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張春橋已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
張春橋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巖，後來改名文靜。據其自述：「我和張春橋於1943年秋確定戀愛關係後調離工作，同年12月反掃蕩中，我被俘自首叛變。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1946年結了婚。……」
另外，在1963年「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文靜在親筆填寫的《幹部履歷表》中，承認自己有過叛變行為。
文靜在《幹部履歷表》的「何時何地被捕、被俘過，經過情形及表現如何」一欄中寫道：
1943年12月8日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擔任區委宣傳委員，日寇大掃蕩中被俘（在園坊村）負傷。由平山被壓（押）到石家莊，先在石家莊日寇司令部，後解到日寇1417部隊，在監獄中關了半年，後動搖自首，叛變了革命，為敵人作宣傳工作，達半年之久。
與文靜同時被捕的王曉初（汪雨菲）在1976年12月26日寫道：
我叫王曉初，河北平山縣人。1943年投敵，1944年春被扣到日寇駐石家莊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第一四一七部隊，與李淑芳關在一個木籠裡。後來我們一起參加了宣傳班，日本矢野中尉宣佈李淑芳為班長，為敵搞反共宣傳，積極編寫宣傳材料，記起的有「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棄暗投明」、「玩火自焚」等。她還為敵出謀劃策，搞策反宣傳。李親自講演，宣揚「中日提攜」、「共存共榮」，謾罵共產黨、八路軍，作過廣播宣傳，與日寇中西少尉秘密外出散發傳單。她參加了日寇組織的「反共同盟」。她對日寇抓捕的我方工作人員，特別是年輕的女幹部，她總是對日寇說這個是廢物，說那個思想不良，而被關進木籠。由於她忠實為日寇效勞，受到三好大佐、矢野中尉、中西少尉的稱讚，稱她是「巾幗英雄」、「新派紳士」、「女中豪傑」、「東方的摩登女士」。給她的薪金多，待遇也高。
文靜在1963年親筆填寫的幹部履歷表中承認自己曾經叛變
此外，天津市公安局在相關材料中也寫及：
文靜於1943年12月8日被捕，被捕前擔任中共平山縣郭蘇區委員會宣傳委員。同時被捕的還有另外幾位女同志。
文靜被捕以後變節投降，被日本侵略軍編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石家莊憲兵特別警備隊，番號甲1417部隊，歸日寇憲兵中尉矢野一郎管轄。文靜在變節期間，為侵略者撰寫大量反動宣傳文章、為日軍的侵華行為做辯護，鼓吹「中日滿、永親善」，她不僅在電台上播音，還參加演出，主要反動作品包括《棄暗投明》、《玩火自焚》、《李老太太的悲哀》。
陳丕顯也說[25]：
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
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幹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干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
文靜在1963年就親筆寫下自己「叛變了革命」，可是在「文革」大幕拉開之後，隨著張春橋的陞遷，「夫貴妻榮」，文靜也隨之變「紅」了。三天兩頭，張春橋從北京打電話給妻子文靜，這條「熱線」竟成為一根指揮棒，指揮著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動。文靜儼然成為上海的「張辦主任」！
在「赤衛隊」蜂擁康平路的時刻，張春橋那「熱線」通話頻頻，遙控著上海局勢。文靜一接到張春橋的電話，或即告張春橋秘書何秀文，或轉告徐景賢、王洪文，馬上便成為上海造反派的行動指令。康平路上的一舉一動，也由文靜借助「熱線」隨時報告張春橋，使張春橋瞭若指掌。
就在康平路上兩軍對峙、一觸即發的時刻，從張春橋家傳出了意外消息，導致了一場流血慘案。這便是繼「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之後在上海上演的「文革」大戲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師出有名」，歷來講究這一點。一旦有「名」，便可召喚群眾，動員群眾。陰謀家們原本無「名」，總是依靠造謠，製造借口：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村附近的一段鐵路，指責這是中國軍隊干的，以此為出師之「名」，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2年1月18日下午，住在上海江灣路山妙發寺的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等五人，在江灣向中國義勇軍尋釁，死一人。十天之後，日軍又以此為「名」出師，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
「工總司」出師橫掃「赤衛隊」，其「名」乃「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
據《工人造反報》載：
就在這一天（12月28日），「赤衛隊」竟衝入張春橋同志的家中，大聲叫嚷：「我們就是要造張春橋的反！」說什麼：在「安亭事件」上，我們早和張春橋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沒有問題。可見他們「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張春橋同志的反才是真的。這些傢伙中間少數是別有用心，大多數是受了陳、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來造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的危險道路。
……
「赤衛隊」的一小撮壞頭頭仍然一意孤行。這天（12月29日），「赤衛隊」又衝了張春橋同志的家，恐嚇張春橋同志的愛人說：「如果中央負責同志不來，到六點鐘問題還不解決，那上海就要停水、停電、停車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語道破了以陳、曹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革命計劃！
於是，《赤衛隊抄了張春橋同志的家》以至《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同志的家》之類造謠傳單滿天飛，在康平路上捲起了狂瀾。「工總司」一言以蔽之：「赤衛隊抄了張春橋、柯慶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錯了，大錯特錯了！」
所謂「抄家事件」的真相，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後來曾說得清清楚楚：
12月29日下午，何秀文風聞張春橋家被抄，立即趕去。文靜對何秀文說道：「開始，有幾個『赤衛隊』隊員進到家裡，是想找個地方坐下來。但是，看到是住家，家裡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門外走廊上和樓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後沒有再進屋。於文蘭同志（註：柯慶施夫人）給我打過電話，也說有人先敲門進屋，但一進屋看到柯老的遺像，隨即退出來了，以後也沒有再進去。」
「紅革會」常委馬立新、戴定憲、勞元一等，後來也曾清楚說明了自己當時所作的調查：
29日夜，突然到處謠傳：「『赤衛隊』沖砸敬愛的春橋同志的家。」我們特地來到康平路100號，在張春橋家門口問了文靜：「赤衛隊有沒有抄你的家？」她親口回答：「他們要找陳丕顯，敲了我家的門。我對他們說，這是張春橋同志的家，他們就走了。」
一個小時之後，張春橋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一下子就使文靜改口。黑白從此顛倒了！
電話最初是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接的。張維維記得，張春橋頭一句話便是問家裡情況怎麼樣，女兒如實答道：「『赤衛隊』並沒有抄我們的家。」
張春橋讓文靜接電話。文靜一邊聽電話，一邊不住地「嗯」、「嗯」，說「知道了」、「知道了」。
張春橋面授機宜之後，文靜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此一口咬定：「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
有文靜作證，謠言變成了「事實」。於是，上海滿城風雨，街頭巷尾刷滿大字標語：
「『赤衛隊』抄張春橋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組！」
「『赤衛隊』抄張春橋同志的家，罪該萬死！」
這種大字標語，還非常講究用色——其中「張春橋同志」用紅色顏料書寫，而其他的字則用墨汁來寫，真是朱墨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