那張震驚全國的大字報，標題便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3月19日，常溪萍發出了這封觀點鮮明的信。
3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約見常溪萍，他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這時，萬里也向鄧小平反映了意見，與常溪萍的見解一致。
萬里曾回憶道：「我曾在中央書記處會後，將我召開北大系總支書記會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其中把張磐石的情況向鄧小平匯報了。鄧問我常溪萍怎樣？我曾向他介紹常是正派人。」
3月30日，鄧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語：「我看張磐石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現作風不正派，對『二十三條』是患得患失的，牴觸的，似乎要考慮改換工作隊領導問題，否則就只能調換陸平等人的工作，再這樣頂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損失。」
就在鄧小平作了批示後不久，張磐石被調換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一位同志擔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隊領導。這樣，北大社教運動「左」的傾向得到了糾正。
對於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隊七個多月的工作，萬里曾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常溪萍是個好同志，這個同志在北大社教運動中表現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間，我跟小平同志說過，張磐石把北大社教運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志寫信向中央反映張磐石的問題是符合事實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志信寫得很好。
聶元梓把陸平說成是壞人，而陸平是個好同志，聶元梓才是混入黨內的壞人。
常溪萍同志就是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
正是因為常溪萍「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秉公直言，向鄧小平等如實反映了北大社教運動中「左」的錯誤，聶元梓把利箭對準了他。
聶元梓等17人的大字報《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經「中央文革小組」轉交，終於在上海市委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同時貼出來了，一時成了上海一大「新聞」。
常溪萍在華東師大擔任黨委書記達十年之久，工作踏踏實實，在師生中享有頗高的威信。
劉佛年教授對他的印象是：「我初見他的時候，發現他穿著很樸素。他彷彿對個人生活很不關心。身上一年四季總是幾件舊衣服。共事十多年，幾乎沒有看見過他添過什麼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當成一位農村的小學教師。」
華東師大黨委幹部姚柞訓記得：「我有將近五年的時間，住在他的宿舍的一個房間裡，經常發現常校長只睡五六個小時的覺，運動期間只睡三四小時，通宵達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撲在黨的工作上。」
夏鶴齡、孫殿林等同志回憶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常溪萍同志每天是這樣工作的：清晨，他打掃自己包干的垃圾箱，然後來到共青操場，和同志們一起做廣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沒有會議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學一起聽教師講課，或者到系裡參加教研室的活動；午飯的時候，我們又經常看到常校長在食堂瞭解情況；下午，一般是他學習、辦文或開會的時間。到下午4點半，他總來到共青操場或文史樓旁的操場和師生們一起打球；晚飯以後，常校長又出現在學生宿舍、圖書館……」
膳食科冷海天記得：「學校裡淹了大水，常溪萍同志親自撐船，把燒好的姜茶送給伙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動。」
司機龐學友則記得[1]：「在汽油供應緊張的年月，常校長為了節約汽油，寧願騎自行車去嘉定看望同學，不坐小汽車。後來，他學騎摩托車，想不坐小汽車，結果摩托車摔在溝裡，他斷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嘩啦啦飄的那些日子，儘管人妖顛倒，儘管常溪萍已調離華東師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從師生們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還不那麼容易。
在「文革」初期，華東師大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並不多。揭來批去，無非是些「大路貨」：《常溪萍是修正主義教育黑線的推銷員》、《常溪萍抓衛生、抓籃球為了什麼？》、《常溪萍重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常溪萍階級鬥爭觀點到哪裡去了？》、《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這些大字報不僅標題一般，而且內容也空空洞洞，無非開頭引幾句語錄，中間舉幾個例子，結尾喊幾句口號，如此而已。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卻如重磅炮彈，在華東師大炸開來了！
不過，雖然爆炸的衝擊波過去之後，常溪萍的臉上只落上一些灰塵，並沒有被抹黑。因為那張大字報，除了一連串「黑幫分子」、「政治投機家」之類大帽子之外，並沒有多少足以動搖人心的貨色。它的衝擊波，充其量只不過是「中央文革小組」和作者「聶元梓」在當時所享有的特殊名聲而已。
一陣風過去了，華東師大又恢復了平靜。
再轟！聶元梓在1966年9月20日，再向常溪萍發射一炮：還是17人簽名，寫了第二張大字報，題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是個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鎮壓北大社教運動進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鋒》。
第一張大字報不過千把字。這一回，洋洋數千言，竭盡誣、騙、罵之能事，硬給常溪萍安上了個「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顆炮彈的衝擊下，華東師大師生對常溪萍的態度起了變化，分化為「反常」和「保常」兩派。
「反常」派唱著聶元梓的調調，咒罵起「大叛徒常溪萍」來了。但是，「反常」派畢竟只是少數派。「保常」派佔多數，高舉「心向黨」大旗，跟少數派論戰。
平靜的校園裡起風波了：這邊，「鬼見愁」戰鬥組的大字報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徑」；那邊，「天安門警衛連」戰鬥隊貼出大字報《常溪萍是好人犯錯誤》；緊接著來了個「刺刀見紅」戰鬥組「刺」向了「天安門警衛連」；「紅色鋼鐵」戰鬥隊上台了，跟「刺刀見紅」來了個「刺刀見紅」。
在眾多的大字報中，中文系四（3）班「紅旗」戰鬥隊貼出了《一論常溪萍》、《再論常溪萍》、《三論常溪萍》這樣的「系列」大字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幸虧當年大字報的底稿尚在，現在讀來，時隔二十年，仍頗為感人。
這是「紅旗」戰鬥隊在1966年10月3日貼出的批駁聶元梓的大字報，以理服人，寫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為不可動搖的結論了。
他們說，常溪萍在給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同志的談話，是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的看法是，向黨的上級機關通過正常的途徑反映意見是每一個黨員的權利，是正當的，是合法的，是無可非議的。有的人把這種行為稱為「告密」，是毫無道理的，極端錯誤的。
這封信是寫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的。根據黨章規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履行這樣的義務：「向黨的領導機關直到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也有這樣的權利：「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有些人竟把這種黨員的正當的合法的行為，稱之為「告密」，不知道這些同志是怎樣看待我們黨的領導機關的？
聶元梓的第二張大字報，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點焦急了，咒罵華東師大是「常家王國」、「常家王朝」，咒罵常溪萍是「常霸天」。
罵也無濟於事。華東師大的「保常」勢力「頑固」得很哩！
終於，江青電召聶元梓來到花園街×號；
終於，聶元梓坐著軟臥專程來滬「揪常」；
終於，華東師大校園裡出現那個戴著大口罩的神秘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