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了這一頭，冷了那一頭。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長時間地出現在全市的電視屏幕上，變得炙手可熱，冷落了「二兵團」頭頭耿金章。
「王司令」與「耿司令」之間，原本就有過一些摩擦。這時，裂縫明顯地在擴大。
1967年1月8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組織代表雲集錦江飯店9樓。雖說已經宣稱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陳丕顯還是作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緊急剎住「經濟主義」風。
這「經濟主義」風，最初始於「簽字風」。張春橋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之後，「簽字風」漸漸在上海蔓延。
在檔案中，可以查到這樣的條子：
刻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圖章，並且供應紅布，做紅袖章，上面印上黃字。紅布共十匹，立即供應。
此致 上海市委
要求者代表 蔣××
請上海市委照發。張春橋
得寸進尺。各種各樣的條子，向上海市委飛來，要汽車的，要軍大衣的，要紙張的，要活動經費的。找誰簽？找曹老頭兒簽，找陳丕顯簽，找「走資派」簽。不簽，就鬥，就批。
最起勁的，莫過於戴立清的那個「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帶領著「紅色工人」——臨時工、合同工們，為著「工人階級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從蘭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擺過攤頭，跑過單幫，做過投機倒把生意。後來，到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當臨時工。
當「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上演後，第六場《打進匪窟》開頭有這麼兩句台詞——
匪參謀長：三爺有令，帶「溜子」！
眾小匪：帶「溜子」！
戴立清平時流里流氣，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帶」與「戴」同音，於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號。
自從扯起「造反」的旗號，「戴溜子」一抹臉，變成了「戴司令」。
這麼個「戴司令」，帶著一班「紅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1966年12月26日，受到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見」。
聽罷「紅色工人」的「控訴」，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淚。江青馬上把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叫來，當面斥問道：「我們聽到同志們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們發明的？還是你們劉主席（指劉少奇——引者注）發明的？這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舊制度！你們不為工人階級服務，還是回家好！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照這樣下去，工人得到什麼前途？什麼合同工，簡直像包身工！」
這時，康生幫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曉夫，哪裡是什麼共產黨員？你們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奪權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著說：「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個通知。一、必須允許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二、不得解雇，必須照發工資。從1966年6月1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返回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無所顧忌了。回到上海以後，帶著「紅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轉正，要求補發工資，要求增加工資。
「簽字風」日盛。特別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後，上海市委大勢已去，造反派們可以隨意把「走資派」們揪來揪去，逼著他們簽字畫押。每簽一張條子，就在經濟上打開一個缺口。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告急：從1967年元旦到1月4日，短短四天裡，貨幣流失量達幾千萬元！這些錢化為各種名目的「補助」，分發到造反隊員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個「司令部」。一個名叫「上海人力運輸裝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陳丕顯揪去，逼著他在「八項要求」上簽字。不簽的話，那就採取「革命行動」。
「簽字風」、「經濟風」越刮越厲害，令已經瀕於生產癱瘓、交通阻斷的上海雪上加霜。就連造反派領導層中一些稍有頭腦的人，也意識到這麼下去會使上海同他們自己一起毀滅。自然，譴責「簽字風」、「經濟風」，又是「走資派」們倒霉——被說成是用經濟利益「腐蝕」造反派，儘管事實上是那些造反派逼著「走資派」簽字。也正因為這樣，雖然事先料到會受到種種「批判」，陳丕顯還是去錦江飯店9樓開會——煞住經濟主義歪風，畢竟是挽救上海的當務之急。
到會的共有35個造反派組織的代表。耿金章[6]見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的朱永嘉來了，便指著他說道：「秀才，你來起草！」
朱永嘉這位「秀才」奉徐景賢之命，前往錦江飯店出席會議。
朱永嘉根據代表們的意見，一條一條記下來，湊成了10條，寫出了《緊急通告》，號召造反派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同時又要堅守生產崗位，成為『抓革命，促生產』的模範」。當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濃重了。
各造反派組織代表開始簽字。耿金章與眾不同，一人代表兩個組織簽字：作為「工總司」常委，他代表「工總司」簽字；作為「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二兵團」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團」簽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書》時，耿金章只作為「工總司」的代表簽字。當《急告全市人民書》在《文匯報》上發表之後，耿金章挺後悔，為什麼不把「二兵團」也寫上去呢？在名義上，「二兵團」屬於「工總司」，但「耿司令」並不聽命於「王司令」，「二兵團」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獨立」的旗號。於是，這一回，來了個「工總司」、「二兵團」並列。
在《緊急通告》上簽字的還有「紅革會」、「上海工人北上返滬第三兵團」、「上海市學徒造反革命委員會」、「上海革命造反委員會紅衛軍指揮部」等等。有三個造反派組織的名聲不太好，在簽字時遭到大家的反對。於是，參加會議的35個造反派組織，只有32個得以在《緊急通告》上簽字。
陳丕顯作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簽了字，表示支持。
《緊急通告》飛快地送到王洪文手裡。王洪文看罷，怒氣沖沖，說道：「我不同意簽字！這樣做，把矛頭指向群眾，給一些群眾組織（指「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之類熱衷於經濟主義的組織——引者注）造成困難！」他的目光掃過那32個造反派組織名單，大發雷霆：「『二兵團』、『三兵團』怎麼可以與『工總司』並列？他們是『工總司』的下屬組織，怎麼可以與『工總司』平起平坐？」
《緊急通告》飛快地送到張春橋、姚文元手裡。張春橋質問徐景賢道：「剛發表了一個《急告全市人民書》，為什麼又來一個《緊急通告》？」他還問：「是誰讓朱永嘉去開會的？去起草這種《通告》？」
1月10日，張春橋還讓秘書何秀文打電話盤問陳丕顯。陳丕顯的電話是何秀文親筆記下的，現存於檔案之中，如下：
報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個《緊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1月8日——引者注）我和各個左派組織開會，還找了有關部局的負責人參加，造反派提出意見，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