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浦江東岸楊家渡附近，有一條鮮為人知、長度只有幾百公尺的馬路——榮昌路。
榮昌路60號，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線指揮部」。
1966年12月30日凌晨，從這「前線指揮部」發出命令：向「赤衛隊」發起總攻！
夜色黛黑，寒風颯颯，三萬多名處於重圍的「赤衛隊」隊員正睏倦難熬，吃著餅乾充飢。
突然，「工總司」的造反隊員衝了過來，高喊：「赤衛隊是保皇隊！」「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
那從成千上萬的喉嚨裡發出的呼喊聲，震天動地，搖晃著康平路。一場大規模的武鬥爆發了！
由徐景賢、朱永嘉等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曾有這樣一段話，記述「工總司」的「戰功」：
30日凌晨二時左右，工人造反隊員開始向康平路的赤衛隊員衝擊，到六點多鐘，康平路書記院內的赤衛隊員全部投降。七點鐘，近二萬名赤衛隊員排成單列，分成六路，到四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傷送至醫院治療。工人造反隊員還繳獲幾百箱餅乾。
康平路一役，使「赤衛人」的主力被殲。30日下午5時45分，「赤衛隊」總部頭頭王玉璽率數萬「赤衛隊」員步行北上，聲言進京控告。步行的隊伍到達昆山時，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總司」造反隊員追來，在昆山又發生一場混戰。
王玉璽是上海鐵路局代理調度主任。他手下的調度所的80多人中，有70多人是「赤衛隊」隊員。這批「赤衛隊」隊員跟隨他去康平路，然後又北上，造成上海鐵路局無人調度，中樞神經癱瘓。從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時裡，26列客車停開，5萬多旅客無法上車，5萬多旅客受阻於中途；貨車有38列停開，積壓貨物數萬噸。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動了上海，震動了全國。
王洪文乘機把「破壞生產」、「破壞交通」的罪名加在「赤衛隊」頭上，發出了「工總司」《緊急通告》，要把「赤衛隊」各級組織的負責人抓起來。於是，「赤衛隊」的市、區兩級負責人240多人被捕。頓時，「赤衛隊」土崩瓦解！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赤衛隊」負責人馬驥曾對筆者談及[26]，王洪文指派一批「工總司」造反隊員和一群北京紅衛兵，突然闖進大隊部，抓走了他。連拉帶搡，馬驥被推上一輛冷藏車，從國棉十七廠開到提籃橋，然後押上一輛小轎車，直送上海市公安局。在那裡，馬驥無端被關押了一個多月。
就在馬驥被捕的時候，上海國棉十七廠「赤衛隊」骨幹24人也被押進了市公安局。
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中釘，肉中刺。
張春橋「高度」評價「工總司」的這一「勝利」。他頗為得意地說：「我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造反派佔優勢了。」
就在張春橋那「勝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時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裡發生了一場風波。
1966年的最後一天，亦即「赤衛隊」覆滅的這一天，一張題為《造謠派破產》的傳單在上海廣為流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傳單的作者不是別人，卻是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傳單上印著她的簽名手跡。
那傳單說：「我是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我向大家介紹一下情況，赤衛隊員是到我家來過，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們並沒有抄家。」
這一回，王洪文不敢說《造謠派破產》這張傳單是造謠，因為在電話中文靜告訴他：「維維是那麼說的！」
張維維的聲明，戳穿了「工總司」的謊言，使王洪文頗為尷尬。他不敢反擊張維維——她畢竟是張春橋的女兒。可是，這張傳單說出了真話，無疑使已經敗北的「赤衛隊」佔了理！
幸虧，幕後指揮親自出面了。張春橋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駁斥了女兒的話：「什麼叫抄家？非得砸爛了才算抄家？你們要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柯老家有什麼理由進去？我的家又有什麼理由進去？進去了，就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王洪文壯膽了。於是，「工總司」與「上海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首都紅衛兵三司駐滬聯絡站」等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居然毫不客氣地斥責起張維維來了：
張維維和她的父親張春橋同志不是一路人。……張春橋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而張維維是鐵桿保皇分子。
……
為了澄清事實，我們特此聯合聲明，張春橋同志家確實被工人赤衛隊闖進過，並且工人赤衛隊曾經在張春橋同志家靜坐示威。工人赤衛隊的大方向肯定錯了，而且一錯到底。
緊接著，文靜也發表聲明，說道：「有人指望從這裡撈取稻草，死死抓住赤衛隊沒有抄張春橋同志的家來表明赤衛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這是絕對辦不到的，赤衛隊不抄張春橋同志的家，他們的大方向也是錯誤的。」
左一個聲明，右一個聲明，總算把張維維的嘴巴堵住了，總算把《造謠派破產》掩蓋了。
[1]1988年8月22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韓哲一。
[2]據上海鐵路分局調度所於1979年12月8日提供的證明材料稱，14次列車從11月10日上午9時20分至11月11日下午4時54分止，共中斷行車31小時34分。
[3]1988年8月22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韓哲一。
[4]1988年12月19日、20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陳伯達。
[5]1988年12月19日、20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
[6]1988年12月16—18日，葉永烈在北京多次採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
[7]1988年8月22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安亭事件重要當事人、原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一。
[8]據金大陸、金光耀：《包炮：上海工總司的「產婆」》，《世紀》2012年第3期。
[9]據金大陸、金光耀：《包炮：上海工總司的「產婆」》，《世紀》2012年第3期。
[10]1988年4月14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周寶林。
[11]1986年10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耿金章。
[12]1988年4月14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周寶林。
[13]1988年8月22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韓哲一。
[14]1988年12月19日、20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陳伯達。
[15]1988年12月19日、20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陳伯達。
[16]1986年10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耿金章。
[17]1988年4月14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周寶林。
[18]1988年4月14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周寶林。
[19]1988年4月7日、11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施惠珍。
[20]1988年4月5日，葉永烈在上海的勞改工廠採訪廖祖康。
[2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86頁。
[22]1986年10月24日，葉永烈採訪上海國棉十七廠工會副主席馬驥。
[23]1988年8月22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韓哲一。
[24]1986年10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耿金章。
[25]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頁。
[26]1986年10月24日，葉永烈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採訪馬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