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最擔心後院起火。他的後院，果然起火了！
上海國棉十七廠畢竟是近萬人的大廠。「永忠隊」的力量固然強，「捍衛會」的力量也不弱。
就在「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時候，一支近兩千人的遊行隊伍走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門，浩浩蕩蕩上街，從楊樹浦朝著市區進發。工人們肩扛著巨大的大字橫幅：「火燒張春橋！」「取消雙五條！」（「雙五條」指張春橋在上海和蘇州兩次簽署的「五條」）
那面「捍衛毛澤東思想委員會」紅色大旗在遊行隊伍前面開路，清楚地表明「捍衛會」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擁有相當雄厚的實力。
這支隊伍一路上呼喊「火燒張春橋」的口號，驚動了沿途的成千上萬的市民。隊伍長驅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張春橋滾出來」，「火燒張春橋」，「雙五條是大毒草」……
又一絕密情報：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條並不引人注目的武寧路上，在那座並不引人注目的滬西工人俱樂部裡，舉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會議。
據悉，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馬驥[22]，參加了這次會議。馬驥，原本與王洪文「腳碰腳」，在保衛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兩人分道揚鑣，一個成了廠裡「捍衛會」的頭頭，一個成了「永忠隊」的頭頭，兩人成了死對頭。
據悉，良工閥門廠、上海國棉三十一廠等38家工廠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裡的秘密會議。
據悉，曹荻秋出席了會議，還發表了講話！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會議？
哦，這是一個與「工總司」命運攸關的會議：「工總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組織，反對派們也急於聯合起來，以求共同對付「工總司」。
這個新組織的名字，叫作「捍衛毛澤東思想赤衛隊」。「赤衛隊」這名字，在《毛澤東選集》第1卷《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提到過。那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縣一級、不脫產的群眾武裝組織，於1928年1月首創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那部描寫賀龍革命豐功的電影《洪湖赤衛隊》，也曾給千千萬萬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赤衛隊員真英勇，紅旗飄揚打勝仗」，那電影插曲，幾乎家喻戶曉。於是，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定語，便成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組織的響亮的名稱。
「赤衛隊」在滬西工人俱樂部召開了籌備會議。
據密告，「赤衛隊」的總頭頭，名叫王玉璽，是上海市鐵路局調度所代理主任。
在「赤衛隊」常委之中，有李詩音、金瑞章等人。
跟「工總司」不同的是，「赤衛隊」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多，老工人多，勞動模範多，先進工作者多，工廠的基層幹部多。
作為「工總司」的對立面，「赤衛隊」顯然是一個強勁的對手。
又據密告，「赤衛隊」從一開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記下的曹荻秋的講話：
「上海工人赤衛隊總部成立，我們是支持的。
「我贊成你們現在搞籌委會，因為搞籌委會比較主動。如果中央一旦決定下來，說不建立這樣的全市性工人組織，那我們還是一個籌委會嘛，隨時可以取消，沒有什麼大關係。
「只要你們成立了這樣的組織，我們會承認你們，支持你們。當然，你們可以發袖章。需要紅布，我們會給予支持。
「你們的籌委會正式成立的時候，我們市委一定派負責同志參加你們的會。所以你們建立這個組織，我們完全表示支持的態度。」
密告者還記下了曹荻秋談及張春橋的一些話：
「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來處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權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來的，錯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並不代表上海市委。
「張春橋簽署那『五條』，他是根據安亭工人的情緒和要求，以及他根據北京處理的一些情況來簽訂的，當然時間比較倉促，他的調查研究不那麼詳細的。
「我後來在蘇州也不得不簽字，那是根據中央的指示，我作為一個黨員，組織上應該服從，但是我思想上想不通。」
曹荻秋談及「工總司」的幾句話，使王洪文更為緊張：
「上海市委承認『工總司』，是被迫的，是因為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簽了字，我們不得不也簽字。那是暫時的。
「『工總司』的人員很複雜，組織嚴重不純，其中有些人是社會渣滓！……」
王洪文氣得七竅生煙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大會剛剛結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總司」常委緊急會議，商量怎樣對付「赤衛隊」。
第二天——11月26日，「上海市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果真公開宣告成立，召開了成立大會。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少庸出席了大會，向「赤衛隊」表示祝賀。
「赤衛隊」的隊伍迅速擴大。僅僅是做袖章的紅布，便用去了1000匹，號稱擁有80萬之眾。
「赤衛隊」有著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廠。頓時，在上海街頭，「赤衛隊」的鉛印傳單滿天飛：
《安亭事件真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張王牌》；
《一個造反隊員的控訴》。
王洪文翻閱著「赤衛隊」成沓的鉛印傳單，咬牙切齒道：「我們『工總司』也要大造輿論！」