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大字報背後的尖銳鬥爭
張春橋選取了「砸爛」常溪萍作為推倒中共上海市委的突破口，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1966年7月25日晚，一輛又一輛小轎車駛入北京大學校門。
此刻，北京大學大操場上燈火輝煌，萬名師生集聚那裡，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群眾大會即將開始。但是，主席台上依舊空空如也，意味著可能會有重要人物出場，全場只得以高唱革命歌曲來暫且填補等待的時間。
一連串小轎車在夜幕中駛入北京大學幽靜的燕南園，停在64號前。
一個又一個「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從轎車裡出來了：顧問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組員戚本禹等。
聶元梓早就在門口迎候他們的光臨。
這麼多「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傾巢而至，當然決非尋常。待「首長們」坐定之後，聶元梓手下的一員大將C，見張春橋在座，抓緊時機，挑出了一個與當晚大會並不相干的問題——常溪萍問題。
C問江青：「6月份，我們給上海市委轉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臉轉向張春橋：「春橋同志，你們收到了嗎？」
張春橋馬上答話：「收到了，正在市委領導中傳閱。」
C趁機說：「我們給常溪萍寫了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能不能幫我們轉一轉？」
江青當場拍板：「可以幫助你們轉，你們把大字報拿來吧！」
C趕緊離開燕南園，奔向哲學樓，從辦公室裡拿了一卷黃紙頭。
那是一份事先已經寫好的大字報。17個人簽名，打頭的名字便是聶元梓。
當C風風火火趕回燕南園64號，「首長們」已在大操場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連忙趕到會場，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黃紙頭塞到張春橋手中。張春橋接過黃紙頭，說了一句話：「保證轉到！」
這一過程，不僅C後來在1979年9月24日作了詳細交代（C是那張大字報的17個簽名者之一），而且張春橋1966年11月24日在上海友誼電影院，也談道：「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
張春橋的面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當他回到釣魚台，打開這卷黃紙頭，他眉開眼笑——他釣了一條大「魚」！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
大字報一開頭，那語氣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們得知常溪萍負責領導上海的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分震驚！
常溪萍究竟是什麼人？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隊中的政治投機家……
張春橋不由得拍案叫絕，他處心積慮，日夜盤算著如何轟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彈不夠，而這卷黃紙頭正是一發重磅炮彈！
須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張大字報轟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軼歐「指導」下，聶元梓等七人在1966年5月25日貼出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炸開了北京大學這個缺口，導致6月3日「撤銷北大黨委正副書記陸平、彭珮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大黨委」，導致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6月4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歡呼「新勝利」。
如今，張春橋手中的這張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說，這是「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能不能把上海的華東師大，變成第二個「北京大學」？能不能把常溪萍，變成第二個「陸平」？
轟倒上海市委，看來要從常溪萍身上打開缺口！
頓時，張春橋彷彿覺得，那卷輕飄飄的黃紙頭在膨脹，變成了一顆碩大無朋的巨型炮彈。
怎樣把這顆重磅炮彈，從北京發射到上海呢？
如果讓張春橋自己來發射，未免過分暴露。他向來頗為諳熟借刀殺人之法。
真是難得的巧妙機會：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前來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住在北京飯店。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也出席會議。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春橋出了難題給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報帶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帶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轟上海市委，當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將落個「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受張春橋迫害的上海華東師大黨委書記常溪萍夫婦
1971年6月14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寫及此事經過：「1966年7月25日晚間，北大師生開群眾大會，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就的一張對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字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結果，決定去請示康生。26日見到康生，談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裡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社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見曹荻秋，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他的妻子正「指導」著聶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據他的意旨在辦事。有著如此微妙的關係，他不會對那張大字報明確表態。他跟張春橋一樣，在這種場合都喜歡打「太極拳」。
曹荻秋讓秘書糜欣祥給鄧小平的秘書掛電話。
8月1日上午8點多，糜欣祥掛了電話。很乾脆，將近11點，鄧小平的秘書就來電話，請曹荻秋馬上去中南海。
曹荻秋立刻趕到鄧小平家。
鄧小平抽著煙，聽著曹荻秋講述那張大字報。鄧小平對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情況十分瞭解，乾脆利落地作了答覆。
曹荻秋回憶道：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覆是北大社教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作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會告訴康生。
這樣，那張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就扣押在我那裡，這就起了保護常溪萍的作用。
鄧小平的意見，很快就從康生那兒傳到江青耳朵裡。
江青惱怒了，說道：「上海市委不貼這張大字報，我去貼！」
曹荻秋寫下這樣的回憶：
不幾天，江青在會場上見到我，對我說：常溪萍這張大字報你們如不送回上海，你們市委要被動的。
原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當時在側。他於1977年6月11日也寫下這樣的回憶：「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散會的時候，當曹荻秋和我出會場門外的時候，江青趕上來質問曹荻秋說：『北大寫給華東師大常溪萍一張大字報，如果不在華東師大很快地貼出來，你們上海市委就要被動。』江青講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親耳聽見的，也看見的。」
曹荻秋迫於無奈，回到北京飯店，只得囑咐秘書：「把那張大字報交機要交通員帶回上海，在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兩個單位貼一貼就行了。」
曹荻秋還打長途電話到上海，把情況告訴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
就這樣，本來在那年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盛行，誰都可以刷一把糨糊，貼一張大字報，而聶元梓等寫的一張大字報，卻要牽動那麼多高層人物，要借「中央文革小組」的「虎威」，轉到上海。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充滿著火藥味兒。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並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澤東在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會。
毛澤東還公佈了他在8月1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從此，紅衛兵運動如潮如湧，在全中國捲起狂瀾。
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誠如後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就在會議結束的那天——8月12日，曹荻秋收到了張春橋的一封親筆信，所談的又是關於常溪萍。全文照錄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陸平計劃，有一條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爭，已經貼出去了。據康生同志告訴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裡也說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此事，請你回去後同市委同志好好議一議，不然很被動。
春橋
江青說「你們市委要被動的」，張春橋也說「不然很被動」，如出一轍。顯然，他們私下商量過怎樣整常溪萍。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把來自北京的信息轉告上海市委的常委們，常溪萍一下子成了眾所關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議了對策。如同楊西光所回憶的：「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只得同意，但我們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後住到上海駐京辦事處去……過不久，中央文革小組又通知說，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麼會成為聶元梓的眼中釘、肉中刺？怎麼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必欲置於死地的冤家對頭？
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那時常溪萍擔任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
1965年1月，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隊長兼黨委書記張磐石，正坐在他的辦公室——北大專家招待所裡，皺著眉頭，翻閱著常溪萍所寫的一份工作報告。看罷，他提起筆，在報告的天頭上寫了一個很大的「右」字！
張磐石和常溪萍本來素昧平生，只是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張磐石對常溪萍的印象是：「開始還以為他是穩，其實是右！」
張磐石和常溪萍在對待北大社教運動問題上，產生了明顯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運動，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62年起逐步在全國展開。最初，在農村叫「四清」運動，即「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在城市叫「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以及反對分散主義、官僚主義」。
社教運動走過了曲折的路——1964年初，毛澤東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共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這個文件對於糾正「左」的錯誤、縮小打擊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教運動的面越來越寬，從農村擴大到工廠，到學校。北京大學被確定為全國大學中的社教運動試點單位。1964年11月，黨中央從各地高教部門調集了200多名幹部，組成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上海當時共有24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級、一名處級幹部，作為北大社教工作隊員。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帶隊。到了北京之後，工作隊成立黨委，設一名書記、四名副書記，常溪萍是副書記之一，兼北大西語系工作組組長。
張磐石和常溪萍在工作中產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來，張磐石太「左」；在張磐石看來，常溪萍太右！
他們分歧的焦點，又集中在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身上。張磐石要把陸平打成壞人，而常溪萍則認為陸平是好人犯了些錯誤。
在一年多之後，由於北京大學成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轟擊的單位，陸平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集中攻擊的目標，常溪萍和張磐石當年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分歧，也就隨之成為眾所矚目的大是大非。
陸平經過十年磨難，得以倖存。1981年10月，陸平寫下一段對常溪萍的帶淚的回憶：
1964年冬，社教工作隊在北京大學發起社教運動，把北大當作「爛掉了」的單位，打擊了一大批校系領導幹部，使北大陷於半癱瘓的狀態。烏雲籠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們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壓力，敢於堅持真理的同志隨時可能遭到無情的打擊，被打成所謂的「敵人」。我和溪萍同志就是在這種恐怖的形勢下相識的。
大約在1965年1月，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常溪萍同志要找我談話。當時，我和溪萍同志只有一面之識，對他還不瞭解，加上社教工作隊在北大的錯誤做法，不能不使我對談話懷著很大的疑慮。
我和溪萍同志談了兩個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實地一一作了介紹。在介紹的過程中，他始終認真地傾聽並提出許多詢問。在有些問題上，他還與華東師大作比較和分析。他總的認為，這些年來北大黨委是執行了黨的教育路線的。同時也有若干缺點錯誤，甚至有的是嚴重的，但成績仍是主要的。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對北大多年來的工作公正的歷史評價。我從談話中切實感到溪萍同志觀察問題是全面的，實事求是和一分為二的；態度是和藹可親並允許別人講話的。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壓人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別。我起初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並對他敢於頂歪風，堅持實事求是的高尚行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陸平所說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張磐石。
1965年12月，常溪萍回上海過春節，他向當時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市委書記張春橋作了匯報，著重談了他與張磐石之間的重大分歧。
楊西光1977年6月6日所寫的回憶材料中說：
那個時期張磐石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確實很主觀，作風上也獨斷獨行。我在1964年在北京和張磐石一次談話中已經感到，後來也陸續聽有些同志談過……1965年春節常溪萍回滬後，首先向我匯報，我相信常的意見是對的。當時市委是我和張春橋共同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約了張春橋一起聽常的匯報，當時張春橋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見，我們一致意見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條」辦事，有意見可以在工作隊中間提，也可向組織反映。在這一點上，張春橋沒有講過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麼不同意見。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學後，於3月4日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說：
昨天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文化革命問題，對北大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批評了北大工作隊的領導……小平同志說：「運動一開始即應三結合，要肯定成績，克服缺點，北大運動要總結。總之，有毛病，一去即奪權，鬥爭方式不正常，陸平被鬥得神志不清，不是黨內鬥爭的方法，陸平犯錯誤不是犯了一切錯誤，只是某些錯誤，搞得萬里見了陸平要躲開，把市委放在一邊。同意市委幫助北大黨委總結過去工作的方法，這方法很好……」……如果張磐石等老是這樣，我想向中央寫信反映一下（他們自以為是很嚴重，有許多做法很不對頭，作風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決定邁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寫信。
張春橋拿起鉛筆，在常溪萍的這封信上開頭所寫的「春橋同志」的「春」字上，畫了個圓圈，表示他已「圈閱」。這是當時領導層中流行的辦公習慣。
張春橋還在信的天頭上寫下批語：「西光閱後送丕顯、荻秋、一平同志一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